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既然是社会问题，当然也就“人人有责”，大家都要关心过问。所以，单身男女如果老不婚嫁；便会有人一再来介绍对象。同理，已婚男女如果居然要各奔东西，自然也会有人一再来调解劝和，至少父老乡亲、同事邻居们要议论议论。
那么，结婚和离婚，为什么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呢？因为，第一，它们关系到社会组织最重要成份——家庭的建立或破裂。第二，它们也关系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讲过，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是社会组织结婚中最基本和最常规的单位。最基本就是不可再分割，“最常规”就是“普遍性模式”。这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一个重大区别。西方社会是“个人本位”的。个人是社会组织结构最基本的单位。一个人完全可以因为个人的原因而脱离家庭，投身社区，加入政党，或独往独来，自行其是，仍不失为社会的一员。他组成家庭也好，解散家庭她好，“成家”也好，“出家”也好，都完全是他个人的事。只要不违反法律，履行一定手续，社会和他人便无权过问。
中国传统社会则不同，个人的身份、地位、价值、权力、义务、责任、荣誉、利益，都和他的家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取决于他的家庭，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比方说，一个人如果出身“名门望族”，则他的地位也高，面子也大。反之，如果出身“贱民庶人”，则也许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同理，一个人，如果升了官，就会封妻荫子、耀祖光宗。反之，一个人，如果犯了罪，则会祸及满门，诛灭九族。可见，社会的奖惩，是施及家庭而非个人的；社会的管理，也是施于家庭而非个人的。其原因，就在于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家庭既然如此重要，则社会对于导致家庭破裂的事，也就不能放任。
离婚不但会导致家庭的破裂，而且还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和政局的稳定。因为如前所述，结婚的第一目的，历来就被说成是“合二姓之好”。依此理，则离婚当然也就是“结二姓之怨”，至少也是“绝二姓之好”了。这样，两个人的离异，便很可能导致两个家族之间的仇恨和敌对，甚至徒起祸端，大打出手。如果这两个家族是名门、豪族、官宦、诸侯，则还可能引起政治纠纷，甚至引发战争，至少也会闹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
这种严重后果的产生是很自然的。因为如前所述，个人与家庭，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一个人受损害，就是全家受损害；一个人没有面子，就是全家没面子。离婚，尤其是女方被“休”，对于女方家族而言，是极没有面子的事。因为这往往意味着自己的女儿“不好”：或是不贤惠（如不事舅姑、嫉妒），或是有过失（如口舌、盗窃），或是没福气（如无子），或是无妇德（如淫佚），总之是“有问题”，这才成了“没人要的货”。这当然是极丢面子的事。更何况，这些“问题”深究起来，又多半要归咎于“没家教”。这就等于直接往女方家族脸上抹黑了，岂能容忍？当然非得一报还一报，大打出手不可。
离婚影响社会安定的第二个方面，是会造成新的单身男女。在中国传统社会看来，“单身男女”无异于“无家浪子”。他们和“无业游民”一样，都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一个人没有职业，也就没有“饭碗”。没有饭碗，就会“闹事”，比如行窃、诈骗、抢劫、杀人等。同理，一个人没有配偶，也就没有“家室”。没有家室，就会“出事”，比如通奸、嫖妓、搞同性恋、看黄色录像，甚至强奸。因此，社会必须关心两件大事：一是让每个人都有一份职业，“有口饭吃”；二是要让每个人都有一个配偶，“有个家室”。总之，不能让个人成为“无业游民”或“无家浪子”，成为流离于社会组织结构之外的“不安定因素”。
既然离婚会造成这么多的危害，则离婚也就当然不会被人看作是“好事”。既然不是好事，则人们当然也就不但要表示反对，而且要表示惊诧：“好端端的，离什么婚呢？”中国人是很主张凑合的。“好死不如赖活”，是主张凑合着活；“好散不如好合”，是主张凑合着过。那么，如果有两个人居然不肯凑合了，则大家便会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一定是出什么事了！”
而这，正是闲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一对夫妻要离婚，当然是“出事”了。但这个事，却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性格问题、经济问题、与男方或女方家族成员关系问题等等，都可能导致一对夫妻的要求离婚。
但是闲人们却多半不会这样理解。
在一般的闲人们看来，一对夫妻要闹离婚，只可能是在一个问题上出了事，这就是性。具体说来，又有两种可能，一是某一方出现性功能障碍，二是某一方（也可能双方）有了外遇。无论是何种情况，都足以让人大讲其闲话。
前已说过，性，是中国闲话的一个热门话题。平时没事找事地，都要以歪就歪地扯到性上去，如今有了真人真事，便更可大肆议论一番。议论的内容，自然少不了捕风捉影。比如说那男的常服“固精丸”，或亲见他买狗肾鹿鞭泡酒，或说那女的常去医院看妇科。或许有个楞小子，声称他确知那对夫妻新婚之夜就没干成那事，这时大家就会一起看着他笑，问：“听房了吧！”其结果，当然是楞小子面红耳赤，其他人哄堂大笑，大家都觉得讲这类闲话，真是开心好玩。
如果说第一类问题多具神秘性，那么，第二类问题则更具戏剧性。因为一个人如果有了“外遇”，那就一定会有许多故事情节。比如说，两个情人是如何认识的？是舞场上的伴侣，还是从前的旧相识、旧相好、青梅竹马？如果是新认识的，则他们如何相识，又如何由相识而相好，自然有许多故事，许多情节。如果是旧相识、旧相好，则自然有许多典故和史实可以稽查考证。再下来，两个人是如何勾搭成奸的？幽会和偷情又在什么地方？这里面也大有文章可做。当然，最精彩的高潮，还是捉奸那一幕。那可真是悬念迭出、险象环生、扣人心弦。这时，拥有“第一手可靠情报”的人，往往会成为众望所归的核心人物，出尽风头。
除了叙述情节外，议论人物，也是这类闲话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时，话题往往会较多地集中于那个“第三者”。因为如果没有那个“第三者”出场，这台好戏自然也就无法上演。所以，人们对于“第三者”的关注，往往会超过离婚的当事人双方。如果那“第三者”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性，则大家的谈兴也就会更浓。如果她竟是一位“女明星”，而那男的又是一位“大导演”，那就不止于大家说说闲话，还会惊动新闻传媒，让许多三流小报重金聘请“写手”来妙笔生花了。
因“第三者插足”而导致婚姻的破裂，只是诸多离婚案中的一种。如果并没有什么“第三者”，那就只好在当事人身上去做文章。
在中国传统社会，一般地说，一旦发生离婚案，责任往往是被算在女人身上的。中国古代没有“离婚”这个概念，而只有“休妻”的说法，这是男女不平等的又一体现。“休妻”又叫“出妻”，礼法上历来有“七出”之条。也就是说，做妻子的只要犯了“七出”中任何一条，做丈夫的都有权将其赶出家门，予以体弃，就叫“出妻”或“休妻”。
“七出”之条大约在周代就已经有了。依据《大戴礼记．本命》和《仪礼．丧服》贾公彦疏，丈夫们可以随便把有错或无辜的妻子打发出门的七条所谓“正当理由”是：不事舅姑（公婆）、无子、淫佚、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不事舅姑就是不孝敬公婆。其实，事实上未必是“不孝敬”，只要公婆“不喜欢”，也要休妻的，如古诗中焦仲卿之妻和宋代大诗人陆游前妻唐琬之被休即是。因为“不事舅姑”即为不孝，而不孝乃罪莫大焉。同样，无子也是不孝，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淫有两种，一种是“yin luan”，即与丈夫以外的其他男人（包括家族成员）发生性关系，当然是“失德”；另一种是“淫佚”，即性欲旺盛，无休止地与丈夫做爱，结果弄得丈夫元气大亏，肾虚体弱，当然也是“失德”。这两种情况，也都无耻，理应休去。妒忌是不容丈夫与别的女子交往，或在自己“无出”的情况下不容丈夫纳妾，也算“不过妇德”。口舌（又叫“多言”）有三种：一是在公婆面前多嘴，是“不恭”；二是在丈夫面前唠叨，是“不顺”；三是在姑嫂妯娌之间倒闲话，是“不和”。三种情况都会影响家庭的安定团结，因此也必须休去。盗窃一说，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夫妻俱为一体，哪有自家偷自家的？大约是指偷了婆家的东西送到娘家。恶疾一说更无道理。做妻子的生了病，理应由丈夫出资治疗，岂有反被赶出家门之理？
由此可见，“七出”之条，对女性极不公平。不但不公平，也很苛刻。做妻子的稍有不慎，便会有被休的可能。比如孔子的学生曾参，仅仅因为妻子做了一顿夹生饭，便把她休了，简直岂有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