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估计当绑匪抱着小林迪从窗台上爬下来时，因木梯断裂孩子掉到了地上。警方认为作案人并非有意要加害于小林迪，这只是他们行动中的一个意外事故。
但不管怎么说，对林勃夫妇而言，结果都是一样。他们的希望彻底破灭了。警方也不再有任何顾忌，他们终于可以大张旗鼓地搜查绑匪，但可能为时已晚。
5月23日，新泽西州州长哈里·摩尔宣布，悬赏25万美元缉拿本案凶犯。赎金索取信的拷贝也发往各地警署和监狱，以与在押犯人的笔迹对照。警方还请来心理学专家达德利·肖菲尔德医生分析罪犯特征。肖菲尔德医生认为，绑匪系德国人，40岁左右，已婚，个子与身材和林勃上校相近，曾有犯罪前科，患精神分裂症，性多疑。他甚至推测在“墓地约翰”交给康顿博士的最后一封信中，执笔者曾下意识地写下了“岗赫路”的头几个字母，后来又改为“盖赫德”。“岗赫路”是当时纽约布郎克斯的一条主要街道。
在其后的两个月里，新泽西州警署首席侦探凯顿中尉率领警员们集中盘查林勃和莫洛庄园里的工作人员，重点怀疑对象一是查理的保姆蓓蒂，一是莫洛庄园的女佣微俄莉特。蓓蒂是最后一位看见小林迪活着的人。那天傍晚在孩子失踪之前，她的男朋友曾往林勃庄园给她打过电话。警方经反复查证，最后确定他俩是清白的。
微俄莉特的疑点在于她的说辞前后不一。1932年6月10日，警方打电话到莫洛府通知她去警署谈话。微俄莉特听说后立刻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我不去！我不去！”然后冲出屋外。等人们再看见她时，她已服氰化钾自尽。后来警方终于查明，微俄莉特惊恐的原因是她和她的男朋友涉足黑酒生意，与绑架案无关。这桩人命官司震惊了公众，美国和英国的报纸纷纷载文，要求惩罚将微俄莉特置于死地的凶手。
约翰·康顿博士也一度被列为警方的怀疑对象。一名找他谈话的警官一口咬定康顿和他的同伙私吞了赎金，然后编出“墓地约翰”的故事来蒙骗众人。实际上，康顿博士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了12万多美元的“差旅费”，先后到各地警署辨认了上百名嫌疑人和37万多张照片。
1932年8月16日，安妮生下了林勃家的第二个儿子乔。这个知名的家庭在收到无数祝福的同时，也接到不少威胁要绑架乔的恐吓信。
林勃幼童绑架案唯一的正面效应是促使国会通过了绑架案法，亦称林勃法。在小林迪遭绑架时，联邦调查局尚无权过问此案，因为没有证据证明绑匪已经离开新泽西州。按照林勃法，如果被绑架人质一周内还未返回，则可假定罪犯已跨越州界，联邦调查局即可出面参与破案。一年后，林勃法修正案进一步授权联邦调查局可在24小时后介入，而且一旦人质遭到伤害，罪犯将被处以极刑。
随着案情的发展，侦破工作的区域重点逐渐从新泽西州转入纽约，这是诺曼·西瓦可普上校所不希望看到的。一开始，他甚至拒绝向纽约警署提供赎金索取信样品等资料。
在赎金交付后的第三天，1932年4月5日，第一张2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出现在曼哈顿上城区西部的东河储蓄银行。糟糕的是，这条消息第二天就被记者披露于报端。到1932年年底，先后共有2张20美元、4张10美元和21张5美元的赎金钞票出现在市面上，但究竟何人使用的这些钞票却始终是个谜。纽约警署主持此案的詹姆斯·棼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大张“作战地图”，每当出现一张赎金钞票，他便在地图的相应位置上摁一颗图钉。
1933年4月5日，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发布一道行政命令，作为应付大萧条时期通货膨胀的特殊经济对策之一，要求中央银行在同年5月1日之前回收市面上所有总额为100美元以上的金圆券、金币等可兑换黄金的现钞或债券。也就是说，5月1日以后，一次使用或兑换金圆券的总额不得超过100美元。这将迫使绑匪尽快出手赎金中的金圆券钞票。
在5月1日前的最后一个星期，50张1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出现在位于曼哈顿的化学银行，还有50张10美元和50张5美元的被曼哈顿的制造业基金银行回收。但和以往一样，谁也不知道兑换这些金圆券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因为是在办理完兑换手续之后，才由专人将回收的金圆券逐张与赎金钞票的号码册查对，所以银行职员们在经手时并不知道哪些金圆券来自赎金。
5月1日，回收期限的最后一天，中央银行纽约分行一下子收到298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兑换表格上填写的姓名为J·J·福克纳，而地址据后来查证是假的。但那位经办的银行职员还是没记住兑换人的模样。
在詹姆斯的“作战地图”上，赎金纸币使用的区域渐渐显露出来了。最密集的是曼哈顿上城区的雷克星顿路，以及德国人集居区约克维尔。詹姆斯亲自走访了每一位经手人、银行职员和商店收银员。大多数人不记得持币者的模样，而记得的人所描述的却相差无几：白人，中等个子，蓝眼睛，瘦削的脸型，高颧骨，尖下巴，穿深色上衣，戴软毡帽，帽檐压得很低。当时的著名漫画家简蒙·巴里曼根据这些描述和约翰·康顿博士的记忆，为该嫌疑人画了模拟像。
1933年11月26日，洛意斯·谢里丹影院票房的西西·芭小姐收到一张5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当时的电影票是55美分一张，影院一般很少收到金圆券。就在西西·芭迟疑的那一刻，一个浓厚的德国口音说：“怎么呢？这是金圆券。”接到西西·芭的报告后，詹姆斯·棼在开映之前赶到洛意斯·谢里丹影院，但直到电影散场，那个座位还是空的。
从1934年1月起，就再没有人见到过5美元的赎金纸币。这一年的6、7、8三个月，没有任何关于赎金钞票的报告。直至9月，10美元和20美元的又重新开始在曼哈顿和布郎克斯出现。
1934年9月15日，星期六，晚上10点左右，一辆1930年的深蓝色道奇轿车来到雷克星顿路和127道交界处的一家加油站，车主掏出一张10美元的金圆券付5加仑汽油钱共计98美分。加油站的工人瓦尔特·莱尔怕这张面值不算小的钞票是假币，便顺手把道奇的牌照号码写在了纸币边上——4U13.41。
9月17日，布郎克斯的科恩交易银行将这张钞票连同另一张1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一起交到了纽约警署。
詹姆斯·棼马上通过纽约市机动车辆管理处查到，深蓝色道奇轿车的车主名叫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男，35岁，木匠，生于德国，无犯罪记录。赫普曼的家庭地址是布郎克斯东222道1279号，离约翰·康顿博士与“墓地约翰”第一次见面的林坪公墓仅隔六个街区。房子坐落在222道和一条步行小路尼旦巷相交的街角处，赫普曼和他的妻子安娜及九个月大的儿子租住二楼，另有两家人合住一楼。
9月18日这一天，60多名便衣警探从早到晚在赫普曼家附近转悠。他们将要逮捕布鲁诺·赫普曼，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但在行动之前，警方想搞清楚赫普曼是否携带枪支等武器。
第二天，9月19日，星期三，早晨8点15分，赫普曼从房子里走出来。他看上去确实有点像简蒙·巴里曼所画的嫌疑人，亚麻色的头发上扣一顶软毡帽，体重大约180磅左右。赫普曼穿过尼旦巷，从对过的车库里开出那辆深蓝色道奇，三辆黑色轿车立即紧紧尾随。行至东萃孟街附近，当深蓝色道奇跟在一辆笨重的清洁车后面缓缓行驶时，警探们跳出黑色轿车，将深蓝色道奇团团围定。
据说当时布鲁诺·赫普曼的反应，只是怔怔地看着几位警探，然后按照他们的吩咐，机械地将道奇车驶到路边，停靠、熄火。警探们没有从赫普曼的身上和车里搜出枪支，但却在他的皮夹子里找到又一张20美元的赎金金圆券。在警探们的再三追问下，被这一系列突发事变搞得惊慌失措的赫普曼语无伦次，怎么也讲不清楚这张钞票的来历，这更使警方相信他们抓对了人。
作家诺尔·贝恩在其所著《林勃绑架案》一书中指出，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布鲁诺·赫普曼唯一的疑点就是用了一张赎金纸币，但这并不构成犯罪。詹姆斯·棼和警方其他办案人员后来承认，在拘捕赫普曼时，“他们已经认定赫普曼犯有绑架杀人罪”，所以他们接下来的工作并不是试图确定赫普曼是无辜还是有罪，而是如何证明他有罪。
毕竟，这件万众瞩目曝光率极高的案子已历经两年有余，而且随着赎金钞票的越花越少，破案的希望也愈加渺茫，警方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然而，不少人担心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布鲁诺·赫普曼可能会被公正对待并得到公正的裁决吗？
赫普曼被带回家中，十几名警探正在那里翻箱倒柜地搜查。安娜流着眼泪问丈夫发生了什么事，赫普曼安慰她说没什么，大概是为了前几天赌博的事。办案人员当时并没有在赫普曼的家里抄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却从房东太太那里拿到了赫普曼本月刚交的房租——两张10美元的赎金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