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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的明朝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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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书籍名:《北京城的明朝往事》    作者:万明


                                        激战一直持续了五天。当初,也先率兵深入,以为北京城早晚可破,等见到明朝官军严阵以待,有些丧气。相持了五天,死伤惨重,士气低下,知道不可能达到目的,又听说各地勤王部队马上要开到,恐怕截断了归路,于是带着英宗由良乡西去。于谦调兵遣将,一直追击到居庸关才返回,北京保卫战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从而也在北京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保卫北京的战斗中,于谦力挽狂澜,功劳最大,景帝要给他加官晋爵,于谦坚决推辞说:“京城的四郊都是断壁残垣,这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耻辱,怎么敢求取赏赐呢!”皇帝不准,加封于谦为少保、总督军务。于谦生活简朴,住的房子很破旧,仅仅能够遮挡风雨。景帝赐给他西华门的一所大宅,他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敢过安稳舒适的日子?”由于推辞不成,勉强接受,但他却长住到办公场所,很少回去。在他的主张下,朝廷增兵真定、保定、涿州、易州等府州,派大将镇守山西,防止敌寇南侵。又从京师“三大营”士兵中选取精壮,设立“团营”,增强明军的战斗力。    也先将明英宗扣留了一年,一直无机可乘,只好将他送回北京,与明朝言和。景帝将他的这位皇兄安置在南宫大内,派人看管起来。1457年(景泰八年),趁着景帝生病,徐有贞、石亨和宦官勾结,发动“夺门之变”,带兵闯进英宗居所,拥立他复位。    于谦生性刚烈,疾恶如仇,因此遭到徐有贞、石亨等人的忌恨,这些人在英宗面前大讲他的坏话,英宗本来就对于谦拥立弟弟做皇帝,心里很不舒服,又听信谗言,给于谦定了个“谋反”的莫须有罪名,判处死刑。    那是一个阴云四合的日子,天色黑沉沉的,像要落下雨滴,在全城百姓的哭泣声中,于谦在西市(北京西四牌楼)被杀,时年60岁。    于谦死后,家无余资,除了一些书箱,就是景帝赐给他的蟒衣、宝剑。听到于谦被杀害的讯息,行人莫不叹息。成化二年(1466年),宪宗皇帝下诏为于谦平反,追复原官。将其故宅改为忠节祠。万历十八年(1590年)时,在祠中塑立了于谦像。清顺治年间,像毁祠废,光绪时又重建。于谦祠坐北朝南,院内东侧建有奎光楼,楼分两层。上层为魁星阁,阁上有清人孙贻经书写的“热血千秋”匾额。正房5间为享堂,供有于谦塑像。1976年,魁星阁在地震时被震毁,小楼也被拆除。于谦祠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名祠沧桑祭于谦(3)

            提起于谦,我们便会想起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咏石灰》: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而这首诗,也正是这位英雄的写照,他用热血谱写的那段北京历史也将永远流传。  (杨艳秋)

        梦里登城话阮安(1)

            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北京崇文门内悄然出现了一个新的公园,称作“明城墙遗址公园”,如茵的绿草间,树立着一段不长的残墙和若干个墩台,残墙下还稀疏地种植着一些树木。偶尔,有遛弯儿的老者在公园内漫步,也有外地的游人在残墙前凝望和拍照。    一座曾经环绕整个北京且十分雄伟的建筑,是如何变为今日的残墙的,相关的书籍不少,而近年的一部名为《城记》的著作,更是具有全方位的详尽披露,读罢令人感慨良多。下面我们介绍的,则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即北京城墙的建设情况,确切地说,是对北京城变得壮丽恢宏作出贡献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叫阮安。    阮安是一名宦官,交趾人(交趾今属越南),永乐年间入宫。他主持完成了北京内城城池的最后建设,包括城门楼、月城、城濠、桥闸等。北京内城的建设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洪武时徐达、华云龙对元大都的初步改造;永乐年间建都时的各项建设,主要是宫殿郊庙建设;最后为正统时建筑的完善阶段,而城池及各种辅助设施的完备和完成,是这一时期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阮安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太监阮安受命修建京城九门城楼,在此之前北京的城墙上所开九门只有城门洞,没有瓮城、城楼等建筑,有的城门连官军值班所用的铺舍也没建。《明实录》说“京城因元旧,永乐中虽略加改葺,然月城楼铺之制多未备,至是始命修之”,意为北京的城墙基本沿用了元大都的旧墙,永乐时只是进行了少许的改动和修理,而相应的辅助设施都没有,到这时才命阮安等修建。    这里顺便说明的是,永乐时政府没有把全部建设完成,主要是由于财力所限以及频繁的北征,“太宗皇帝(即明成祖朱棣)肇建北京,既作郊庙宫殿,将及城池,会有事,未暇及也”,没有时间去做了,而他的儿孙仁宗、宣宗做皇帝时,也没去完成相关建设,除经济原因外,主要由于这两个皇帝都不太想把北京作为国都,特别是仁宗,他登基后就为还都南京进行了许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进一步建设遭遇暂停,是很自然的。所以,阮安受命修建,就政治背景而言,是英宗(宣宗之子)以及当时的统治核心已最后决定以北京为国都了。    阮安是个出色的建筑师,并且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永乐时其才华逐渐显露出来,“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他无需查阅资料,只凭实地观测和思考,所制订的建设方案就完全能达到各方面的要求,而主管建筑的工部官员只需奉行就可以了。但是,高超的业务水平,并不是他得以承担这次任务的唯一原因。    当时,京城中在业务上有能力承担此工程的,并不止阮安一人,还有一些水平很高的建筑师,其中包括工匠出身的工部侍郎(大致相当于建设部副部长)蔡信。蔡信在北京的营建中展示了他建筑上的才能,因表现突出积功升为工部侍郎,他是明代第一个工匠出身的“副部级”官员。当英宗决定完成城池建设时,工程负责人的首选应是蔡信,但蔡信认为,此项工程浩大,至少要从全国征调18万民夫参与施工,否则是完不成的,而建设资金及从各地采集的建筑材料也需庞大数目。如果按照蔡信的想法去做,不仅政府的经济负担加重,还将使大范围民众的正常生活被骚扰。显然,朝廷是不愿意这样的,于是选择了阮安,因为阮安所施行的方案更有可取之处。    史料中对阮安的施工调度是这样介绍的:“上遂命太监阮安董其役。取京师聚操之卒万余,停操而用之,厚其既廪,均其劳逸;材木诸费,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预,百姓不知”。施工人员主要取自在京师训练的军卒,将其中的1万多人操练停止,增加其月粮,安排好班次,每人增加月粮一斗,盐每月一斤;建筑费用和材料不再另外佥派,只使用官府积存的,永乐时营建北京剩余了大量建筑材料,此次均被派上用场。需要说一下的是,施工中的技术人员即军匠和民匠是另外计算的,它们不包括在征用的人中,因为每年京城固定都要使用数千名各地的民匠,用于京城各项施工,这些人称作轮班匠。如果将这些人算进去,整个工程的投入人数应该在2万以上。这个数字远远低于蔡信所需人数,从中可见阮安的工程组织能力。另外,阮安并不是让九门同时兴工,而是依次营建,这就使较少的人员完成这样大的工程成为可能。

        梦里登城话阮安(2)

            最早开工的是西面的西直门和平则门(平则门不久改称阜成门),时间是正统二年(1437年)正月;第二年营建的是东直门、朝阳门、德胜门等,最后完成的是正阳门等,时间是正统四年(1439年)四月。整个工程包括门楼、城濠、桥闸三部分,具体为:正阳门正楼一座,月城楼中左右各一座,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座,月城楼一座。城墙四角各立角楼一座。所谓正楼就是城门楼,今日可见者如正阳门楼(前门楼);月城楼就是俗称的箭楼,如幸存的德胜门的箭楼;角楼今日可见者只有内城东南角楼,在今北京东站附近。护城濠的整治包括河道疏浚、河岸的修整、砌筑。另外,九门外原来都是木桥,此次全部改为石桥,同时设置九道水闸。    随着整个工程的完工,北京的面貌发生重大改变,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再睹当年的京城风采,但可通过当时人的记述感受一番。“正统四年重作京城之九门成,崇台杰宇,岿巍弘壮;环城之池既浚既筑,堤坚水深,澄洁如镜,焕然一新。耆耄聚观,忻悦嗟叹,以为前所未有,盖京都之伟观,万年之盛致也”。于是当时的大学士杨荣、杨溥带领其他翰林学士“登正阳门之楼而纵览”,只见“高山长川之环固,平原广甸之衍迤,泰坛清庙之崇严,宫阙楼观之壮丽,官府居民之鳞次,廛市衢道之棋布,朝觐会同之麇至,车骑往来之坌集。粲然明云霞,滃然含烟雾”。每读至此,则恨我辈其生也晚,不得与其同游,无法纵观当日之胜。他们在观赏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阮安,对他善于谋划的能力,奉公尽责的精神大加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