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从这种意义来说，生意场是个海纳百川之所。
跻身于这样的场合，就会培养出自由的精神，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做，因为什么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惟其如此，生意人承受着特别大的压力。自由是件很累的事，你必须独立思考，自己下注，承担一切责任。
人类为什么常常被比作羔羊，就因为人和羊一样，都是社会动物。羊总是成群结队，按牧者的指引行动，这样更感觉安全和轻松。所以在市场上，很多人要跟着潮流走，要发大家发，要死大家死，总比独自开拓心中踏实。
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感觉受到束缚，但当市场之门敞开，没有了权威，减少了限制，很多人反而变得无所适从，这也是自由的代价。所以，没有权威更是一种考验，你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盲目跟风，更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
过去游击队打鬼子的时候，埋雷高手的一个绝招就是在埋好雷的地面上撒一些尘土，再盖上一个脚印。
脚印是安全的标志，说明已经有前人走过了，后人可以大胆跟进――但那恰恰是个陷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生意场上也是如此，一旦某种东西成为风潮，很多人就会一拥而上。跟风看起来比开拓安全，风险让别人承担，自己只享受现成的路子，但实际上跟风更危险。因为跟风，就缺乏对这件事物的独立分析和判断，以为别人成功了，自己也必定会成功，这种决策上的盲目性，本身就蕴藏着极大的风险。
即使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去做，也会有不同的结果。每个人的素质不同、条件不同、做法不同、思路不同，都会影响它的结果。
况且既然是跟风，就必然落在风尾，风头早被别人占了，本来是有利的条件，到了你这里已经变成不利因素。你却看不到这一点，风气一盛，难免眼热心跳，一时性起，爽快投入，结果被整得笼起，岂不惜乎？
生存竞争中，成群结队的羔羊从来就是弱者，你若不想被人吃掉，还是独立一点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自己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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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你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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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皇帝驾崩前，如果太子年幼，常常就得将他托付给一位信得过的大臣，这大臣于是集大权于一身。太子虽然登基，名义上称为皇帝，实际上所有的朝政还是得由大臣处理。这大臣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根基越来越深，势力越来越大，很多事情离了他就没法办了。这时候皇帝就感到了威胁，当初保护他，辅佐他的人就成了敌人，最后结果，不是大臣杀了皇帝，就是皇帝杀了大臣。
一山不容二虎。一个企业，如果有一个人已经重要到非他莫属了，对老板来说，就是一种威胁。
对任何人过分依赖，都是一种潜在危险。企业中，如果某个人具有一种核心能力，企业离开他就可能造成环节的中断或者系统的崩溃，那么这个人就是一颗定时炸弹，不爆就好，一旦爆炸，不可收拾。
对人如此，对物也是如此，任何资源，无论是原料、产品，还是关系、渠道等等，一旦形成依赖，就难免受制于人。
所以，企业要想稳健发展，最好少用不可替代的东西，无论是人还是物，只有当你手中拥有可以替代他（它）的资源，你才是主动的。
反过来说，控制局势的最好办法，是让别人离不开你。哪怕你的本事不大，但只要是在某个方面独一无二不可缺少的人物，你的价值将不可估量。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产品，发现个性、培养个性、坚持个性永远是最重要的。
减少对别人的依赖，而让别人依赖你，这是一种致胜的智慧。
沙漠里一杯水可能比宝石贵重，因为离开它人就可能送命。事物的价值不完全由事物的品质决定，而在于它的不可替代性。
那就让我们做不可替代的，或者很难替代的吧。水，本身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但在沙漠中，离了这杯水，确实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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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强硬谁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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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店无论大小，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夫妻之间谁说了算。
最理想的答案是，谁说得有理就听谁的。但每个人之所以说出一个观点，都是因为自己认为有理，他所要做的事，都是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所谓有理，其实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证明别人是错误的，自己是正确的。有理无理没有绝对的标准，最后往往还是强硬的一方说了算。
任何关系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任何权威都是斗争的结果。但夫妻之间又有着特殊的关系，不强硬则丢掉了发言权，太强硬又伤害了感情。
同样的难题也广泛存在于家族型企业中，原则让位于人情，决策变成一场心理战，谁能控制其它人的情绪，谁就有决定权，科学管理往往无从说起。当企业还小时，说错一句话无关紧要，但当企业已经发展起来，一句话可能就事关大家的前途，再为顾全某个人的面子而放弃自己的观点，就不能容忍了。
所以到最后，仅凭人情和个人威信是无法管好企业的，要么分家，让功臣和亲友们各霸一方，这有点像古代的分封制，搞不好就是诸侯割据，战乱频繁，实力削弱；不分也可以，但企业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有科学的决策机制，解决好谁说了算的问题，就确定了企业的方向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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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安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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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白手起家，刚创下个小摊子，就渴望被人投资，被名门正派纳入麾下。正如宋江，始终觉得自己不正宗，非要招安不可。
野班子大多有种自卑感，骨子里都渴望招安，好成为主流社会的一员。
但宋江的下场是什么呢？
梁山好汉之所以能威震一方，就因为那股野劲。有野劲才有活力，才不甘寂寞，才会在主流社会的白眼之下，去搭起自己的班子。野班子的骨子里都是不安分的，能白手起家创业的人，哪怕摊子再小，个性都绝非平庸。
正因为如此，招安就不是好受的滋味。招安并不是简单的换一面旗帜，换一身衣服，既然进了别人的门庭，就要守别人的规矩。久而久之，要么自己的个性渐渐失去，为主流社会所同化；要么双方的个性不容，内讧争斗，两败俱伤。
野班子招安后，大多不能保持原有的社会关系，为了新形势的需要，他们有意无意会疏远故旧，重新建立自己的网络，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有的成功了，成为一个崭新的团体，有的却始终在新旧的边缘徘徊，沦为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野班子不被承认时具有很强的冲击性，野性往往和生命力同在。招安以后则变成工具，这是必然的，因为之所以被招安，就是因为有利用的价值。既然招安，必然被充分利用，如果新主子不怀好意，野班子就成了后娘养的。想想梁山泊，也算是个教训。
很多小老板盼望被大老板招安，好鸡头变凤尾；很多私营企业盼望被国企、外企招安，好旁门变正宗，这也不是不可以，心情可以理解，但合作如果不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如果没有平和稳健的心态，不能保持自己的精髓和个性难免愿望和结果出现距离。
信用就是财富
人为什么要说谎？因为他有本能，他要趋利避害。
一个小孩子，如果他说要买文具，却把父母给的钱拿去买零食了，那是因为零食的诱惑力太大，而他不撒谎又没有其它的办法得到钱。同样，如果他打烂了一个花瓶却说是小猫打烂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害怕，父母极有可能暴跳如雷，一顿痛打，这件事的后果，在他看来是不能承受的。
我们往往把诚实看成是品德问题，其实，诚实同时还是个能力问题。有能力得到，就不必撒谎；有能力承受，他就可以坦白直言。
越是贫穷的地方，越容易有道德危机。生存环境越是严酷，人就越是需要自保。同样，越是初级的经济环境，越是没有平等交易的市场，越是充满着谎言和欺诈。说到底，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资本的特性是赚取利润，成本和回报之间，永远都在核算。
讲不讲信用，很多时候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当不诚信的人大把大把赚钱，却没有不可承担的后果降临，那么不诚信就会成为市场普遍的选择。
在资本主义早期，为什么充满着那样多的血腥？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那是因为在那样的时代，暴力是最有利可图的。
在亚当斯密时期，情形同样如此，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经营者的利益与公众利益往往不一致，要想获取利益就必须欺骗公众。所以那时的经营者虽然很少聚到一起，但聚会时的谈话内容，不是阴谋对付公众就是筹划抬高价格，那时商人的形象，也很让民众鄙视。
现在的西方世界，商人们都温文尔雅了，越大的企业越是注重信用，不是人的道德水平大幅提高了，而是经济体制成熟了，各种市场关系越来越复杂，严格的规则就成了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违反规则就必定受到惩罚。而这些大企业到了穷国，很多又变味了，凶残和自私都暴露出来，和在本国的表现大不一样。
诚信不只标志着正直，还是制度的结果，只有当不诚信成为不合算的事，诚信才会成为人们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