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仁宗之治世，因取其元号中之一字而号称“庆历之治”，被视为宋的黄金时代。但在黄金时代已有阴翳存在：由于对辽岁币的增加以及对西夏新岁币的赠与等，岁出已愈来愈多。
党争的暗潮(3)
官吏依旧领取高薪，而且人数逐渐增多。国家对退职官吏设“祠禄制”，对官吏的优遇可说已到极点。祠禄制是对年老退职的官吏给予名义上的“道观使”职位，继续给付薪俸的制度。
祠禄制在仁宗的父亲真宗时就已订定。宋的地方制（即州县制）大约沿袭唐的方式。而唐朝所订一个县的官吏人数，到宋朝时已增加一倍，依据记录，真宗时代曾经有过“应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之议，国家有无所事事的官吏二十万人。经济力再强，在这种情形下，都会造成国家财政的窘迫。
宋的国家活力，从庆历之治时代，似乎开始减退。岁出的增加唯有靠增税来弥补，而增税的结果是庶民受苦，勤劳意愿减退。
缴不起税金的农民，只有放弃土地。自耕农转落为佃农的情形，从仁宗末期开始激增。宋之所以繁荣，完全是由于有为数甚多负担得起国税的健全农民——即自耕农。自耕农拥有自己的土地，便对土地有极大的爱惜之情，在耕作态度上也非常仔细。他们莫不以披星戴月的态度从事耕作，因为靠勤劳获得的收成全归他们所有。
佃农当然不会有自耕农那样的勤劳意愿，国家经济力是国民勤劳的总计，因此，这个现象带来的结果是国家经济力的萎缩。
综合国力降低，岁入减少，然而岁出却逐年增加。
不赶紧想法，如此下去，国家只有衰亡一途。——参与国政前瞻之士，开始明白这一点。
英宗可以说是不幸的皇帝。蓄积多年的脓汁在他的时代迸流而出，而且，他本身又体弱多病。
新法与旧法两派之争是发生在英宗之后的神宗时代。问题在英宗时代就已丛生。英宗设法安排，总算暂时克服，但他虽有改革之志，却由于身体孱弱，所以采取与皇太后共同执政这种畸形营运国政的方式。皇太后是女性，不喜欢激烈变革，于是应该做的国政改革，能拖的就尽可能地拖延下去。
不幸的英宗，在位五年后去世。满十九岁的长子赵顼继任，这是1067年的事。
“你有体力，而且年轻。为父没做到的事情……这些事情没做好，国家只有衰亡一途……你非完成不可。做这些事情，当然有人会反对，但为父相信你一定有制服这些人、完成国政改革的能力……希望你在欧阳修等人的襄助之下，完成大业……”病榻上的英宗再三叮咛皇太子，要他完成国政改革。
神宗甫即位就宣言道：“朕奉先帝遗嘱，拟即着手改革国政，以使我大宋得以复苏。”
而他准备倚重的欧阳修却以如下之语推托：“任何事情，改革会遭遇诸多反对是一定之事。不顾反对而硬做，一定会产生问题。因此，做事绝不可勉强。勉强而做会招致失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欧阳修列出许多史实，表示不赞成着手国政改革。
着手国政改革的话，一定会遭遇猛烈反对，我再也不愿意受到抨击，我永远忘不掉濮议给我的教训。——这是欧阳修的想法。他因为主张应将濮王称为“皇考”，因而受到皇伯派的抨击，被打上“对皇帝阿谀之徒”的烙印。他不愿意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头上。
新法开张(1)
志气要高，但绝不可轻视实务。——王安石想要告诉神宗的是这一点。
由口吻看得出来这是个硬汉子。神宗初次见面就对王安石有了这样的想法：“一切交给这个人处理，一定不会有差错。”
依据父皇遗嘱准备改革国政的神宗，甫一即位就遭遇极大障碍。
想以强硬手段进行国政改革，却没有主其事的人才。父皇提名，神宗也想倚重的欧阳修，却以“不可勉强”为由，不赞成推动改革。
另外再寻觅负责国政改革事宜的人吧！——十九岁的神宗毕竟是精神饱满的。神宗最后物色到担任南京长官的王安石。王安石和司马光一样，年纪轻轻就中进士，是有神童之称的俊才。
寻觅人才，当然不是由皇帝亲自到各处物色，他只能从自己视野内的人物中加以挑选。
从仁宗末期到短命的英宗时代期间，宋的国政有三个中心人物，他们是宰相韩琦、同平章事曾巩和参知政事欧阳修。
三人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
史书如此称赞由这三个人执行的政治。实际上的情形却是，宋的国政在财政上面临极大困难。
三人同心辅政也只是表象而已。韩琦甚有决断力，曾巩深谙法令典故，欧阳修则为文学、历史的佼佼者，他们各有专长，三人同心相辅为政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现实上的政治是由甚有决断力的韩琦决定一切，而站在协助者立场的曾公亮，开始对韩琦有所微言了。
“过于独断专行——”曾巩不止一次地对亲近人士诉说自己的感触。除了他以外，廷臣中对韩琦反感的人也不在少数。
韩琦处理公事的能力越是突出，其余大臣的存在越发显得渺小。
其余的大臣根本没有在做事嘛！——众臣因受到如此批评而对韩琦心存恚愤，结果自然造成韩琦逐渐被疏远孤立。
神宗对韩琦的观感也不甚良好。年纪轻轻即位的神宗，衔有父皇英宗的遗嘱，因而对国政改革有很大的抱负。但精明能干的宰相在一旁，新皇帝就似乎连存在的价值都没有了。
这不是应该由朕裁决的事吗？——每次韩琦要求事后承认时，十九岁的皇帝总会一肚子懊恼。他希望的是，宰相事前就找他商量，他或许会表示意见或做一些指示；然而宰相却是自行决定后，仅在形式上让他知道。
莫非因为朕年轻而瞧不起朕？
年轻皇帝容易把感情形之于色，同时朝廷内也不乏睁圆大眼企图从皇帝表情看出其心事的人。
“皇上对司空好像耿耿于怀……”
“你也发现了是吗？我也有这个感觉。”
“皇上认为司空的做法过于专横，这是一定的事情嘛！”
“依我看，司空的职位一定保不住。”
廷臣们如此窃窃私议。韩琦的职位是三公之一的司空，此外兼任侍中职。
时机成熟了！——做此判断的韩琦政敌，遂提出了对他的弹劾案。这个人是中丞王陶。
无视其余廷臣，作为专横。——这是弹劾的主要理由。韩琦因而被迫离开内阁。
在这之前，站在协助者立场的曾巩，为了牵制韩琦的专横，推荐了江宁府南京知事王安石。
韩琦于离开内阁前进宫辞行时，神宗问他：“卿去职后，委由何人担任国政为宜？有人推荐江宁王安石，此人是否适任，卿意以为如何？”
对此，韩琦回答：“倘若以王安石为翰林学士而言，他的才能超越其上。但如若要委以国政，他的能力稍嫌不足。”
翰林学士是皇帝的秘书，对皇帝垂询事项提出回答为其任务。为使王安石伺候于皇帝身边，将他任命为翰林学士是一个方法。但这无疑大材小用，因为以王安石的才华，翰林学士一职是委屈了他。然而，一下子就让王安石担起国政，使其入阁，在资格上尚嫌不足——这是韩琦的看法。
韩琦的回答可以说是非常微妙。
新法开张(2)
王安石成为翰林学士，《 资治通鉴 》著者司马光也成为翰林学士。
新法、旧法之争的两派领袖，于神宗甫即位时同时就任为皇帝秘书，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
于神宗即位的翌年又有改元之事，是为熙宁元年（1068年）。
此时王安石四十八岁，司马光五十岁，以东坡之号驰名的大诗人苏轼则为三十三岁，当时他因父亲去世正值服丧期间。苏东坡当然也是进士及第，但年轻的他仍只是中央官厅的中坚干部。相较之下，王安石则是历任州、府知事的高级干部。
王安石是曾巩为了牵制韩琦之专横而向皇帝推荐的，但他并没有因此即刻上京，那是因为他不愿意被人认为自己急欲攀登龙门。
王安石可能成为秘书、顾问，甚至是可能成为宰相的阁僚级人物呢！——他知道人们对他的评价相当微妙，因此，对进退之间持着极为慎重的态度。他到熙宁元年的四月才上京，这是被推举为翰林学士后第五个月的事。
越次入对——史书如此表达。“次”指“序列”而言，这句话的意思是：他被皇帝召见是超越序列之举。
“政治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非首先执行不可的事情是什么？”神宗质问他。
“非先做不可的事情是择术。也就是说，必须决定一贯的方法。”王安石回答。
不提意识之论，而以实施方法为绝对先决条件——王安石的实务派本色由此可见。
“方法？”神宗略为斜头问道：“不知唐太宗持的是什么样的态度？他是否也以方法为重呢？”
在当时，“唐太宗”是明君的代名词。身为君主，如何才能成为像唐太宗那样的人？——这是每一个就帝位者所想的第一件事。
“为什么要向唐太宗看齐呢？”王安石用较大的声音道：“何不舍太宗而向尧、舜看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