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再看看浩然是个怎样的作家。同词典中也有这个词条，是这样说的：
小说家。原名梁金广。河北蓟县人。生于开滦煤矿。读过三年小学和半年私塾。一九四六年起，当过八年村治安员、区团委书记等基层干部。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四年任河北日报记者。一九五六年任《俄文友好报》记者。一九五九年加入中国作协。一九六一年任《红旗》杂志编辑。一九六四年起在北京从事专业写作。是中国作协理事，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东方少年》主编。一九九零年任《北京文学》主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山水情》、《苍生》等。
两人的革命经历大体相似。学历上稍有不同，高玉宝没上过学，浩然上过三年半小学和半年私塾。词典中半年私塾在后，三年小学在前，好像是上过小学再上私塾，想来绝不会是这样，该是先上私塾后上小学才对。浩然自己曾著文说，他只上过三年小学，成为这样的作家，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迹。云淡了才会显得天高，水落了石头才会出来，为了达到这种比衬效果，学历不高的作家们，说起成就总是越高越好，说起学历总是越低越好。这或许是全世界文人的通病，中国作家似乎更厉害些。对自己上过三年小学，浩然心有未甘，成心要与高玉宝一比高低。《我的人生》中有一段文字，足以证之：
恰巧当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上升起之时，一个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就以一种移山填海之势，在中华大地展开了。设在蓟县城里的干部业余学校在西北隅，即独乐寺东北边一家倒闭的手工作坊里。我大步流星地奔向那里……老校长摘下老花眼镜，仔细打量我一遍，又有些疑惑地问，你还用到这种以认字、识数为主的学校来吗?我回答说，是呀，要当一名普通随大流的干部，不学也凑合够用。不过，我想搞写作，光认字、识数就远远不够了，我得加紧学习文化知识。不然的话，搞写作只能是做梦!……就这样，我又入了学。
有人会说，这不过是因为浩然上进心切，才来这种类似扫盲班的地方学习。不，以浩然当时的知识水平，他就得入这样的学校。就在入这个学校前，他收到《河北青年报》的退稿信，信上就说，他的作品“字迹写得潦草，错别字也很不少，所以稿子距离发表的水平还很远”。这样的水平，只配上这样的学校。
不管怎么说，浩然的成就比高玉宝大多了。《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印了那么多，浩然是中国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见该书封底文字)。且不说这里的“最”还有待查实，即使真是这样，也毫无意义。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就算真是这样，若以发行地域之广而论，不说别人，就是跟高玉宝比，还要稍逊一筹。高的长篇小说《高玉宝》，当年国内十多家出版社以七种文字出版，国外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用十五种文字翻译出版。《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肯定无此殊荣。
中国当代文学的高玉宝效应(2)
至于写得怎样，不妨用时间过滤法来测定。我年轻时看过《高玉宝》，也看过《艳阳天》，都已过去三十年了。《高玉宝》里还能找出当童工那样真实的描写，“半夜鸡叫”那样让人发笑的故事。在《艳阳天》里，你是找不见一处这样真实的描写，这样让人发笑的故事的。有人会说，“弯弯绕”做的那些事，不也很可笑吗?若真有这样一个普通农民，做了那些事，是可笑的，然而，一旦作者给他赋予了政治说明的责任，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事件，只会让人厌恶，让人不忍卒读。
语言总还不错吧。我不想说了，且引用李健吾评萧军和萧红文字的一段话说明我的感受吧：“你不要想在《八月的乡村》寻到十句有生命力的词句，但是你会在《生死场》发现一片清丽的生涩的然而富有想象力的文字。”不说《高玉宝》了，无论在《艳阳天》里，还是在《金光大道》里，你可能找不出一句像“屋檐外，天蒙蒙亮，村边的狗又叫起来了”这样富有文学意境的句子。
不过，平心而论，我仍要说，浩然的才气比高玉宝大些。他的长处不在才气的大，而在敢写，敢写得那么长，敢写得那么多。若再要说什么意义，那就是，这两部长篇，堪称“文革”前与“文革”中，中国当代文学的典范之作。如此而已。
再说鲁迅文学院。
对鲁院整体的评价，一时找不到最权威的论述，正好手头有本二零零零年第十一期的《人民文学》，上面有该校二零零一届文学创作班招生的广告，是这样说的：
鲁迅文学院是中国作家协会专门培养作家及作协会员的高等学府。五十年来，鲁院培养了当今文坛上百分之七十以上最知名的作家，马烽、邓友梅、蒋子龙、王安忆、张抗抗、莫言、刘震云、毕淑敏、周大新、余华等，曾就学于此。
这个百分数是怎么来的，是从全部中国作协会员中统计出来的呢，还是估计出来的?估计出来的无须置喙，若是统计出来的，不知没入中国作协的作家算进去了没有。
这些都不必争究了，当今文坛上诸多名家入过中央文学研究所(鲁院更早的前身)、文讲所、鲁院，是铁定的事实。不光作家，许多文学界的官员，刊物的老总，也曾在这里学习过。它还有个更为尊崇的称号。徐刚在回答邢小群的采访时说：
文学研究所(后更名为文学讲习所——韩按）可以说是文学界的“黄埔军校”，这也许过誉了。中国作协的副主席和各省市主席、副主席，各省市文联的主席、副主席，各地的知名作家、评论家，文学刊物的主编、副主编，不少都是文学讲习所的学员，这就足以表明文讲所的历史贡献。(《山西文学》二零零零年第八期)
这些，骤然看去大体不错，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最初的文研所，还是后来的鲁院，是否担得起这样的声誉。打个比方，一个科学家成功了，他就读的大学说是他们培养出来的，他曾就读的小学也说是他们培养出来的。没上过小学，能上大学吗?你不能说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对。而这个“对”中，掩藏着一个更大的不对。
文研所是鲁院的前身的前身，可以说没有文研所，就没有后来的文讲所，也就没有更后来的鲁迅文学院。看看文研所创办之初，是怎样招收学员的，不难明白这所学校的性质和它的作用。朱靖华先生是文讲所的工作人员，后来当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如今已退休了，在《丁玲和中央文学研究所》一文中他说：
首先，从招生的情况看，我们并没有真正懂得作家成长的规律是什么。
当时我们招收学员，一是看是否已有一些创作成果，二是看是否有生活积累。这当然有合理的因素。但也有这种情况：有个叫吴长英的学员，是农村来的童养媳，连小学程度也没有，她很朴实，没有作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就是因为身世较曲折，受过很多苦，生活算是丰富的，就作为第二种类型进来了。让这样的人进来，是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把她培养成作家。可是事实上怎样?不行。这样的例子不少，尤其当时重出身，重经历，重对党的忠诚，不管他是否具备当作家的条件。当然还有这种例子：比如陈登科、高玉宝，因为有了一些生活的经历，写出了作品。但是高王宝在第一本书出版之后，以后再也写不出什么了。陈登科接下来还写出了长篇《淮河边上的儿女》。但其质量，似乎并末超过其早年写的《活人塘》。这说明，最激动他的生活已写完了。他的创作生活也即开始走向了下坡路。仅仅用所谓“有生活”的逻辑培养作家，是成不了大作家的。(《山西文学》二零零零年第八期)
培养作家不是种西瓜，结不下大的结个小的也将就。小西瓜也是西瓜，不会是冬瓜。作家就不同了，小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叫作家了。也就是说，作家不光有大小之分，还有真假之分。像吴长英这样的学员，我们可以说她是优秀干部，优秀共产党员，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个作家的苗子，怎么培养也培养不成个作家。最初的文研所，就是要把这样苦大仇深的童养媳，培养成新社会的人民作家。
确有许多人从文讲所出来之后，成了作家，写出了优秀的作品。不难解释。有些人在进去之前，已然是作家了。比如山西去的马烽和西戎两位，在进文讲所好多年以前，已写出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至于出了文讲所写出好作品的，不外两种情况，一是原本就有天分有基础，只是还正年轻，没有正式开始写作，二是此后一直坚持写作，日积月累，终有所成。这两种情况，也会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比如徐光耀，入所时年仅二十五岁，入所前曾在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插班学习八个月。被划为右派后，一直坚持写作，终于在六十年代初写成中篇小说《小兵张嘎》，改编成同名电影享誉全国。几乎可以说，没有文讲所的经历，只要一直坚持写作，徐光耀仍会写出他的《小兵张嘎》。
中国当代文学的高玉宝效应(3)
一个培养作家的学校，应当是凡进去的，出来就是作家。如果这个学校进去是作家，出来还是作家，进去的不是作家，出来的还不是作家，那么这个学校还能叫学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