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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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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书籍名:《岭南震撼》    作者:岳南


                                    然而,天下终于归于刘姓,大家早已绝望,此其一。

        “高皇帝把子弟们封王各地,犬牙交错,互相牵制,已像磐石般地稳固,再没有人可以起来对抗,此其二。

        “汉王朝建立以来,废除秦朝的暴政,法令简单,广施恩德,人民相安,任何煽动都难以动摇,此其三。

        “以吕太后的严厉,强立吕氏三王,擅权专制,然而周勃一旦‘持节’进入北军,登高一呼,将士们都袒露左臂,愿为刘氏而战,吕氏家族终归灭亡。这是天意,并非普通人力可以办到。如今即使大臣们想发动政变,人民不听驱使,他能靠一小撮党羽就干起来吗?

        “现在,首都长安之内,有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刘章之弟),是皇族血亲;在首都长安之外,有吴王刘澳、楚王刘交、淮南王刘长、琅邪王刘泽、齐王刘襄,以及我们代国,都使大臣们畏惧。现今高皇帝儿子中,只有你跟刘长,而你是兄长,人们又知你仁爱忠厚,所以大臣们顺应人望,迎你登极,请不要怀疑。”

        刘恒觉得宋昌说得有些道理,便把此事报告给母亲薄太后,同时派人到长安探听虚实。当派去的入回来相告长安方而的举动完全出子诚意,可以相信后,刘恒才放下心来,日夜兼程,赶奔长安。

        公元前180年闰九月二十九日傍晚,刘恒进人长安,并于代邸正式即天子位,这便是享誉古今的汉文帝。

        汉越罢兵再言和

        文帝即位不久,便颁诏大赦天下,修改苛刑酷罚,以松弛自秦王朝以来过分紧张的政治局面,缓和对民众的压迫程度,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他与大臣们商议说:“一人犯法,定罪即可,为何要把父母、妻子连同治罪?诸位可议改此法!”众臣经过一番讨论,很快废除了一人犯罪全家连坐的法令。不久,又废除了诽谤妖言罪。同时,文帝还颁出一道诏命,救济各地的娜、寡、孤、独之人。规定so岁以上的老人按月发给米、肉、布帛,地方官吏必须按时按节去慰问年老的人。各地官吏在宣布这道诏命时,老弱病残者都扶杖驻听,拍手称赞。与此同时,还规定了赦免官奴脾为庶人的办法。

        多少年来,百姓被称为黔首,绝对不允许谈论政治,更不用说对皇帝的所作所为提出批评。针对这一情况,文帝颁诏,允许百姓向皇上进谏。如此一来,上奏章的,当面规劝皇帝的日益增多。,除在朝廷中接纳众人的进谏外,就是在道边路旁,凡有人上书,文帝也总是停下车来,把奏章接过去审看。对于这种做法,有些臣僚提出异议,但文帝却对大臣们说:“可采用者则采用,不可用者搁在一边,这有何不好?”文帝还很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强调农业是天下之本,百姓赖此生存。他一方面仿照古代的“籍田礼”川,作出带头耕田的样子,以鼓励农耕;另一方面还多次减免田租,有时减一半,有时全免。口赋和摇役也减少三分之二。他还倡行俭约,有效地控制朝廷上下的开支,不新建宫室苑囿,并陆续撤销旧有的苑囿,将土地赐于贫民。除了自己带头节俭以外,文帝又坚持保境安民的原则,尽量避免用兵作战。这就使得百姓的摇役负担大为减轻,并得以安心生产,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发展,粮食价格降到十多钱一石,全国呈现出一派和平繁荣景象。

        在对待附属国的关系上,文帝采取了“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即位意,喻盛德焉”,并开始酝酿纠正吕后对南越采取的错误政策。正在这个时候,善于审时度势的赵佗考虑到南越国虽然成功地阻击了汉军的南下,但南越国与汉的对峙,对南越国尤为不利,鉴于此情,赵佗采取主动,派人送书给驻守在长沙国边境的汉将周灶,“请罢长沙两将军兵,求还兄弟之在真定者,将与汉和”。周灶接到赵佗派人送来的这封要求汉越和解的书信,不敢怠慢,立即送人汉朝廷请文帝定夺。

        文帝接到赵佗的和解书,马上作出反应,除表示同意外,并以实际行动“为佗亲家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又“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同时,还“罢将军博阳侯”,表面上解除了与南越国的武力对峙。汉文帝采取的这些非凡举动,为汉越双方紧张关系的解冻以及走向正常化开辟了道路。

        为进一步达到赵佗解除帝号,俯首称臣的目的,文帝再次派陆贾出使南越。

        此时陆贾己是一位七十五六岁的古稀老人了,他本来完全有理由推辞这个差事,但是为了汉越两族化干戈为玉帛,毅然受命,带上文帝的诏书、一名副使以及文帝赐给南越王赵佗的礼物—“上褚五十衣、中者三十、下者三十”,踏上了通往岭南的道路。

        陆贾作为汉朝使者的到来,虽然是赵佗预料之中的事,但是他没有料到新即位的文帝会这么快就作出了相应的答复,这个举动反而使他有些惊慌不安,带着既有所希望又“甚恐”不安的心情接见了陆贾。

        双方见面后,陆贾即递交了文帝的诏书,诏书大意是:

        皇帝谨问南越王,非常苦心劳意。我是高皇帝姬妾的儿子,被放逐到首都之外,在北方的代郡建立封国。由于道路遥远,而我又是愚鲁朴实,见闻有限,所以没有向你修书问候。自高皇帝逝世,孝惠皇帝即位,皇太后吕雄主持朝政,不幸身体患病,日进不衰,以故悖暴乎治。诸吕为变敌乱法,不能独制,乃取他姓子为孝惠皇帝嗣。并乘隙企图颠覆政权,幸赖宗庙显灵,功臣们出力,才把他们诛灭。我因为王侯及元勋大臣们的坚持,不准推辞,不得不继承帝位,现在已经即位。

        不久前,接到报告说,你派人送信给隆虑侯周灶、要求遣送你的亲人兄弟前往南越,并要求撤退驻扎在长沙国的两支汉军,我已依照你信上的意见,调回博阳侯陈澳所率领的驻防长沙国的军队。你在故乡的亲人兄弟,已派人照料,并整修了你祖先们的坟墓。

        前几天,又接到报告说,你再度发兵出击,在边界造成灾难,长沙国受害很重,而南郡更苦。问题是你的国家,难道因此受到好处了吗?战争一旦发动,必然造成士兵将领的死伤,使人的妻子成为寡妇,儿女成为孤儿,父母无依无靠,得到一分而丧失十分,我不忍心做这种事情。我准备重新划定两国边界,调整犬牙交错不规则的分界线,并为此询问主管官员,主管官员说:“这是高皇帝厘定的界线。”我不敢擅自变动。事实上,中国得到贵国土地,并大不了多少,夺取贵国的财物,也不会使中国更为富有。但愿五岭山脉以南地区,贵国自行治理,中国决不干预。不过,你称“皇帝”就有了两个皇帝,而又缺少一介使节来往,这才发生争执。只知道争执而不知道让步,不是有仁爱之心的人的行为。我建议我们共同抛弃以前的怨恨,从今天起直到永远,互相派遣使节。

        从历史留给后人的史料来看,文帝给赵佗的诏书是比较客观的。诏书中文帝首先承认了吕后对南越国的政策是“悖暴乎治”的,过错在汉朝方面;其次,又告诉赵佗,汉朝为恢复与南越国的关系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撤去了靠近南越国边界的一支汉军,修葺赵佗父母坟家等;诏书中还认为,汉越交兵,“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对汉越双方都是不利的;最后文帝委婉地告诉赵佗:南越国与长沙国一样,都是高祖所封,其土地界限不能更改,希望赵佗“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

        面对文帝的诏书,赵佗将作出怎样的反应呢?前文已述,赵佗在秦时就进人岭南,后又任南海尉以至划岭而王,此时执政已达38年,他对岭南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十分了解,他深知岭南虽然有了如余年的开拓史,而且社会经济水平比秦平岭南时增强了许多,但与中原汉朝相比,仍是绵力薄材,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南越国对汉的抗衡也是不能持久的,一旦中原“贤天子继出”,则完全可能趁势消灭南越国。故赵佗深知南越“诚非汉之敌”,可谓“明哲炳于几变,故能变逆为顺,以相安于无事耳”,自然也就“固不待贾之再来,而帝号之削,在佗意中久矣”。赵佗惟一没有料到的是,陆贾如此之快就到了南越。直至陆贾来到,交待清楚了汉朝天子的意图后,他深表恐惧与歉意,当即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皇帝的诏书,作为藩属,按期进贡。同时说:“我听说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存。汉皇帝(刘恒)是一位贤明的天子,从现在开始,我不再称皇帝,撤销黄缓车盖、左侧大旗。”于是给汉文帝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并在信中说:

        我是故秦南海郡的一个官员,蒙高皇帝踢给印信,封我为南越王。后来孝惠皇帝即位,在道义上不忍舍弃,赏踢给我的礼物,至为厚重。可是等到吕雄当权,听信任臣谗言,跟邻国蛮夷划清界线,下令说:“不可以把下列东西卖给他们:金、铁、耕田用具、马、牛、羊。即令卖给他们,只准卖给他们雄的,不准卖给他们雌的。”我的国家十分荒僻,马牛羊都要老了,我以为是自已祭祀不周,有死罪,就派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三次前往长安,上书请求宽怒,想不到全被扣留,不准他们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