第474章
狂热“粉丝”的所作所为有时候让人心惊肉跳。而那些年轻尖锐的热情，他们为偶像流淌的滚滚泪水，常常也被错误地理解为一种感性的解放，被视为这一代人内心真诚、丰盈的证据，事实上这却是一份彻头彻尾的伪证。坦率地说，只有缺乏独立自我意识的人，才会那样奋不顾身地投身到偶像的怀抱，就像飞蛾扑火一般。
他们爱自己。爱运用拇指。爱戴着耳机摇头晃脑。爱奶声奶气地说话。爱用半嘲的口气称别人为老师。跟他们的前辈相比更爱用拥抱表达感情。他们爱说“爱”，一个前辈们可能鼓足勇气也无法当众说出口的词。当然，他们的偶像韩寒说，爱是拿来做的，而不是拿来说的。但是没办法，尽管他们觉得像齐秦那样嚷嚷“我的爱情宣言”是多么老土，他们自己也还是会咬牙切齿青筋毕露地嘶吼——“死了都要爱”。
我忽然开始怀疑起来，80年代生人的怕和爱，真的有什么特别的吗？坐在我办公桌前面的两个人，都是80年代生人，他们炒股怕套牢，恋爱怕失败，爱看NBA，爱看《武林外传》，我怎么也琢磨不出他们与我有何本质差异。我不想说“80年代生人”是一个伪造的命题，但是的的确确，他们相比之下得到了某种过度关注和过度诠释，也许这是商业的催肥，传媒也随之跟进，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其实，从更本原的意义上看，作为一个最能感应时代症候的年轻人，他们的生命冲动即便相隔千年也都是相似的，他们有着同样的欲望舞蹈，有着同样的梦想色彩，然而呈现为具体形态的“怕和爱”却因所附丽的土壤和空气、因价值风向的不同而别有风貌。所以，倘若要追究80年代生人的任何特异之处，可以套用劳伦斯夫人的一句话——“不是我，而是风。”
（叶朝然摘自《中国青年》2007年第14期）
尔达的贫穷生活
●郭凡生
1975年元月我和尔达等呼和浩特的一群年青人，乘同一列车去北京当兵。我和尔达是一个班的战友，睡在一个通辅上，吃在一个盆里，感情十分要好。1978年4月我们一起退役回到呼和浩特。我于当年考上大学，走上了做官继而从商之路。尔达没有上大学，他成为一名工人，很快开始了他娶妻、育儿的生活。他的爱人是蒙古族，所以他有一儿一女，生活十分幸福。
2001年8月我回到呼和浩特参加战友聚会。尔达来晚了。他告诉我他下岗了，给别人用小车推土，一车土可以挣到几块钱。喝了很多酒后，他拍着我的肩膀说：“郭凡生，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的儿子也会上大学，也会过跟你们一样的生活。”我们一起为他将要考大学的儿子干杯。
这次聚会后几个月，我听说，他服毒自杀，所幸被及时抢救过来。轻生的原因是他儿子考上了大学，而他却付不起学费。记得那年圣诞节，女儿从美国回来度假，我专门领她回呼和浩特拜访了尔达。
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极端贫困中生活的家庭。我记得那天走进他家，尔达的女儿在学习，他的儿子为我们泡上一杯茶，就默默地站在一边。我女儿出来后告诉我，她第一次感受到穷困会给人带来多大的压力。我没有和尔达聊太多，因为维护他的尊严就是要少说话，快离开。记得我给孩子留下学费，就走了。
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77级和78级毕业生20年聚会，同学们推选我代表企业家讲话，我很感慨地对大家说：“当年我们走进校门时，有着共同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而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成功了。我们这里不乏高官、著名的学者或有钱的企业家，但在今天要是再问我们这些人今后共同的理想是什么，我们已经很难回答了。做领导的身上是不是有了很多官气？经商的，身上是不是多了铜臭味？而今天问我们共同的理想是什么，我们一定不能像当年一样众口一词。”
我讲到了尔达的事情。我记得是这样结束我的演讲的：“毫无疑问，我们都成功了，但既然我们都成功了，就不应有尔达这样的事存在。所以，在中国只要还有一个尔达下岗、他们的孩子读不起书的情况，我们就没有成功。”
我记得，我演讲结束时，很多同学站起来鼓掌。一名贵为银行行长的同学甚至把帽子扔上了天。
2006年5月，尔达为了让小女儿也上得起学，从呼市跑到包头，去给一个学校下夜(值夜班)。但没过多久，他爱人来电话，说尔达突然得了严重的肠梗阻必须动手术。由于缺少医药费，医生拒绝为他治疗。我放下电话，立刻就给那个把帽子扔到天上的当银行行长的同学打了电话，因为他就在内蒙工作。两个小时后，银行行长赶到医院交了费用，仔细叮嘱医生要全力抢救，后来我给他钱时，他多次拒收。
大概十天后，尔达妻子告诉我，尔达必须做第二次手术，而且还需要再付几万元医药费。到这时，她已经不好意思向我开口借钱了，我马上又打电话给那位银行行长。但他上班的地点在呼和浩特，他说，当天回不了包头，第二天他回去，立刻就办这件事。第二天上午，我接到尔达妻子的电话，她说，钱不需要了，尔达已经走了。
今年5月我去美国，我对女儿详细地讲述了这件事。讲完后，女儿难受了好久。我相信，这件事已经深深烙在她的心里。作为父亲，本不应让女儿更多地承载这种痛苦，但我想这也是他们的责任。在他们美丽的生活中应该看到，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穷人需要帮助。
（胡 俊摘自《中国经济周刊》2007年第31期）
“不怕死”的中国人
●布鲁诺?马希斯
作为一名在美国获得学位的欧洲人，我选择到东亚来工作和生活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比较。许多西方人喜欢中日韩的传统文化，但我对这几个国家的新面貌有更大的兴趣。我坚信，现代化有很多种形式。那么，东亚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我听说，中国、日本、韩国对于未来都有一种近乎无限的雄心和期望。首尔的一个咖啡馆骄傲地声称，它们是“全世界最好的”；在东京，我曾有幸在一家自诩为“近一百年来最好的餐馆”里吃饭。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又是怎么样的呢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一直在中国各地旅行，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重庆的经历就是特别难忘的。整个城市建在峭壁之上，高楼越来越多，把下面的山也衬得越来越高，商业区日新月异，下一次来我一定就认不出来了。但是，这座城市不同地区之间差别也大到让人咋舌。如果再看更大范围内的四川省，那里的一些人们还过着三四个世纪前的生活。
今天中国最令我惊诧的一点，是代与代之间的断层之大。在四川，我特别难忘很多老一辈人的脸：那是一种习惯了艰苦生活和自我牺牲的脸，笑容里凝固着日晒雨淋，让我想起葡萄牙家乡的农民。可是，年轻一代却与欧洲城市的等轻人越来越像：自信、成熟、渴望好的生活，常常可以看见他们坐在露天咖啡座喝意大利咖啡。
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今天大部分的中国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父母可以给他们自己想都没想过的优越条件。这是件好事。但我担心这也将带来一个负面后果：孩子可能觉得从别人那里接受东西理所当然，无须付出相应的努力。
中国令我印象很深的另外一点是人们的“无畏”。在上海我造访了一所著名大学，校园很美，建筑很新潮，但也许是因为太新，地砖很滑。那一天下着大雨，走在我前面的一个女孩突然滑倒了。但我没想到的是，她很快就自己站了起来，而且不停地检查着自己白色的小坤包——看来，她对自己的包比对自己的背还要关心。
说这个故事，是因为我感觉，中国人似乎有一种不怕死的精神。在欧洲或者美国，基本上没有打滑的地砖，因为所有人都害怕因有人摔倒而被起诉。但在中国，人们似乎对此并不在意，即使摔倒了，也只是站起来重新出发。这或许是因为，中国近年来经济太成功了，中国人弥漫着一种普遍的乐观情绪，都希望抓紧时间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的机会，享受快乐的心态。又或许，这来自于一种自古相传的老祖宗的精神遗产。
但不论如何，对于一个初次到访者来说，这意味着一种对生活的强烈热爱。
而如果要我说中国与韩国和日本最大的区别，我会说，与中国人交朋友更加容易。我在成都的一家酒吧里遇见了一位在那里工作的年轻人，一听说我喜欢爵士乐，马上就送给我一张爵士音乐会的票。票很贵。他诚实地告诉我说，他有两张，是朋友送的，但他没有女朋友。
确实，在中国农村外国人还被视为稀罕物，在中国的外国人必须学会应付层出不穷的针对外国人的赚钱花招。但是，与日本人和韩国人同样爱国的中国人，在面对外部世界和外国人时却表现出一种更加健康的心态。
中国人对其他国家表现出一种真正的好奇，而且很少觉得其他国家好对自己是一种威胁。这也许是因为中国国家很大，也许是因为他们特别希望弥补失去的时间。我希望让每—个中国人知道，这是一项巨大的优势。
保持好奇、乐于学习、不持成见，这也许是世界应该向中国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