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来到襄阳附近时，他刚好和在鄂州与贾似道媾和、正在北归途中的忽必烈碰头了。
我想我应该对这个人下赌注！——太子倎有了这个想法。他原本以为对方都是游牧野蛮人，但见面对谈后才知道这也不尽然。汉地总督忽必烈的政治哲学相当中国化，而且与高丽的想法并无抵触之处。
太子倎发现忽必烈准备采取的是怀柔政策。不接受怀柔的话，会受到强烈弹压。为了多少保存国家活力，唯有接受怀柔一途。而且利用蒙古的力量，应该能铲除武人的势力……
虽然权臣崔氏已经没落，但另外的权臣金俊却起而代之。高丽依然在武人政治的统治下。就在太子倎与忽必烈于汉地会晤时，他的父亲高丽王死了。蒙古把原本应该留下来作为人质的太子送回国。倎于归国后即位，是为高丽元宗。高丽元宗算来与蒙古新帝忽必烈有私谊，他遂意图仰赖蒙古的力量，铲除金俊等权臣的专擅。虽然蒙古与高丽的国交已行恢复，但这并不是对等的国交。
对忽必烈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使南宋屈服。要达到这个目的，怀柔高丽算来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切断高丽与南宋的关系，等于使南宋进一步孤立。
如果连日本也拉拢得到，南宋就再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盟友了。——对蒙古皇帝做如此进言的，是一个名叫赵彝的高丽人。对日本而言，这成了第一次元寇的开端。第一次元寇以使南宋孤立为主要目的。
一说为日本海贼当时对朝鲜半岛海岸极尽掠夺之能事，高丽因而企图借蒙古的力量以镇压海贼。但这是不足采信的说法。蒙古确实无比强大，却视水战为畏途。如果决定要攻打日本，这件事一定会命令高丽去做，反而将成为高丽的一大负担。
因此，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蒙古为了孤立南宋而意图与日本联手。但蒙古与他国联手的意图，就是使之臣服。
元在高丽人赵彝的进言之下，意图诏谕日本。
元派遣的使节是兵部侍郎（国防部次长）黑的和礼部侍郎（教育部次长）殷弘这两个人，而由高丽派出作为向导的是枢密院副使宋君斐。
《元史》有“未至而还”的记载，而使节提出的辩解是“大洋万里，风涛蹴天”。实际上，那是深知日本人性格的高丽，判断日本会对黑的等人所携带的诏书反应激烈，拒绝缔结友好关系，而有这样的说辞。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
蒙古来袭(3)
诏书中一开头就以小国称呼对方，最后更以如下之语作为结尾：
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我不想用兵，但不得已时还是会这么做——这句话显示出十足的威吓意味。
忽必烈对半途而归的使节极为恼怒，厉声谴责不可以风涛险阻为半途而废的理由，并且派遣第二次诏谕使节，国书被送至镰仓后转送至京都，日本政府最后决定不予受理。使节在日本滞留六个月后，毫无成果地空手而归。忽必烈在激怒之下，命令高丽建造一千艘巨船。
对日本的第三次诏谕见于元至元五年（1268年）九月，使节到达对马后折返。诏谕之举后来又有过多次，而镰仓幕府却依然拒绝受理。
元的远征日本之所以拖延，是因为高丽的抵抗势力“三别抄”占据着南方的海岛，在渡海上有安全的顾虑。攻陷三别抄的根据地耽罗后，远征的障碍才得以清除。
对日本的远征军于1274年出发，同年，高丽元宗去世，由世子忠烈王即位。由于忠烈王娶元的皇女为妃，因而采取亲元的态度。但由于他对元强人所难的造船命令也勉强接受，使得人民疲惫到极点。
至元十一年在日本是文永十一年。
这是第一次元寇。
元军攻打博多、箱崎两地。日本军打的是古代战法，而元军则采取集团战法，日本武士由于没有经历过响彻云霄的战鼓声、呐喊声以及大炮，因此，不仅是人，连马匹都惊慌不已。
但日本军却奋战到底。尤其日本军不时展开夜袭这个拿手好戏，使得蒙古军为之胆战心惊。由于这个缘故，蒙古军虽然登陆作战，到了夜晚就一定撤回船上。只要在巨船上，绝无遭受夜袭之虞。日本军只有小舟，因此，即使前来偷袭，也能轻易将之击退。
在海上的话，一点不用担忧日本军的夜袭，但却使他们遭受比日本军更可怕的强敌之袭击，那就是台风。远征军的兵船并不坚牢。被命令急造战舰的高丽，偷工减料是当然的事；不偷工减料，就无法在指定的日期前完成，而拖延的结果将是受到严罚。
要蒙骗在草原成长、从来没有见过船只的蒙古监督官的眼睛，应该是再容易不过了。
日本人对第一次及第二次元寇时的台风，皆以“神风”称呼。但第一次的台风，好像并没有特别强烈。当时一般的船只，面对那个程度的台风时，应该都能熬得过。然而元的兵船并不是普通的船只，它们只要稍微触礁就支离破碎。
由于不计其数的兵员溺毙，舰队因而丧失战斗能力，剩下的兵船遂匆匆归国。《元史》对这第一次远征日本的记述极为简短：
冬十月，入其国（日本），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掳掠四境而归……
只有这寥寥几句，连因受台风之侵袭的辩白都没有。
实际上，蒙古并没有因这第一次神风而蒙受多大的损失。兵船全是高丽建造的，兵员也几乎都是高丽族或汉族，不擅长打水战的蒙古族，只派出少数高级将校坐镇。由于没有蒙受多大打击，蒙古因而对远征日本仍不死心。
“我一定要占领日本。如果能采取诏谕方式，当然再好不过……”忽必烈还是认为能以威吓方式使日本屈服。
突破长江防线(1)
十月，元军进入郢州，攻克沙洋和新城两城。十二月，伯颜攻打阳逻堡。据守该地的南宋夏贵竟弃堡而逃回庐州。阳逻堡乃长江渡江之要冲，至此，元军终于突破长江之线了。
《十八史略》只写到南宋灭亡的“崖山之役”（1279年）。因此，元的第一次远征日本包含在其中，第二次远征（1280年）则为其后的事。
现在把话头拉回大陆。
发生在派遣远征日本军前一年至元十年（1274年）的襄阳之战，可以说是宋元对决的关键战。依据南宋元号，这一年是咸淳九年。理宗于九年前死亡，由于未有嗣子，因而由胞弟荣王之子赵琪即位。就血缘关系而言，这个被称为度宗的皇帝是最接近的；然而就人物而论，这位皇帝颇有问题，实在称不上英明。
“皇族中并不是没有更优秀的人，面对蒙古即将南下，我们期待的是英主。”大臣中有人以此理由表示反对，贾似道却断然驳斥之：“由血统最接近的人即位，是天经地义之事！”
对贾似道而言，不甚英明的皇帝比较容易驾驭。度宗知道自己被选为皇嗣的经过，因而对贾似道非常感恩。贾似道的独裁体制可以说即将建立起来。
襄阳频频派遣使者到朝廷请求援兵。然而贾似道却不发一兵一卒，因为根据他的判断，要想在襄阳阻止蒙古军南下是不可能的事。
“要阻止，就要在长江之线阻止。”这是贾似道的想法。与其派援兵到毫无希望的襄阳，不如加强长江一线的防备。由于杭州接近长江之线，他因而上书建议暂时迁都僻地。想不到向来对宰相言听计从的度宗，对迁都案却不予采纳。
朕好不容易就皇位，成为这所宫殿之主，为什么要迁到偏僻的乡下呢？——他既不答应迁都，也不派遣援军到襄阳。
我当时还是应该选英明一点的皇族才对。——事隔十年，贾似道这个时候才后悔自己当时挑了错误的人选。
襄阳孤立无援的状态足足持续了五年之久。这是因为隔着汉水、位在北岸的樊城，与南岸大基地襄阳连成一线，联合抵御元军之攻击的缘故。南宋军极为善战，连元将军张弘范都在樊城包围战时中流箭而手肘负伤。
“樊城与襄阳隔着汉水相互取得联系，在这个情形之下，要击溃敌人是相当困难的事。如果在汉水阻断两城的联络，较小的樊城一定能先攻陷。一旦攻陷樊城，襄阳不是如同囊中物吗？”用布裹着手肘的张弘范，对总司令兀术如此进言。
“好，我们就放胆把大军放在汉水上试试看。”兀术接纳了这个进言。
一旦攻打樊城，南岸的襄阳就会立刻派出援军；反之，对襄阳加以压迫，北岸樊城的援军便渡河前来。宋军如此地联系作战，使得元军焦头烂额。
由于视水战为畏途，元军向来坐视南宋军利用汉水互通声息的状态。蒙古军确实不擅长打水战。但元军中已增加不少汉族将兵。倘若大胆地派出大量兵船到汉水之上，与南宋军放手一搏，僵持不下的战局或许有打开的可能。兀术下了这个决心。他是远征越南的兀良合台的儿子。
元军封锁水面的结果，樊城果然被攻陷。这是1273年正月的事。樊城守将张汉英壮烈阵亡。
“我生为宋臣，死后当然也要做宋鬼！”都统制范天顺仰天长啸后，自缢身亡。牛富、王福等樊城干部，全都于力战后投身火海完节。
樊城被攻陷后，得不到来自南方援军的襄阳，显然已无力支撑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