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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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乘乱抢劫者，他指示：“办抢劫之案，皆立行正法。其有凭空诬人为盗者，亦立毙杖下。”125
此时，曾国藩身上，已全然不见儒者温和敦厚的影子，而是一副杀气腾腾的法家面目。乱世难有作为，他认为：“今日疲弊疮痍之民，吾辈居官，势不能别有抚摩噢咻之术。但力去害民之人，有案必究，无案不确，则造福于孱民多矣。”126又曰：“除暴安良，为今有司第一要务。否则，弱肉强食，粤逆不到之区，亦为土匪蹂躏不堪矣。”127
但他也并非不问青红皂白，一味主杀。在指示各州县缉盗之批牍中，他亦屡屡指示不可以捕盗之多寡定功过，以免“诬拿平民”；抓获盗贼后，要认真研讯，“以期不枉杀一人，不宽纵一人”；128要求各地对抓获的人犯，“务期研讯详确，无枉无纵”。129
这样，四个月内，“或签派兵役缉拿，或札饬绅士踩捕，或着落户族勒令限期交人，或令事主自行擒缚。一经到案讯明，立予正法。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130至于各地依其指示就地诛杀的匪徒痞棍，其人数当几倍于此。
在其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从事剿匪除恶的同时，民间也渐渐生出来一种舆论，不少人对他的严刑峻法抱有非议，甚至有人给他起了“曾屠户”、“曾剃头”之类的绰号，但曾国藩悍然不顾。后来，在给翰林院同事龙启瑞的信中，他曾道及自己这样做的原因：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刺骨。今年乏承团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善，深闭固拒，若恐人之攘臂而与其建业者。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131
他无视地方官场的规矩，必然会引起忌恨，好在皇帝对他的做法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在他《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的末尾，加了“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132的朱批。
平心而论，曾国藩的严酷，在当时是必要和及时的。首先，剿匪有助于恢复一度被战乱搅乱的正常秩序，稳定住民心；其次，扫除社会黑恶势力，大大恢复了绅民们对朝廷与官府的信心。从后来事态发展看，收效显著。太平军后几次进军湖南，非但得不到初次入湘时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反而遭到各地团练的顽强抵抗而难以落地生根。可以肯定，没有曾国藩这一番猛烈扫荡，湖南稳定不下来，后来便不可能成为东南各省的中流砥柱，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兵员、粮饷。
然而在官场中，还是有人对他侧目而视，不少高官对他敢于负责，勇于任事的作风看不惯，认为他喧宾夺主，目中无人，越俎代庖，僭越了官场的游戏规则。不久，一场他所始料不及的冲突发生了，竟迫使他不得不离开省城，避到衡阳去办理公务。
注释
1《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239页。
2同上，第240页。
3同上，第242页。
4同上，第91页。
5《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39页。
6顾炎武：《日知录集释》第五卷，岳麓书社1994年5月版，第190页。
7郭嵩焘：《江忠烈公行状》，《郭嵩焘诗文集》卷十七，岳麓书社版，第329页。
8“君子大节，当为世所取法，未可苟焉已也。”又云；“大节一亏，终身不得为完人矣。”参见《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83～84页。
9“盖欲使知交中谅我寸心，不必登诸荐牍，令我出而办事，陷于不孝也。”参见同上，第95页。
10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辑之107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47页。
11《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96页。
12简又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译者序》，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3页。
13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简氏猛进书屋1962年9月版，第4页。
14罗家伦：《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序》，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上海书店1986年9月版，第2页。
15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卷首绪言》，同注13，第39页。
16洪氏家世，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13~15页；简氏曾亲访洪氏故乡并抄录洪氏族谱，所道尤详。
17参见同上，第16页。
18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15~19页。
19同上，第22~23页。
20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八》卷二百五十二，中华书局1956年6月版，第8180页。
21戴锡章：《西夏纪》卷六，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58页。
22参见《明史·流贼列传》卷三百九，中华书局1974年6月版，第7956页。
23《洪仁玕自述》，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00年6月版，第847~848页。又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41页。
24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41~42页。
25洪仁玕：《英杰归真》，《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版，第570页。
26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道光十二年部分，上海书店版1986年9月版，第8～10页。
27参见同上，第38页。
28参见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31～32页；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69～71页。
29“例如，彼等在各章中见有‘我’、‘我等’、‘汝’、‘他’等代名词，均不知其所指是谁，……每有文义符合其个人见解者，彼必将‘汝’、‘他’等代名词解作指其自己本人，盖其以为此几本书乃特为其个人而作而由天所赐者也。每见书中有‘全’字，则辄以为是指其本名秀全。”“其时秀全在莲花村与李某继续研究《劝世良言》。书中词义均自行忖度，……彼等以为‘天国降临’即是指中国，而上帝选民乃指中国人及洪秀全。彼等又定制宝剑二柄，各重数斤，长三尺，秀全与李各佩其一。剑上镌三字曰：斩妖剑。”参见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26、28页。
30同上，第28页。
31“时在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之下半年，秀全仍居乡间。有乡人巫姓者自广州回官禄村，告以有一西人名‘阿罗哥’者在广州传教，其教理与秀全所传者大约相同。”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99页。
32参见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34～35页。
33同上，第38～39页。
34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第53页。又见《太平天日》，《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版，第648～650页。
35《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481～482页。
36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39～40页。
37《论语·颜渊》。
38《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版，第482页。
39孙嘉淦：《三习一弊疏》，《清经世文编·治体三》，中华书局1992年4月版，第226页。
40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版，第633～634页。
41“子适卫。冉有仆（从）。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42龙启瑞（1814～1858），字辑五，号翰臣，广西临桂人。道光二十一年会试状元，授修撰，曾任江西布政使，太平天国起事时，龙丁忧在籍，后奉朝命帮办广西团练。
43龙启瑞：《上梅伯言先生书》，《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中华书局1978年11月版，第250～251页。梅曾亮（1786～1856），字伯言，江苏上元人，道光三年进士，授任户部郎中，后辞官归乡，讲学于扬州学院，师从桐城古文大家姚鼐，为“姚门四弟子”之一。
44汪堃《盾鼻随闻录》卷一曾记载这样一件事情：浔州知府顾元恺上报逆案，郑祖琛没给他好脸色，他将此事告诉了左江道台陈启迈，陈启迈赴省询问藩、臬两司，“始知郑祖琛先接大学士穆彰阿信函，嘱其设法解散，不可轻易入奏，自取咎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