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一天，我又见到了哈斯特上校，他告诉我，那写有他的名字的军用提箱已寄到了上海俘虏营，这只箱子里装有“北京人”化石中最重要的部分。我没有见到这只箱子里到底装了化石的哪些部分，但可以看得出他对这个箱子格外关心。也许是因为受我们的公使馆或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先生委托的缘故，每当日军检查我们的行李或其他生活用具时，哈斯特上校都想方设法把那只装有化石的箱子蒙混过去。
后来，包括哈斯特上校在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都被送到上海附近的江湾另一个战俘营。在转移时，哈斯特上校又一次成功地避开了所必须经过的例行检查。至于采取的什么奇特方法，上校没有告诉我，当然那时也没有心思问得太具体。后来，我们以及我们的行李又被转移到北平附近的丰台。在那次转移中上校再次保住了那只装有化石的箱子。回想起来，这只军用提箱三度避开了日军的检查好像是一种奇迹，但我认为这并不奇怪，因为上校采取的方法和策略是非常高明的。
可悲的是，这只历经风险而保全下来的箱子，最后还是失踪了。我最后一次见到那只装有化石的箱子是在和哈斯特上校分手的时候。上校被送往日本北部的一处旧铁矿，我被押往日本北海道。北海道的奶酪驰名于世，可那里的恶劣气候也同样举世闻名，我们在那里一直呆到被遣返美国为止。
……
夏皮罗后来撰文说，弗利的这次谈话，对他是一次很大的触动，但有的问题也令他迷惑不解。他想了想，还是向弗利提出了一个疑问：“弗利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于你。”
“什么问题?讲吧，不用客气。”弗利很坦然。
“既然你所知道的那几只箱子装有重要的‘北京人’化石，为什么你从日本遣返回美国后，没向美国当局报告这只箱子的前后情况?”
弗利对此像是早就想好了一样，很快回答道：“哈斯特上校是我的上级，越级报告是不符合军队规定的。夏皮罗先生，这您应该知道。”
夏皮罗一时无话可说。
从弗利博士的办公室出来后，夏皮罗快速返回了自然历史博物馆。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与疑团，立即打电话将费尔塞维斯找来，然后关上门窗，打开录音机，请费尔塞维斯和他一起认真听听戴维斯和弗利的谈话。
随着录音带沙沙地转动，戴维斯和弗利那从容镇静的谈话声便在夏皮罗的办公室里顺着岁月之河清晰地流动起来。办公室很静，四周也很静，屋里除了录音机里的谈话声，便是两人的呼吸声，此外几乎听不到任何一点细微的音响。
整整一个小时过去后，费尔塞维斯和夏皮罗才将录音全部听完。也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缘故，费尔塞维斯刚刚听完录音便对弗利的证词首先提出了疑问。夏皮罗认为费尔塞维斯所提出的疑问很有道理，完全表示赞同。两人又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认为有关“北京人”的问题确实存在不少，但一时又深感迷惑不解。
是的，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有关“北京人”的调查线索到这里已经出现了迷茫和紊乱。如果我们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至少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商榷与质疑：
第一，按照弗利的说法，他曾看到的有些化石是放在大玻璃罐里，然后再装在军用提箱里的。这一方面与夏皮罗之前所了解到的“化石先是仔细地放在小木箱中，周围填上棉花，然后再放入军用箱内”有很大出入；另一方面与亲自装箱的胡承志所讲“北京人”先是装在小箱子里，然后再装在两个大木箱里的说法完全不符。“北京人”化石到底是怎样包装的，看起来好像是一件不重要的事情，但这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这个前提如果不能首先确定，后面的结论就无法成立。假如“北京人”真的如弗利所说，是装在了玻璃罐里，那很可能这玻璃罐里装的根本就不是“北京人”化石，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因为稍有这方面常识的人都知道，玻璃罐既坚硬又容易破碎，如此贵重的“北京人”化石是不可能装到玻璃罐里的，不但转运途中极为不便，即使放在陈列馆展出的化石模型，一般也不会装在玻璃罐内。更何况，“北京人”将由中国转运至美国，需远涉重洋，历经坎坷。除非是傻瓜，否则是决难想出如此下策的!
第二，按照弗利的说法，包装“北京人”化石的是军用提箱，而不是两个木箱，而且至少应该是四个军用提箱；另外还有一只标有哈斯特上校名字的军用提箱。对此，夏皮罗和费尔塞维斯之前曾访问过已回美国定居并成为太太的息式白女士，息式白肯定地对他们说，包装“北京人”化石只用了两只军用提箱。而中国的胡承志也对笔者亲口说过，包装“北京人”化石用的肯定是两个木箱，而不是什么军用提箱，更不是四只军用提箱。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胡承志亲手装的两个木箱经博文交到美国公使馆或美国海军陆战队后，美国人为了便于携带和转运，又将木箱换成了军用箱。但从“北京人”化石的性质和数量来看，这“换”谈何容易!何况军用箱也很难盛下“北京人”的所有化石。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弗利所说的那几只军用提箱呢(如果弗利所言是事实的话)?莫非弗利所说的几只军用提箱里所装的压根儿就不是“北京人”，或者只装有部分“北京人”?因为从夏皮罗在美国大使馆查到的一些原始资料来看，这些原始资料中有“许多珍贵资料和上层遗物一同运往美国”之类的记载；而根据中国的贾兰坡先生所言，当时除了对“北京人”化石进行了装箱外，对别的化石也装了好几十箱!而且，这好几十箱化石也和“北京人”的命运一样，有的被日军捣毁，有的被日军运往了日本，有的则下落不明。
第三，按弗利的说法，他在天津收到从秦皇岛转来的行李后，打开自己的私人衣箱时发现有两样东西被盗。却并没有打开军用提箱检查“北京人”化石是否还在。弗利的这一说法显然存在着足够的不合理性。因为军用提箱里装的是“北京人”化石他是知道的，其重要性和他自身的职责他也是明白的，那么为什么明明发现自己的箱子已经被盗，却依然无动于衷，不去打开军用提箱检查一下“北京人”化石是否也已被盗呢?再者，弗利所说的那两位“平时最信赖的中国朋友”又是谁呢?如果弗利真的是将箱子交到了那两个“最信赖的中国朋友”的手上，那么箱子就应该不会丢失。因为凭借两个中国人的智慧，在自己的国家里藏住两只箱子，躲过日本人的视线，是不应该成问题的。
第四，按照弗利的说法，他和哈斯特上校在北平丰台分手后，哈斯特上校还拥有那只军用提箱。而美国记者普鲁勃在１９５２年发表的那篇报道中却说，当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装上开往秦皇岛的火车后，哈斯特上校就再也没有见过任何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了；并且哈斯特上校在去世之前也从未提到过那只箱子的事情。那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到底该相信谁的呢?哈斯特上校并没有参与“北京人”化石的包装和运送，这一点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从哈斯特上校本人的性格、兴趣和爱好来看，他对此事也不会过分热心。因为作为运动员出身的哈斯特上校在华任职期间，除了对中国的艺术品稍感兴趣外，在其他方面的表现更像一个武士。
第五，按照弗利的说法，他回国后之所以没向美国当局报告箱子的事，是因为不能越级报告。弗利的这一解释看起来有些道理，但稍加琢磨，便很难经得起推敲。因为据夏皮罗此前的调查，哈斯特上校从日本遣返回国后，于１９５２年不幸去世。
哈斯特上校在去世前，未向美国当局报告过箱子之事，至于什么原因，不得而知。按照夏皮罗的理解，“北京人”的整个转运计划和过程是由美国公使馆和协和医学院秘密协商而定的，哈斯特只不过是请去帮助完成这项非军事行动而已，所以转运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的事并非哈斯特上校的本职工作，因而“北京人”失踪后主要责任自然也不在他身上。哈斯特回国后，美国当局并未对他进行过这方面的追查，既然如此，他又何必去引火烧身，自找麻烦呢?因此，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哈斯特上校未向美国当局作报告(或者还没来得及去报告)，似乎算在情理之中。然而问题是，哈斯特上校去世后，尤其是中美之间上演的那场到底是谁偷走了“北京人”的指控与反指控的闹剧闹得满世界都知道后，作为这方面情况的惟一的知情者的弗利先生，无疑有责任、也应该向美国当局报告。可弗利先生却一直未向美国当局透露只言片语，直到今天，才将在内心深处已经冻藏了３０年之久的情况说出，这又是为什么呢?
……
经过整整一夜的思考，第二天夏皮罗带着诸多的疑问，又来到了弗利博士的诊所。当他向弗利和戴维斯提出一些疑问并请二位给予解释时，却遭到了弗利婉言谢绝。弗利明显有些不快地告诉夏皮罗说，他所讲的全部是真实的可信的，要是有差错，那一定是别人而不是他和戴维斯。
继续谈下去是不可能了，夏皮罗只好离开了弗利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