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我身后的4个人，就是我带的连里最后的几个人。地上横七竖八的都是罗马人的尸体和瓦砾碎石，罗马人在这3个月的围城中殊死抵抗，但是在我们的狂轰滥炸下伤亡惨重。现在罗马人的抵抗已经没有什么组织，但是他们还是到处在发起反击。尤其是神殿岗这一带，也难怪，这是罗马人的圣地，要他们轻易的放弃，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我端着枪，小心的在尸体堆中搜寻着；那一股让人恶心的浓烈尸臭让人不得不用嘴呼吸；后面的4个人互相照应着彼此的死角，逡巡着慢慢向万神殿前进。万神殿高耸的门楼两侧的两个罗马神明的雕塑向我们瞪着眼睛，我想它们大概是第一次见到外国军人的身影吧？自罗马建城以来，从未被任何敌人打扰过，在这万神殿神圣的殿堂里，往来的一直只有信徒的身影而已。我踩在神殿里的大理石地面上，望着大殿墙壁上的精美雕塑和金碧辉煌的壁画，虽然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垃圾和碎片，这个神殿仍然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和神圣至上的感觉。在大殿周围罗马众神塑像冰冷眼神的注视下，我感到一种可怕的文化排异感和沉重的压力。
忽然间一个身影从旁边的廊道里猛冲了出来，他身法极快，猛一下把我撞倒在地，我的枪也被甩出了二三米。我只看见一个身披古代铠甲的罗马人骑在我身上，手里提着一把明晃晃的罗马短剑，向我的当胸扎来。我眼一闭，准备着那一下透心的冰凉，一瞬间听得身后战友们的步枪“砰砰”的响起，我身上的罗马人身上顿时多了十几个血洞，温热的血液四处喷射着。他仰天吐出一口血雾，向后倒在地上。我忙从地上跳起身，一脚踢开那把差点插在我胸口的短剑，却听见那个罗马人从满是血液的牙缝间吐出几个含糊不清的罗马单词；我只听懂了一个词，“万岁”。随后他扭曲了几下，不动了。
我这才凑近去看这个差点杀了我的罗马人。那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由身上披挂的华丽铠甲一看可知他的身份，那是神殿里侍奉神明的最后一个罗马兵团的成员才有的。现在他已经断了气，但身上十几处伤口里的鲜血仍然在缓缓的向外流着；他淡蓝色的眼珠怨毒的望着我，虽然我也算身经百战，是从成都城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但那眼神中所包含的仇恨和冷酷仍然让我心里一阵发寒。
罗马城围城战从1868年1月到1868年4月，历时3个月，1868年4月30日罗马城陷落，罗马所剩的军事力量中三分之二在罗马城下被聚歼，罗马平民死伤将近120万人，罗马政府迁都南方的庞培。我方伤亡也在二十万人左右，苏凯就在这一战中阵亡，他死在罗马政务院门前，死因是受伤后流血过多。我没有见到他的尸体，只听说他是因为股动脉被流弹打断而死的。
苏凯死后追授少校军衔，我则升为上尉。
罗马人在罗马城内的零星抵抗和反抗活动一直坚持到1871年，令这期间的每一任罗马城城防司令都头痛不已。
第五章
1869年秋天的时候，我正在大陆最北端的汉斯森林里和罗马的残余部队作战。
罗马人在1868年罗马城陷落以后就彻底的走上了下坡路。9月陪都庞培也被我军占领，罗马人精锐的南方集团军土崩瓦解，除了约3个师上了罗马海军的运输舰得以脱离包围圈以外，其余约15个师18万人全部在大西洋海边的奥哈海滩被歼灭。罗马人有组织的精锐部队就此化为乌有，随后我军向北方进发，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将罗马军队派来阻击的部队全部消灭。
说实话，这种战斗相当乏味和无聊。我没有参与奥哈海滩战役，第二近卫机械化步兵师在罗马城一战中伤亡过大（阵亡率达到前所未有的90%，这主要是罗马狙击手的杰作），只得在城中接受补充和整编。所以当第二集团军（由戚继光元帅率领）在奥哈海滩大展雄威时，我却带着新兵们在罗马城的残垣断壁中追捕抵抗分子。到1868年11月整编和补给全部完成，随后我们就被派往北方作战。
经过3年的苦战，罗马人的失败已经非常明显了。虽然南方偶尔也有希腊人从诺洛海湾登陆窜扰的报告，但是在北方，我们确凿无疑的知道：罗马人的覆亡指日可期了。这只要看看他们军队的装备和经验就可以知道。1866年飞扬岭战役和之后的成都城保卫战，那时的罗马军队经验丰富，装备也相当好，打仗非常有章法，即使遇到不利情况也不会慌乱，只是沉着冷静的应付，同时找寻我们的每一个空隙进行反击。但是1869年的那些罗马兵，用我副营长赵勉的话说：“说他们是军队实在是冤枉了他们。”
说实话，这些人只是些手里拿着武器的老百姓而已：枪一响就卧倒，冲锋就凭着血气之勇猛冲，撤退就杂乱无章的撤退，军官的指挥非常死，无非就是猛冲之前从侧翼发起攻击，千篇一律。再看看装备，1866年罗马人装备的主要是L-55式半自动步枪，虽然比不上我们的H64突击步枪，但是装备整齐，枪支质量也不错。我在成都时曾用缴获的罗马L-55和罗马人干过，很不错的武器。但是1869年的罗马军队装备就非常混乱了，军装也不整齐，很多人连钢盔都没有，武器更是五花八门，有希腊制的捷哈特II型突击步枪（这是希腊对罗马军事援助的一部分，这种枪还算不错），有巴比伦制的“光荣”步枪（这种步枪非常烂，据说每100发子弹中就有5发会卡壳），还有一部分L-55式步枪，但是质量比以前大大下降了，甚至还会有一些波斯的老式毛瑟枪，大概还是第二次波斯战争时的缴获吧？罗马人的士气也不行，人员参差不齐，老的40多岁，小的15、6也上战场。看得出来没有接受过什么军事训练，只是乱打一气而已，一看势头不妙，马上就扔了枪狂奔，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杂牌军。在罗马北部高卢丘陵一带，我们一个师就消灭了3个师的敌人，其实多一半是被吓散的：我们的装甲车一冲，他们就溃散了。我记得那次我站在装甲车的顶盖上，用H64点射那些没命奔逃的罗马兵，基本是一枪一个，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得多，就是想不起来转身反击。我记得当时赵勉还问我：“这算不算屠杀？”我含糊不清的说：“也许算吧？”
真正帮罗马人忙的，是罗马北方恶劣的气候和糟糕的交通条件。来自南方的中国军人对大陆北方的寒冷气候很不适应，造成许多非战斗减员；糟糕的交通条件一方面使推进速度降低，一方面也使后勤补给难以跟上。我们到达这个大陆最北方的海法城（就是现在北海那一带）时，虽然还是10月，但气温已经在零度左右，我们每个人只有两件单衣而已，所有的人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很多人感冒发烧，部队战斗力立刻就下降了。
（海法城人口并不是很多，大多以捕鱼为生。我们进城的时候，城里都是些老年人，青壮年大部分被抓丁死在战场上了，所以这个城市的反抗情绪很浓。后来在1872年海法发生叛乱，叛乱者接受西丹岛罗马政府的命令，号称要“向南进军，光复罗马”，我军立刻调集部队进行镇压，所有的罗马叛乱者都被杀死，海法也被夷为平地，不久中国移民在海法的废墟上重建了一座新城，也就是现在的北海。）
1869年11月，我们进入汉斯森林作战，对手是罗马的一些残余部队，当时罗马已经丢失了大陆上的所有城市，一些未被消灭的残余部队乘我国海军尚未到达大西洋作战的机会，坐船撤往大西洋的西丹岛。大东洋里的东丹岛虽然也有罗马的海军，但由于早被我军封锁了港口，不能派出船只接送东部的罗马残余部队，所以这些罗马人是只有被我们消灭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1869年12月3日，我们到达罗马北方最高峰——尼亚达峰，越过这座山就是大东洋。这里有小股的罗马部队，我们的计划是攻占此山以后，向东将他们压迫到海边再加以歼灭。
当天中午11点左右，我率领我的营开始登山，行进到一个山谷时，埋伏的罗马人向我们发射了4枚迫击炮弹，其中有一枚在我身边爆炸，当场将我的警卫员姜宽炸死，我则被抛出10多米，全身多处骨折，胸部、腹部3处弹片贯通伤，还有脑震荡。赵勉立刻接管了我的指挥权，指挥部队当场击毙了那几个埋伏着的罗马人。当时我们有3人死亡，11人受伤。当天下午3点，我和伤员由直升机送往宁波的海军军事基地急救，5日，因为伤势较重，又转送上海的陆军医院。
正是在那里，我遇到了我的她，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第六章
经过血与火的三年，走过了大陆的整个北方，目睹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耳闻过无数撕心裂肺的惨叫之后，躺在陆军医院安静干净几乎一尘不染的白色病房里，当我意识清醒的那一秒钟，我的第一感觉是：这里是天堂。
受伤的身体恢复的很快，我一直在看书。军官的待遇还是比较好的，我骨折兼外伤的身体状况也让我只能彻底卧床休息。我非常模范的遵守了医院的一切规章制度，对医生的治疗也非常配合，他们每次查房，都要赞叹我对医嘱的完全遵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