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不在现场的证据。
新泽西州自始至终参与了纽约警署侦破此案的一系列行动，包括追查赎金金圆券、逮捕、鉴认，和审讯赫普曼以及搜查赫普曼住所等。当新泽西州警探路易斯·波曼第二次到赫普曼家时，他认准阁楼地板的木料和绑匪留在林勃庄园的木梯上第16块踏板相同，而且非常肯定地说地板上缺了一块。这种说法的牵强附会和荒唐应该是一目了然的。试想，赫普曼本人是一个木匠，他若是想修只梯子，完全可以顺手从随便什么地方找一块料，何苦要拆自家的楼板呢？再说，绑匪对此案的策划细心到连指纹都没有留下，又怎么可能留下这么大个破绽？但当时警方的急于求成，舆论的一边倒，再加上林勃上校的名声和小林迪的悲惨结局，使公众不去追究诸如此类的细节。人们只想尽快抓到一个不管什么人替查理偿命，哪怕是只替罪羊呢。当被告方律师要求查看阁楼时，警方一手遮天根本就不允许他们踏进赫普曼家门一步。
新泽西州警署的另一个“突破”是终于找到了一个“目击者”。米拉德·怀特住在梭罗岗一间破房子里。绑架案发生后，警方和记者曾多次找他了解情况，他一直说他从没在附近见到过一个生人，无论是案发的当日，或当夜，或前后几天。米拉德·怀特在邻居中的口碑不是特别好，他好吃懒做，“说谎话就和别人说真话一样顺溜”。事隔两年，米拉德突然想起在小林迪被绑架前，他曾看见一个相貌与赫普曼相似的人开车经过。多年后有报道说，米拉德试图向警方要钱，因为办案人员曾许诺给他300美元让他按照他们所吩咐的话出庭作证，但后来只给了他30美元。
有了这两个证据和证人，新泽西州警署成功地把罪犯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引渡到了自己的领地。
新的证据证人还在继续出现。同时，办案人员开始走访那些可能为赫普曼出庭作证的证人，多半是赫普曼的邻居和熟人。结果是，除了赫普曼夫人安娜和少数几位挚友，差不多所有其他的人都改变了证词，或拒绝出庭。多年后，这些人声称他们曾遭到警方公开的恫吓、威胁和连续不断的骚扰。
在30年代的美国司法界，靠栽赃编织罪名的事时有发生，但像林勃-赫普曼案这样公开作弊漏洞百出的实属罕见。更离谱的是，新泽西州检察长办公室发出传票，要求被告方律师将本案有关证据送去验证，结果连同梦佳丝蒂公寓工作时间卡在内的30多件物证一起不翼而飞。据说此事令布鲁诺·赫普曼的首席辩护律师爱德华·雷立十分沮丧，他就此认定这将是一场必输的官司。
1935年1月2日，轰动一时盛况空前的“世纪审判”（The Trial of the Century）在霍普威尔所属的亨特登地区首府佛明顿开庭。那天下着大雪，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镇里一下子涌进了2000多辆车和6万多人。所有的旅馆早在3个月前就已全部订满，一家报社包下了整个乡村俱乐部。餐厅的菜谱上列着“林勃冰激凌”和“韦伦兹烤豆”，韦伦兹即本案首席公诉人戴维·韦伦兹。商店里陈列出售的纪念品包括微型木梯模型，和装在玻璃盒子里的据说是小林迪的亚麻色头发。人们冒着严寒每天天不亮就挤在法庭大楼前的梅因街，为的是一睹那些前来旁听的著名影星、球星和政治家的风采。
以州检察官戴维·韦伦兹为首的公诉方一共有三人。被告方首席律师是来自纽约布鲁克林的著名刑事辩护律师和酒鬼爱德华·雷立，还有三名新泽西州的本地律师。
按照惯例，首先由戴维·韦伦兹代表公诉方致开场发言。韦伦兹说，根据新泽西州法律，如果一个人在进行抢劫时杀了人，就应判一级杀人，即预谋杀人罪。公诉方将证明，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绑架谋杀了林勃家的孩子，书写了那些赎金索取信等，并从约翰·康顿博士手里取走了赎金。韦伦兹向法庭陈述了公诉方重构的作案经过：“他带着木梯到了那里，把梯子靠在墙上。他按照预先所策划的，翻窗进入小林迪的房间，偷走了孩子和他的衣服。”接下来，韦伦兹叙述了发现小林迪尸体、拘捕赫普曼以及在赫普曼的住处和车库收集到的证据。他指出，赫普曼作案的动机只有一个，就是“钱、钱、钱”。最后他要求陪审团裁决赫普曼有罪。
依照案情的发展顺序，公诉方传唤的首批证人是案发当时在林勃府上的人。那天中午休庭的时候，没一个人出去吃午饭，因为谁也不愿意错过下午出庭的第一位证人——自小林迪绑架案发生后一直保持低调的林勃夫人安妮。证人席上，安妮在戴维·韦伦兹的引导下，一点一点地追忆了在那个可怕的风雨之夜所发生的一切。轮到爱德华·雷立交叉取证时，他什么也没问，只是起身向着证人席深深地鞠了一躬。
本案审理期间，查尔斯·林勃上校风雪无阻天天到庭。他在证人席讲述了他所经历的整个事件，当他谈到与约翰·康顿博士的合作时，戴维·韦伦兹问：
“1932年4月2日晚上，你在雷蒙德公墓附近把赎金交给约翰·F·康顿博士之前，据我所知，你听到了一个声音说‘嗨，博士’。从那以后，你又听到过那个声音吗？”
“是的。”
“上校，请问那天晚上你在雷蒙德公墓附近听见的那一声‘嗨，博士’是谁的声音？”
“那是赫普曼的声音。”林勃上校一字一顿地回答。
“你第二次听见这个声音是在什么地方？”
“在纽约布郎克斯，地区检察官佛利的办公室。”
法庭内一片哗然。等众人安静之后，雷立起身作交叉取证。面对这位大名鼎鼎的英雄，他能说什么呢？雷立甚至不敢指出查尔斯·林勃证词中的破绽，问他怎么可能记得两年零九个月前听到的声音，何况当时他坐在车里连后半句话都没听见。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爱德华·雷立是查尔斯·林勃上校的崇拜者。据说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一直放着一张英姿勃勃的林勃肖像，即使在经手这件案子期间也不例外。不过以下这段关于林勃上校在绑架案发生当天的行踪的对答却颇有点意思。
“请问你能否告诉法庭，你在星期二那天都去了什么地方？”
“星期二的白天我在纽约市里。”
“哪儿？”
“具体的我记不太清了。我想我去过泛美航空公司办公室，也许是大陆航空公司。有一段时间我在洛克菲勒中心。然后，据我所能想起来的，我去了一趟牙医那里。”爱德华·雷立最初的想法只是试一试林勃的记忆力，但这段对话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议论：林勃上校怎么可能不记得儿子被绑架那天所发生的事？
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头版，林勃作证的消息被排在罗斯福总统向全国的年度讲话之前。
当小林迪的保姆蓓蒂出庭的时候，爱德华·雷立以为他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对蓓蒂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加以剖析攻击，好像她才是本案的真凶。这是雷立办案的特点和特长，在他多年的律师生涯中屡试不爽，并使他获得了“进攻型防守”的声誉（英文中的“辩护”——defend——也有“防守”之意）。但是现在，这一招却不再灵验。雷立因为“故意刁难”证人而引起陪审团成员的不满。
这就是那场“世纪审判”中的情景。在观众的眼里，公诉方和被告方就像舞台上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前者的发言经常博得众人的喝彩，而后者却灰溜溜的，不管说什么都引起大家的反感。
除米拉德·怀特以外，公诉方还传唤了另一位证人作相似的陈述。86岁的阿曼杜·霍奇玛住在菲塞贝德巷的拐角附近，在那里，从查理窗下延伸的脚印被两行车辙所代替。这位证人说，1932年3月1日上午，他看见一辆装有折叠梯子的墨绿色轿车在菲塞贝德巷他家的门口拐了个弯儿，然后顺着小路朝林勃庄园驶去。赫普曼的车辆登记资料表明，他的那辆深蓝色道奇轿车曾经是墨绿色的。霍奇玛还说开车的人朝他看了一眼，并指认被告席上的赫普曼就是那位司机。
正在此时，法庭内的灯光突然熄灭。黑暗中爱德华·雷立大声地说：“这是谎言冒犯了天威！”但是在交叉取证时，被告方并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质疑这位八旬老翁的视力。事实上，早在1932年6月，阿曼杜·霍奇玛因患有严重的白内障而被诊断为法律意义上的失明，即他视力减退的程度使他可以享受联邦政府为失明者提供的福利。但不知何故，这张诊断证明直到本案审判结束之后才被人发现。
赫普曼家的一位邻居作证说，那年3月，赫普曼夫妇去了什么地方回来时，赫普曼的一条腿被摔伤了，走路一瘸一拐的。一直坐在旁听席上默不作声的安娜·赫普曼此时失声叫道：“你撒谎，阿契巴赫太太。”法官托马斯·特理查正告安娜，不可在肃穆的法庭上作如此举动。安娜为自己的行为道了歉，然后哽咽着说：“但有的时候我实在是觉得无法忍受。”
撒谎的人还不止这些。原先相信赫普曼不曾写过赎金索取信的笔迹鉴定专家阿尔伯特·奥斯波在法庭上作证说赫普曼是这些信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