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儿子女儿他倒不在乎，但是要有一个自己的小宝贝。遗憾的是盼了一年又一年却始终没有一个。现在他几乎绝望了，不念叨要孩子也很少去想了。今天妻子又提起儿子，他知道妻子心中的歉疚便急忙安慰她说：“没有也好，我们倒省心些。”妻子说：“你不想了？”白刚憨厚地笑笑：“不想了！”妻子嗔怪地用指头点了一下他的额头：“瞎说！”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也真怪，孜孜以求的事情却渺渺无期，不再去想的事情却突然而至。妻子走后几个月突然来信说她已经有了，他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过去也有过这种情况以为是怀孕了，而且也有妊娠症状呕吐恶心吃不下东西，结果却是一场空欢喜。吃了很多中药才把病症调理过来。这次能是真的吗？他不敢多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一向是抱着听凭命运安排的态度。现在命运不济，一切更不敢往好处想。但以后妻子来信，一次比一次说得具体，她都感到孩子经常用小脚丫儿踢她的肚皮了。他这才感到一阵惊喜，我要做爸爸了，我也要有儿子或是女儿了。从此天天盼着他或她出世的那一天。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妻子来信告诉他预产期快到了，让他赶紧请假，她虽然已到了娘家，在大城市生孩子条件好一些，吃住也好些，但是娘老了，需要他回来照料。他马上请了假准备一有顺路车就走，但是天不作美正在这时下起了大雨。这里离火车站还有一百几十里，全是土路，下雨以后几天之内是没法走汽车的。他心里非常着急，这里不通电话电报，写信也没用，只有通车以后信才能通。
她在的那个城市里也在淅淅沥沥地下雨。她坐在窗前听着嘀嘀嗒嗒的雨声，心中只想着一个人，念叨着一个名字——白刚。
信发出十来天了，临产期就要到了他为什么还没来？他能来吗？是不是不好请假？是不是他们那里也在下雨？要是下大雨那就糟了，他怎么能上火车站呢？生产时他不在跟前那可怎么办呢？老人们都说女人生孩子，和阎王爷只隔着一层窗户纸。自己年龄大了，危险就更大一些，遇到难产，万一……她不敢想下去了，那样他们将最后一面也不能相见了，她的眼泪不禁簌簌地流了下来。
母亲在厨房里忙着炒菜，一股油煎葱花的香味扑鼻而来。母亲说生孩子前不能多吃，但是一定要吃好，保证孩子在母体中有足够的营养。可是她几乎什么都吃不下，心里让企盼和担心塞得满满的。
企盼也就是希望和追求吧！除了白痴世上谁没有追求呢！即便遁入空门，对今生丧失了希望，对来世不是还充满了憧憬吗？她虽然受了十几年煎熬，经历了无休止的批斗、改造和监管，受人冷眼打入另册，时时被提醒你是和别人不同的人，事事要警觉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但在心的一隅始终闪着希望之光，那是对有朝一日洗净冤枉的企盼，还有对夫妻团聚的憧憬。
虽然这些希望有时由于各种挫折而变得蒙蒙眬眬，但它仍是存在心底的一片温馨一线光明。没有这一点点温馨和光明，她就活不下去了。而现在蒙眬消失了，企望明朗了，而且聚集在一个焦点上——孩子，他们的希望，他们生命的延伸。
自从她知道自己怀上一个生命之后，她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她不再消沉，她要好好活着，要对这个生命负责。她深信：即便自己看不到光明，自己的孩子是一定会看到光明的。到真相大白的一天，她或他会知道父母是蒙冤一生。虽然她今年已经38岁了，但并不企望一定要生个男孩。传宗接代那是老一辈人的企盼。她只想不管是男是女，只要他(她)一生下来第一眼能同时看见爸爸和妈妈那就够了。可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却见不到丈夫，她不由得充满了担心和惆怅。
将近一年没有见到他了，那次艰辛的跋涉，团聚中的欢乐和苦涩，仿佛还在眼前。和每次相聚不同的是那次短暂相聚中留下的种子，就要结出成熟的果子来了。但是企盼的团聚呢？却仍然是遥遥无期，令人心神不安。在她生产时他能来吗？即使是相聚个十天八天，也算是三口之家的团聚了。虽然这团聚的甜蜜中仍有几多愁楚，几多苦涩……
三口之家，家又在哪里？这里哪是个家呀！母亲家中只有一间房，住着奶奶、母亲、妹妹和妹夫。父亲因为历史问题去农场改造，有时晚上回来也只能住到这间屋里。我们一家再挤进来，生了小孩就是三口了，这可怎么挤呀？这里虽说是个家，实际更像个旅馆。除了奶奶、母亲、妹妹是长住户以外，别人是谁来了谁住，住两天就得走的。屋子里大床、小床、折叠床挤得满满的，床与床中间只能挤挤擦擦地勉强过个人。哪里还能住人啊！她真是盼他回来又愁他回来。
快吃完饭的时候，母亲抬眼看了看她，见她只喝了一碗粥，馒头没动，便关切地说：“你一个人要吃两个人的饭，怎么就吃这一点儿？”她知道女儿有心事，本不想触动女儿的心事，可是又不能不触动，便凑到女儿耳边，轻轻地仿佛恐怕伤着女儿似地问：“他有信吗？能来吗？”女儿悲伤地叹了口气：“不知道。不来也好，来了又在哪里住呢？”娘说：“哎！别发愁，来了就有地方住。我已经和旁边屋里的老齐说好了，借那半间储藏室住几天。”女儿说：“那里面不是箱子上面摞箱子吗？”女儿知道那是两家合用的储藏室，里面塞满了东西，箱子都快摞到了房顶上。娘说：“箱子上面搭上两块木板，满可以睡人的，他年轻爬得上去。”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50(2)
这里本来是只供一户住的三居室的单元房，因为大学的房子太紧，现在却住了三户人家。吴玉萍的爸爸解放前就是大学教授，住房却是这么个情况。一家一间屋，三家合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那半小间的储藏室两家合用，虽堆满了东西，但实在挤不下时，还可以睡人，就像睡在货堆上一样。
墙上的挂钟当当地响了十下，奶奶妈妈早已睡下，她也躺下了，黑暗中睁大了一双眼睛。睡在母亲身边的日子，现在对她来说是难得的安宁。然而以前，她却把睡在母亲身边过富裕的日子视为羁绊。宁静的夜，难眠的夜，她的思绪一下子退回到二十年前。
那是如火如荼的年代，她在全国有名的一所中学读书时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地下“民青”，从此成了家庭的叛逆。她家住在一座三层小楼上，一天她正在后院的椅子上看书，吴妈站在餐厅的门口向她招手：“大小姐！老爷请你上楼去！”她的心咯噔一下，什么事？刚才吃饭的时候不说，单单让吴妈来叫？她和爸爸说不来，爸爸向来是不找她单独谈什么的。
她的潜意识里忽然漾出一种不祥的预感，是升旗的事让爸爸察觉了？她把书放下，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跑上楼去。爸爸一个人黑着脸坐在屋里，见她进来，一句话没说，起身就把门锁上。她感到事情比她预想的还要严重，不禁一阵凉意渗透全身，好像突然刮来一场寒风。“你前天上哪里去了？”爸爸十分严肃，一脸杀气。
她明白爸爸指的是四月四日那一天，市里1500多名进步学生春游集会，演出了讽刺国民党统治的话剧《凯旋》。学生们为了维护刚刚成立的市学联，还喊出了保卫学联的口号。她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集会，心激烈地跳动着，冲击着一腔热血，脸红红的，两只拳头都握得出汗了。集会将要结束时升团结旗，司仪喊罢，她不管是不是预先指定了人，跟着几个女同学一起跑上去，毫不犹疑地抓住了升旗的绳子，激动地望着那面红旗缓缓升起，眼含热泪，以至看到的只是红灿灿的一片霞光，分不清是红旗，还是灿烂的阳光。难道是这事让爸爸知道了？是人群中有特务盯梢吗？还是被什么熟人看见告诉了爸爸？当然在白色恐怖时期众目睽睽之下，她跑上前去升红旗，这步子也迈得太大了，她绝不能承认。
爸爸见她不想承认气呼呼地说：“你不必欺骗我，我也不一定要你马上承认。我只告诉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是关系身家性命的大事，要吃官司掉脑袋呀！你知道不知道？你哪来的这么大的胆子？告诉你以后不许参加这类活动，不许和那些赤色分子来往，你听到了吗？”
她站在那里没有说话。她想好了，任你打我骂我，我也不会离开我已看清了的这一条道路。我愿意为此赴汤蹈火，我宁愿受刑坐牢。父亲暴跳如雷：“你说话呀！你哑巴啦！”
她仍然站在那里，一声不吭。父亲气得浑身哆嗦，等待着她的回答。僵持了好一会儿，她仍然没有回答。父亲完全失望了，大声吼着说：“告诉你，要是出了事儿，你可不要怪我没有父女情义。”说完嘴唇哆嗦着面孔刷白，好像再也说不出话来了。等了一会儿才挥挥手，有气无力地说：“去！你去吧！”说完颓然地跌坐在沙发上，显出十分疲倦的样子。看见父亲那种样子，她也很难过。可是她没法使他宽心，只好默默地退了出去。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爸爸的话在他们父女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她知道，这深深的鸿沟是没法填平的。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和爸爸对立的。爸爸曾经是一个爱国青年，在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为了抗日去了大后方离家十几年，归来时已是这个城市的国民党中层官员。而她却悄悄成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