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这歌里有反抗压迫昂然赴死的气魄，我这种已经成为新资产阶级的人听来仍有所触动。我对点点姐说，看来革命先烈的血是白流了，每一滴都白流了。
我克制着自己的感动，因为我觉得这波动不合时宜，也很无聊。点点姐问起一个我认识的以作品具有正义感出名的作家“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至少他自己认为自己“是真的”。我说了我的观点，当一个人民的同情者——我们用的是“道德家”这个词，是不能光说说的，自己必须过最贫困的生活，把一切献出来包括生命。晓龙说，他认为切?格瓦拉够格。我说我还是觉得甘地、马丁?路德?金更像。我们聊了几句毛，我们都很熟悉他的悲剧，他用暴力铲除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有一刹那他做到了，接着他越过高点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有的时候我想，这是不是个人品质问题，他有没有机会避免这个结果？比较倾向这无关个人品质，在这种时刻和氛围他没机会。
接着我发现自己开始暗暗不快，有一点阴郁悄悄爬上心头像一只黑甲虫。我开始找这阴郁的源头，也是一个回忆，两年前在另一间叫“大笨象”的俄国餐厅，我和这同一圈朋友在那儿喝酒，也有一支俄国乐队在那儿演出，不过是支电子乐队。我们喝的是“安特”，安徽伏特加，玉米酿的，口味清冽，我个人认为比这次喝的“斯米尔涅夫”还可口。我们一桌人有六个喝醉了。小明姐一直在哭，她丧失了现实感，以为是在小时候，那时她妈妈遭到关押，她吃不饱饭。她哭着央求坐在她旁边的每个人，要他们答应让她吃饱，并且不断地说，我饿我饿呀。那天晚上有一个人，是我的一个朋友，（此处删去一行字）我不知如何反应，因为能反应的都反应过了，这是一个我无能为力的现实，我喝了很多酒但又无比清醒地看着这个现实，就像……就像……我也不知道像什么——就像等着锅里水开煮自己。我想你大概不要听这个故事，这是一个肮脏的故事——我是指我，我在这个故事里表现得十分不光彩就不在这儿跟你讲了。总而言之，这天的气氛和那天的气氛表面极为相似，我有点高兴不起来了，我想，坏了，以后我再去俄国餐厅都会有心理负担了。
2003年9月15日星期一
今天起得有点晚，醒了已经是中午了，又躺在床上看了会儿电视里杂七杂八的节目，彻底起来已是下午3时。昨天睡下的时候也是3时，晚饭在“昆仑”的新罗餐厅吃的韩国饭，喝了几瓶“真露”和我们自己带的一瓶“酒鬼”，饭后又去“苏丝黄”喝了一瓶“芝华士”。一起吃饭的有位金先生，是搞遥感治疗的，就是拿你一张照片，放进电脑里分析，诊断出你的健康状况，有病就在电脑里给你治了。金先生正在申请美国专利，并且已经在日、韩治了一些大企业的社长，获得了两笔风险投资。在座的还有一位生物化学家，很客气地表示了难以置信。金先生的理论一言难尽，有佛教“空”的概念，有老子的“天人合一”，有气功师们爱讲的全息理论，有量子力学的一些实验现象，有各种退休的老年政治人物表示支持的只言片语和遍布世界的成功病例和伽利略这样曾遭迫害和误解的科学先驱者的著名事迹，主要运用循环论证的方法进行说明，最后自己醉倒。
我最近喝酒有点奇怪，当场不醉，回家也不醉，第二天一觉醒来酒劲才猛地涌上来，甚至去吐前天存的伏特加。这个胃停止吸收了吗？
北京冷了，一年又拿了下来。我认识的一个人去年曾对他的女朋友说过，我就想尽快把这一生过完。当时我们都大了，认为他这句话说得很牛掰。他还说过很多掷地有声的话，譬如“崩溃就是想起了以前的历次崩溃”。
2003年9月17日星期三
一闭上眼就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是视觉存在，一个是文字思维，就像电影画面上打出的一行行字幕，字幕消失了，自我也消失了。
2003年9月19日星期五
心里很不静，还是不能拒绝金钱的诱惑，收了人家钱不做事，心里不安。我跟你说过我给两家影视公司做顾问，都是很好的朋友，摆明了是借一个名义送钱给你做学费。渐渐地就不踏实了，老想着该做些什么对得起这些钱，白拿人家的钱真不舒服，可要做事就是很麻烦的组织剧本的工作，就要去想平庸——只会使人的智力降低的故事——又为我痛恨。每天都在困扰中，要不要放下小说拍片子挣几年钱去，又信不过自己，之所以我始终没挣到大钱就在于我只能为钱工作半年，半年之内就烦了，必须脱离现实去写头脑里飞来飞去的想法，觉得这个无比重要，上升到为什么活着的高度。如果中国不是电影严于小说的国家，也许我用不着这样矛盾。年龄越大，容忍度越小，过去还能和他们玩玩，现在连朋友低级一点也看不惯。有一个拍商业片很顺手多少有些急功近利的朋友，前天低三下四地请我写剧本，被我当着另外两个朋友用近乎无礼的口气拒绝了，还顺带贬低了人家一顿教训了人家一顿。其实完全不必，不写就不写呗，何必这样激烈，有点见着人压不住火。不能尊重那些低姿态处世的人，是我的一个毛病，根子上还是欺软怕硬，那些有权势的我怎么也没跟人当面急过。这很不好，要么就跟所有人急，要么就该跟所有人客气，有什么分歧谈什么分歧，别假装暴脾气。
本来是一个我有心理优势的事儿，现在弄得我不好意思，觉得做人出了问题。
我越来越觉得我和这个社会有隔阂，有点愤世嫉俗，有这心态应该离人远一点，不要妨碍那些活得正好的人。从别人的生活中
退出来既平静又焦虑，平静在自己的本来面目中，焦虑在于按捺不住表态的冲动。最让我难以正视的是，我时时发现在自己内心深藏着一个打不消的念头：退出是为了更大型更招摇地进入。我很怀疑自己不再次卷入世间的争名夺利。我跟你说过我的计划，那也不全是玩笑，这之前我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并被那个世界吸引后，想的真是活着再也不发表作品。那个世界完全不同于这个世界，用这个世界的文字进行描写就像用方块字堆砌浮雕，把一座建筑还原为图纸，描来描去框立起一道透明的墙，千万色彩从笔画中倾泻在地，遗失在词句之外。
十七号夜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猜想那个世界应该是用音乐语言描绘的。我们认为电子音乐具有指令性，是大脑可以翻译的一种语言，当我们听电子音乐时深感到受其召唤和支配，举手摇头，翩翩起舞。那是一种灵魂语言，我们的灵魂都被它嗅出，在那个世界遨游；那个世界根据音乐变化而变化，而成形，而广大，而绚丽，怎么能不说这是一种精心描绘呢。
我们建议一个朋友做这个工作，翻译电子语言。他在电子音乐方面表现得像一个天才，从来没受过音乐教育，有一天晚上初次上来闭着眼睛把碟打得像一个大师，其嗅人灵魂的能力超过世界上所有“难拨万”的打碟师。我们中有两个音乐学院出来的，一个弹过十七年钢琴，剪过六年片子，和一个澳大利亚缔结好过两年自己也打过两年碟的姑娘；一个是资深电影录音师，都当场拧巴了。当天晚上我们还商议成立一个公司，签掉这个朋友做艺人，他的名字音译成英文叫 “我们赢了”，天生就是一个大牌缔结的名字。（完）
王朔答编辑问
问：《致女儿书》很特别，跟你以前的创作都不一样，直接拿自己说事，怎么突然有冲动要对女儿说自己呢？
答：心情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冲动，我其实很早就想把过去的生活找个合适的口气一股脑讲在一个故事里，因为它们本来就在一个故事里——我是写自己的那种作者，不虚构，全玩真的，假装是一堆故事挺不诚实的，有点自己骗自己的意思，而且我也烦透了要把一个正在进行的故事找一个结尾变成过去完成时的所谓创作要求。我从前的小说好多是故事刚开始——譬如一九八七年发在你社刊物《当代》的《浮出海面》——却要在小说里预置结局，因为小说必须有结尾，跟自个儿方自个儿差不多我这么虚荣当然不能犯臭写成大团圆，所以经常廉价地使用“死”这种方式结尾。譬如《空中小姐》——也是你社首刊处女作——其实也不是处女了，中篇处女；但是招来一些埋怨，因为人都活着，还挺好。有点兜售隐私的意思——我；或多或少感到一点压力听到点议论，也是个苦恼。能不能不编故事了，就跟着生活跑，其实死、散，都是简单的办法，过分戏剧化，好像凡事都有个了结其实人活着，都不死，就要面临一个，以后呢？我也不想写太多小说，重复自己是一件可耻的事，最后写一个小说就完了，把自己来龙去脉交代了——对自己交代。等于实际上我从一九九一年以来这十几年一直在找一个说话的口气，但是一直就找不到，几种口气都不太合适，比如我用第三人称特别客观全知的角度，述说下来一盘散沙，因为好多事情全知角度会非常难受——你并非全知，一写就知道，只能假定读者更晕，看不出幌张儿，这个不是我所欲。用自言自语的口气，就是第一人称吧，写起来也觉得漫无目的，没有对象也就没了倾诉热情，说给谁听呢？有一年有一天，突然好像想起对她——女儿说，她必须听，就有一个对象了；写自己，谁会感兴趣，不是太自信；女儿必须感兴趣，有一个读者就应该是她，也希望是她，曾经仿佛如获至宝找到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