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军校政治教官杨其纲、中共黄埔特支负责人之一安体诚等，4月15日凌晨在其他学生掩护下已逃至广州市内，后被邓文仪秘密侦查后逮捕，几日后即与韩麟符、尹沛霖等一起押赴刑场枪决。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著名的共产党人萧楚女因肺癌晚期已生命无多，正在广州东山医院治疗。钱大钧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派部队前往医院指认后，不由分说，将萧楚女从病床上强行拖下，先在医院的走廊里打得口吐鲜血不止，犹觉不解恨，竟残忍地用绳索将萧楚女双脚捆绑，倒挂在汽车的尾部，发动汽车飞驰，直至将萧楚女活活拖死。
4月18日，黄埔军校实行“清党”，400多名共产党人被逮捕，著名共产党人熊雄等又惨遭杀害。有关三大政策和马列主义课程科目一律禁止，恽代英、萧楚女等在军校撰写的著作和讲义全部被查封，军校出版的革命刊物被停刊或改版进行反共宣传。鸦片战争时期的两广总督林则徐，为抗击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修筑的古炮台，如今成了专门关押黄埔军校各期被捕共产党员师生的场所。炮台分地上地下两层，地方狭小，但皆以半米多厚的花岗石砌成，十分坚固，成为南石头监狱。
由于被指控、逮捕的人数越来越多，共产党员师生，包括许多事实上的非党员而只是稍有进步表现，甚至只是偶尔接触过《向导》、《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籍的，一经检举，即被捆绑投至南石头监狱。自4月18日开始清党之日至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也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短短3个月内，黄埔军校的日常教学、训练被迫陷于全面停顿，遭受审讯、迫害、摧残的各期师生迅速增至2000多人。后来，南石头监狱里实在关不下了，又将珠江江心一艘破烂的旧军舰经过改造后作为监狱，即外界所称的“水牢”。
被誉为国共合作典范的黄埔军校，在革命的道路上画上了休止符。对此，刚刚在黄埔军1927年鲁迅先生（前右）在广州校演讲过的鲁迅先生听说后，非常难过，他在给好友章廷谦的信中，不无感伤地写道：“黄埔学校已停办，截至今日止，如此而忆……大概很与政局相关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黄埔军校的革命师生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4月23日，黄埔革命师生坚决反击了广州戒严司令钱大钧派部队包围军校，逮捕共产党人的阴谋。之后，一部分革命师生脱险北上，到达韶关与农民教导师会合，继续进行讨蒋反奉斗争。5月6日，黄埔军校100多名革命师生，脱险到达武汉，继续坚持讨蒋斗争。武汉分校的革命师生举行讨蒋大会，发布讨蒋通电，怒斥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
第九章 军校党争(9)
因为蒋介石是校长，黄埔军校的两党学生均为其一手培养，对主义的忠诚是一回事，对传统师生情谊又是另外一回事。双方爆发矛盾公开分裂的结果是，最虔诚的共产主义者由此坚决斩断与蒋介石的传统师道尊严，而那些本身无鲜明立场的共产党人或跨党学生则选择了与共产党划清界限。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以国共两党为核心的革命统一战线完全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随着两党的公开分裂，黄埔同学被迫分为两大阵营，从此，同学之间彼此对垒为敌，兵戎相见。革命的黄埔军校转向反动，日益成为蒋介石用以培养反共反人民的骨干学校。
但是，黄埔军校的革命力量并没有完全被摧毁。7月27日上午，江西省南昌市洗马池大旅社会议厅。周恩来、恽代英、彭湃、李立三等5人排除陈独秀的干扰，为挽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这里成立中共中央临时前敌委员会，并决定乘驻防江西的朱培德第3军部队多集中在漳州，南昌空虚之机，举行武装起义。起义以时驻九江的叶挺第24师、贺龙第20军、蔡廷锴的第10师为基本部队，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当夜，聂荣臻、贺昌、颜昌颐3人即化装成商人秘密抵达九江，把临时前敌委员会的起义决定逐个通知叶挺、贺龙等人，要求各部队紧急向南昌开进。
周恩来特别嘱咐聂荣臻：“在叶挺第24师，有一支由各地清党中历尽艰险逃出的黄埔学生、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建的教导大队，中共黄埔军校特别党部全体执委甘竹溪、邹今海、陈葆华、周仲英、李永光、尹沛霖等自广州来汉后，现也逃到九江，让叶挺一定要好好保护，并把这个教导大队和这批同志带到南昌。这是我们党所剩下的难得的宝贵财富。”
就在这几天，九江码头、南浔车站以及上海、南京、合肥、广州、长沙、武汉等地连接南昌的水、陆交通线上，接获中共中央临时前敌委员会和各地未遭破坏之地下党组织通知的黄埔各期学生、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日夜兼程，络绎不绝，直奔南昌而来。8月1日，打响了武装反抗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黄埔校军，这支本来为了统一中国而建立的革命队伍，反而分化为渐行渐远的南北两极；黄埔军人，他们曾经同窗共读，并肩作战，同仇敌忾，最终却因政治歧见而分道扬镳，干戈相向，上演了合作——分裂——再合作——再分裂的“连续剧”。
始于军校的“党争”延续
黄埔军校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成果，最大的价值在于培养了中国革命的军政人才。这些年轻的革命者因为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希望，而成为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许多黄埔学生同时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随着两党的彻底决裂，不得不从同学变成敌人。
1926年任教育长的邓演达1927年7月20日，黄埔军校第5期全部学生奉命开赴南京，8月15日在南京小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大操场举行毕业典礼。本期第3、第4、第5队学生因在武汉执行警戒任务，未能回南京参加毕业典礼，其余在南京的第1、第2、第6队共1480名毕业生在典礼仪式上宣读誓词：“要勇敢，要忠诚，须廉洁，要牺牲。统一意志，亲爱精诚。继续先烈遗志，发扬黄埔精神。铲除共产党余孽，消灭军阀专横。为人类而奋斗，为党国而效忠。实现三民主义，促进世界大同。”从这誓词中的“铲除共产党余孽”可见，这时的黄埔军校已经公开把反共的口号写在自己的帅旗上了。至此，在黄埔五期生的反共宣誓口号声中，黄埔军校变成了蒋介石“一党治校”的反共基地。
也有些黄埔师生试图不卷入国共两党的政治漩涡中，想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来。1929年秋，上海杨树浦一条小巷里聚集了一群失魂落魄的黄埔生，他们先后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有黄雍、许继慎、余洒度、董朗等，多数都是黄埔军校的第1、第2期毕业生。在谭平山的指引介绍下，他们找到了从德国回来的邓演达。谭平山在大革命失败后受到党内严厉批评，于失意中脱了党。在邓演达的倡导下，流散在上海的黄埔生，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由余洒度、陈烈、黄雍等负责。不到半年，就联络上了广泛的黄埔同学，其中有手握兵权的陈诚、周至柔、罗卓英等人，一时间影响遍布全国。这个完全不同于国共两党的组织，被人称为“第三党”。
第九章 军校党争(10)
这个“第三党”组织在军事上虽然有相当的力量，然而没有政治理论，没有领袖核心，还处于地下状态，注定自保时连自保都不可能的结局。这样一个乌合之众的小圈子，后因举事不当，于1931年夏被蒋介石很快一网打尽，所有参加活动的黄埔生，全部押往南京。不过，在蒋介石的眼里，黄埔军校的学生在政治和主义上只要无所求，还是可以为自己所用。于是，他大度地宽恕了所有学生，不仅不惩处他们，反而笑着说：“你们是学生，过去的错误不在你们，而在我校长。你们回来了很好，一切重新来。”临走时又送衣物又送钱，竟是“宽厚有加”。走到这一步，这些黄埔生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在邓演达倡导下建立的黄埔军校中间派“黄埔革命同学会”，其成员被蒋介石全部逮捕后，原来的联盟纷纷瓦解。蒋介石的“宽宏大量”，使得那些试图走出第三条道路的黄埔学生只能表示“惭愧”自新。看来黄埔军校的学生互相之间只能成为朋友或者对手，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这些人后来形成了一个黄埔同学中新的小圈子，名曰“自新派”。从此，其中几十名共产党员，便和中共情断义绝，在蒋系黄埔势力中，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自新派”。这些人中有宋希濂、覃异之等。
当年黄埔岛上的师生不曾想到，他们的“党争”会演变成为旷日持久的内战，或敌或友，时分时合。黄埔师生自决裂分成敌对势力后，常有交手机会。黄埔生同窗之间毕竟彼此太熟悉了，对阵时甚至连对方的乳名都叫得出来：“二娃子，有种的，你就站出来!”“三狗子，你替老蒋卖命，你可坏了良心啊!”接着就是枪对枪地一阵子对射。
10年内战开始时，共产党方面总是处于弱势。1934年末，黄埔一期生刘畴西率红10军团在浙赣边遭到黄埔同期同学俞济时的“围剿”。两个月余，1935年1月刘畴西、方志敏被捕。俞济时在校时与桂永清交往甚好，桂是刘的老乡，所以俞和刘也很熟。俞济时想都没想要给老同学开点后门，当衣衫褴褛、冻得发抖的刘畴西被带到身穿将军大氅、烤着炭火的俞济时面前时，俞济时优越感顿生，连寒暄都没有，挥挥手，就让人把刘畴西押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