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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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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书籍名:《李克农传》    作者:


                                    

        接着,对与《金陵日报》有关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李克农以行家里手的口吻评点道:“林森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他是国民党元老,但对蒋介石的专横,自己当傀儡主席,内心是不愉快的,因此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他曾说过:‘我这主席不过是个监印官耳。’其实,这国民党的大印,也只有蒋介石才管得住。吕超这个空头参军长更是毫无实权。现在,他们都想利用抗战捞点政治资本。找你办报,目的便在于此,因为他们知道你过去在四川办报还有些成绩。现在他们请你,不要不答应,也不要答应,要讲点先决条件……”

        李克农指点迷津,陈农菲茅塞顿开。

        他去找了林森、吕超,谈了自己就任总编辑的条件:不理睬国民党中央党部新闻杂志检查处每天对报纸大样的检查,一切得由自己作主。

        林森听完说:“现在是举国一致团结抗日,民主是要讲的,只要避开反独裁就可。汉群(吕超的字),请你打个电话给检查处的那些人,《金陵日报》的大样,每天我都会过目,用不着麻烦他们了。”

        吕超则进一步对陈说:“大样你看过就印,就说林主席和我都已过目。你就放手去干吧。”一切顺利。

        陈农菲悉数上报李克农。李克农兴奋而又带几分调侃的口气说:“有时,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的同志将复杂的事情想得那么简单,而有时又将简单的事情考虑得过于复杂。国民党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我们要善于分析,懂得对什么工作用什么方法。他们不要我们办报,可他们的主席却请共产党人去当编辑,我们的子孙恐怕也不会相信有这样的糊涂事吧。”

        说着说着,李克农激动地站了起来:“看吧!国民党独裁统治了十年,在他们的首都南京,即将出现一张为人民讲话的报纸。”这张报纸凝结着李克农的心血。

        喉舌怒斥敌势

        为把这张报纸办成中共宣传抗日的喉舌,李克农就如何利用这张报纸,甚至如何组织稿件等,都向陈农菲一一作了指示。他还介绍同陈农菲一起蹲过监狱的何云、周维以及平津流亡分子中的活跃人物朱穆之,协助陈农菲办报。陈农菲自己也专门约请上海文化界的一些进步人士为报纸写稿,使这张原本死气沉沉的报纸,大有起色,一时有洛阳纸贵之感。

        “党国喉舌”不知不觉成了人民手中的利器。

        在宣传方面,《金陵日报》的出版,使中共在国民党的首府有了一块实际上的舆论阵地。同时,李克农还和叶剑英、博古等人,经常接见一些对中共友好的人士和中外记者,特别是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在山西平型关歼灭日军千余人以后,八路军在国统区名声大震,许多人来办事处打听消息,办事处一时应接不暇。李克农让袁超俊买了一架油印机,将八路军总部发来的战报印发,并用不同方式通过进步或中间报纸在报上透露出去。陈农菲接手《金陵日报》不久,就在该报的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

        此外,对充斥于国民党报刊之上的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诬陷和诽谤,李克农进行了坚决的抨击。

        一天,南京一家自我标榜为“中性”的报纸———《新民报》,根据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胡编乱造地登出日寇已经打到了山西,而八路军却“游而不击”,不知都到哪里去了之类的诽谤八路军的消息。

        报纸摆在李克农的桌上,他勃然大怒,穿上军装,扎起武装带,佩好少将肩章,威风凛凛,气宇轩昂。

        一个电话打到了《新民报》的办公室:八路军的李长官请报社总编速来办事处,有要事相商。

        总编到后,李克农手指着报纸,厉声喝问:“总编大人,你说我们‘游而不击’,有什么根据?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消灭了多少日军,全世界都知道,你难道不知道?你这样做想干什么?对其后果你负得起责任吗?”

        一串连珠炮似的问话,问得那位总编头上直冒冷汗,一个劲地点头说:“对不起!对不起!”表示明天一定更正。第二天,该报就登出了一条更正启事。

        事后,办事处的同志对李克农说:“克公(大家对李克农的尊称),您真有两下子。”李克农笑着说:“这就是又团结又斗争嘛。”八路军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所要解决的困难也越来越多。向国民政府领取军饷、军械和其他军用物资;采购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所需物资,并运往陕西、山西等地,这些都是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的任务。1937年10月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国民党军政部的电报说:兹派职路参谋长叶剑英为驻京代表,李克农为驻京办事处主任,以后所部与职路之一切军需、军械等,概由该办事处主任李克农负责署名领取,特电谨呈备案。

        自那以后,凡是中共向国民政府争取过来的军用物资,都由李克农签名领取。

        物资匮乏的中共中央驻地延安,缺乏纸张、棉布和其他物资,这些大多是由驻京办事处采购、运送的。战争期间,形势相当混乱,火车车皮十分紧张,但在宁、沪一带,共产党、八路军的威信很高,拿着八路军的护照几乎都能得到优先照顾。

        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随后兵分三路,向南京压来。国民政府决定分别迁往重庆、汉口、长沙三处办公,而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也决定分批撤往武汉。

        李克农协助叶剑英为撤离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一是在京、沪、粤之间建立交通机关,以保证南京一旦陷落,中共交通联系能畅通无阻,并尽可能在敌占区建立交通机关;二是将从南京监狱营救出来的大批同志进行妥善安置和转移,或送往延安,或派往国统区工作;

        三是抓紧时间从上海抢运数百吨物资到西安;四是继续着手准备《新华日报》的出版工作。

        在办事处撤离前,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本来,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与驻沪办事处之间经常有联系,李克农指派上海他的学生宋季仁担任两地之间的交通。撤离前,李克农交给办事处的王凯一份密封的重要文件,让他在家中待宋来取。

        碰巧,宋季仁另有任务去了汉口,并已在汉口获取了这份文件,就没有再来找王凯。南京沦陷后,王凯历经千辛万苦,才躲过了日本军队的魔爪,他将文件藏在裤裆里,带着妻子和孩子,扮做乞丐前往上海寻找宋季仁。但怎么也找不到,只得回家乡———福州,后来经过辗转才重新找到党组织。

        从事秘密工作的革命者,的确需要有铁的纪律。

        12月初的一天,叶剑英、李克农、负责机要的童小鹏、袁超俊、吴志坚和负责广东、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加上司机王应絮一共7人,分乘两辆旧车,从南京经芜湖、南昌、长沙前往武汉。这两辆旧车,原是李克农在10月间于上海用700元买的,逢上这兵荒马乱的时候,难以租到汽车,这两辆旧车就派上了用场。司机王应絮,本来在出租汽车公司工作,此时自愿留下为八路军开车。

        一路上,难民拥挤不堪,道路崎岖难行,大家乘坐的两辆被戏称为“烂背骡子”的旧车,停停走走,走走修修,走了5天才到长沙。到了长沙,两辆“老爷车”便说什么也“不肯”走了,袁、王二人只好留下修车,其余的人改乘小火轮赶赴武汉,于12月10日左右抵达汉口。

        第四篇

        一头是机要科,一头是电台,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内。情报、电报看完即毁,不得存档。对违反命令的人,李克农是要发火的。

        一次,机要员朱轩正在值班,忽然日机轰炸的警报拉响,楼里的人纷纷避往附近的法租界。朱轩也和大家一起,提起装文件的密码箱躲进了法租界。

        事情让李克农知道了,他大发雷霆,将朱轩狠狠地训了一通,并命令:以后遇到日机轰炸时,值班机要员只能提着密码箱在底层楼梯下躲避,不准出门。令行禁止,谁也不敢犯禁了。对触犯情报纪律的事,李克农决不手软。

        抓机要保卫周恩来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这是李克农新的工作岗位。

        1937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二省政治局会议”,决定:为领导南方各省中共党组织开展工作,于汉口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公开机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内秘密办公,办事处处长为钱之光。刚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和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分管统一战线工作,董必武负责民运工作,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李克农    担任长江局秘书长。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此时也住在武汉。

        作为中共和八路军设在国民党管辖区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武汉“八办”一时成为爱国进步人士心中的指路明灯。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李克农等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办”人员,个个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投入抗日大潮,这种精神风貌,给来来往往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