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3章
老郝说又要抽工作组下乡了，还让我去，我希望咱几个还在一起。
吴玉萍说还是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我可不想去了。老郝说不是了。中央有文件要解决打骂群众乱扣乱罚等违法乱纪问题。县委李书记官复原职后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决心认真解决。吴玉萍说要是这样我参加，正好我还有块心病没解决。
“你还有一块心病……”老郝莫名其妙一脸的惊愕。黎娟马上把话抢了过去：“吴姐的心病我知道，是桥头营打死人的事，对不对？”
“是啊！这件事我一直放心不下。也不知道刘大娘他们怎么样了。我们不能让坏人老是那么猖狂让好人受罪呀！几年来一直是朱一夫那些人当权，没有机会解决。现在县委李书记官复原职，中央又有解决农村违法乱纪的文件，我觉得问题该解决了。”吴玉萍说完，老郝很有感慨：“老吴在自己那样艰难的情况下还有这样一副好心肠，真是难得呀！我当时是有点心灰意冷啊！觉得管不了就不要惹麻烦。多亏你当时冒着极大危险取得了有力证据，要不现在想解决也难了。这回我们下决心争取让县委解决。”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6(2)
三个人倒是都抽到了工作组，但是没让他们三个在一个组。李书记听了他们的汇报后，觉得他们三个人再去这个村一定会引起一些人的恐慌，还是让公安局去进驻有利，只留下黎娟配合。老郝去那个公社，有事密切联系。吴玉萍身体不好又有小孩，留在县里搞材料。李书记说这样恶劣的问题必须彻底解决。而且要将过去袒护罪犯阻碍案件侦破的人查清一并处理。李书记批示后让他们把材料和证据直接交给公安局长。
吴玉萍在干校时和公安局长夫妻住隔壁。局长那时是黑帮，他妻子李菊打成了反革命，都没有行动自由。局长被隔离审查，不许夫妻见面。吴玉萍那时还算“自由人”，有时还偷偷传递一些消息，和他们两口都很熟。晚上三个人一起去了局长家，局长和夫人李菊对吴玉萍十分热情。黎娟把家里藏了几年的材料、证据交给了局长，局长答应一定要尽快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复职不久的老书记、老局长这么热情、爽快，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三人都喜出望外。
这以后不久，李菊告诉吴玉萍，工作组进驻桥头营一接触这案件，马永昌一帮人可猖狂了，千方百计阻挠调查，多亏你们那些材料非常扎实，经核对完全属实。最后马永昌那一伙全抓起来了。朱一夫袒护马永昌，在那一片搞着好几个女人，干了不少坏事，县委已决定他停职反省。步明清一直是斗批改办公室大拿，当时出事就是他处理的，故意掩盖事实真相，压制不同意见，可能是让马永昌喂饱了，这回副主任也撤了，让他交待问题。
黎娟受刘大娘之托，特地带了刘大娘给的花生、红枣，来看望吴玉萍。说刘大娘总是千谢万谢，说没有你们这些好心人，他外甥这个大冤案就会冤沉海底，全村百姓在马永昌这帮坏蛋手下，也会永无宁日啊！
吴玉萍总算又去了一块心病。白刚又有了正式工作，而且分到了创作组，干起了他梦寐以求的文学创作。整天没什么任务，就是看书和琢磨创作。虽然工资比以前少了，但是他们俩一月收入八十多元，一家三口住在机关，自己起火做饭，花费很少，在县里生活还算富裕的了。多年争取的不就是一家团聚吗？她本来觉得不管让干啥都行，想不到两人工作还都遂心如愿了。吴玉萍从多年的苦恼压抑中解脱了出来，她没有过高要求，觉得这样已经够好了。
白刚正好相反，他不仅没有安心，却变得更加急躁了。听说中央有文件右派搞错的可以纠正，为什么县里一句不提？根据过去历次运动经验，往往是中央落实政策文件一开口儿，落实很顺利，后来看问题越来越多便来个急刹车，截至几月几日完全冻结，再也不许解决了。反右涉及这么多人，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白刚觉得不能傻等了，决定出去看看，摸摸外边的气候，决心争取平反，他不相信共产党内会永远没有说理的地方。
他怀着期待，带着惶惑，偷偷地参加了上访的行列。他没敢想出去问题就会解决，只是先摸摸气候，是乍暖还寒，还是冰冻三尺？如果仍然是严冬，探探春天还有多远？最高的愿望就是想了解有一份什么文件，里面有没有如果搞错了可以纠正的意思？
几年没有出门了，他不敢贸然去北京，他奔了省城。省里终究还有些熟人，省委省政府和自己原来的机关现在都在一个大院里，那地方他还熟悉。他知道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原单位来办。原单位一个熟人也没有了，不过这个机关会知道他这个人，因为这些年他写给原单位的申诉信有几十封，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呢！人既然来了，他们总会有个人接待吧！从接待的谈话和态度上就可能看到一些政治气候变化的迹象。
他万万想不到在传达室一联系，机关回答很干脆：“你和我们没关系，有问题找省委信访部门。”连门也不让进，一句话也不多说，便把电话撂了，冰冷的态度使他不寒而栗。省委信访室并不远，走了没几步就到了，但是仍是个不接待，右派问题不解决。
白刚本不想打扰熟人同事，怕给人家惹麻烦，只要能探到一点实底就走人，可是这样回去不是白跑一趟吗？到底有没有文件，右派问题是不是有所松动，这是个关键问题，是必须想法弄清楚的，现在看来是非找熟人不可了。
他设法给省委的一个熟人打了电话。电话里的声音：“你是谁？你找谁呀？”“我是白刚，找兆通同志。”电话里大声喊叫着：“兆通，有人找你！”当啷一声，显然是把话筒放在一边，等待来人说话。接着便有说话声，但是离话筒远，听不清了。“喂！喂！”刚才接电话的人又来了。在白刚答应以后，里边的人说：“兆通不在呀！出门了。”白刚急忙说：“什么时候能回来呀？”电话里说：“十几天吧！”
突然电话里没有了声音，白刚还举着话筒“喂！喂！”地喊叫，里面仍然没有回声，这时他才意识到对方把电话撂了。他像挨了一闷棍，愣了好一会儿，才把话筒慢慢地放下。长期不和电话打交道，他已经变得迟钝了，回想刚才的这一切他觉得自己太傻了。你还喂喂什么？你还问人家什么时候回来，刚接电话时那人不是喊叫兆通了吗？接着又有人说话，可见他是在家的，只是一听来人的姓名不想接电话而已。你还以为你是谁呢！以为是相处多年的老同志老朋友，总可以谈谈心里话，摸个实底。实际你已经臭不可闻了，没人敢沾你。省里还有一些熟人，都是厅处级领导人，他也不准备再找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6(3)
从省委传达室出来，灰心丧气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倘佯，整理着自己的思绪。从几次碰壁看好像气候没有变化，仍然是寒冬啊！可是他又不甘心就这样回去，这时他把在省城的熟人一个个的像过电影似的都过了一遍，决定去找叶珠，一位女同志，他们夫妻俩都在报社。
省城刚刚解放时，他们还在中学读书。那时白刚做青年工作，主要是分管学校，在学校行政上有兼职，而且还讲政治课，他们都是他的学生，建立青年团时白刚介绍他俩第一批入团。不久叶珠调到了省里，一直和白刚在一起工作。“肃反”和“反右”批斗白刚时，叶珠都参加了，白刚清楚地记得，即便在斗争达到沸腾的程度时，几乎每个人都发言，但是有两个长期和他一起工作的女同志没有发言，一个是于锦，她不在这里，还有一个就是叶珠。
从她们忧郁的眼神中，心中似有无限的同情。别看只是不说话，在那样的气氛中，一向关系又比较好，不说话要担很大的风险。宁愿担风险也不随声附和趋炎附势，是要有足够的勇气的。那个时候还有那份勇气，现在终究形势缓和一些了，还能够把我拒之门外吗？可是世事沧桑，经过二十年的动荡，现在怎么样也很难说了。不过饱经世态炎凉的白刚，早已不怕吃闭门羹了。剧烈动荡把人折腾了几个死的二十年啊，这些多年相处的青年时代的朋友们都怎么样了呢？不求他们能帮什么忙，见面说说话也好啊！他终于敲响了叶珠家的门。
开门的正是叶珠：“呀！是你？”一脸惊诧，美丽而又略带忧郁的大眼睛注视着白刚，见他面容疲惫，风尘仆仆，立即涌出了两行热泪，愣了一会儿马上破涕为笑，愉快地说：“你怎么来啦？快进来吧！”
看到对方的激动和热情，白刚心里踏实了，接着便非常感动，眼睛也有些潮湿了：“来看看你们，我想念老同志们哪！”他握住对方伸过来的手，笑了笑，但笑得那么苦涩，那么艰难。他恨不得大哭一场啊！二十年，他还是第一次看到青年时代朋友的笑脸。白刚问了问对方的情况，说了说自己这些年的生活，谈了这次出来的目的。但对方对文件的事一无所知，而且说省里在右派问题上也毫无动静，知道探听不到什么消息，白刚便想走。
“哪能这么快就走呢？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做饭去。今天这么晚了，你还上哪儿去？就住在家里吧！”叶珠说得十分诚恳。白刚十分感动，但是他却拒绝了：“不了，我想赶紧去车站，有车就去北京。”叶珠说：“这事儿急不得，哪就在乎这一天两天了，这么多年不见，既来了就在这里玩两天，也看看老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