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我们的智力水平和知识贮备，不是自炫的装饰，而只是投入创造的资本。”
“一个大学本科的毕业生考上了研究生，不应仅仅看成是一种学习过程的顺向延续，而应该准备经历一个心态上的重大转移。社会既然已经郑重地赋予你以文化创造者的使命，那么，不要胆怯，不要畏难，赶快把自己创造成一个创造者。”
“当你真正深入地投身创造，你会感到，人类的活力、文化的光华，正在向你汇聚，你的生命也就因此而获得了高扬。”
那些充满激情、饱含一种迫不及待的行动态势的话语，曾经是那三年里他不断地、反复地向我们渲染和灌输的。
那也正是他自己“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的前夕，也是他走出上海走向全国的起始。
我们曾经经由他的身旁。我们被导引，并得到暗示。但毫无知觉。
十几年之后，他远远地扔下了我们，走得越来越远，站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我总说他不带我们玩儿了。
年少时，看多了毫无才气却削尖了脑袋要出人头地的人，那样的委琐和轻卑。
从来就不屑与那样的人为伍，所以要做出恃才傲物、无为而为的姿态。有一天却突然发现，没有以数量堆积的“东西”摆在那儿，有才与无才，其实不过换个说法而已。
直到今天，我也没能把自己的信息量发送到哪儿去。纵有万丈创造的豪情，终是流于鸡零狗碎，与一名文化创造者相去甚远。
总是从别人的惊讶里，读出疑问，有时是惋惜。那些表情提醒我我不是个好的学生，不是他们认为的余秋雨的学生的样子。
于是傲慢占据我，我会在陌生人面前假装不认识余秋雨，和余秋雨没有任何联系。
芒索的真诚与坦荡，开始让我羞愧。我也开始要打量打量自己真诚的力量和勇气。
做余秋雨的学生是我的幸运，十几年来成为可以谈话和关心的朋友，更是我的骄傲，别的那些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知道有无数的年轻人喜欢他，追崇他。
我还知道一些人不喜欢他，误解他。
更知道少数人在嫉恨他，中伤他。
十几年里，我们一直在交流，除了读他的文章，我更直接从他那里学到和得到我想要的，我比一般的读者离他更近，这是真实的存在。回避不仅不自然，而且不忠厚。
他的名气大得让我羞于张扬我们的师生关系(3)
一切仰慕和误读，都让我有描述一个更真实的余秋雨的冲动和决心。
有一天，我说，我在外面读到和听到一些有关你的文字，我觉得他们并不了解你，不熟悉你，无论维护还是不赞同，都没说到点上，还有好些男人间的勾心斗角，讨厌死了。我来写一本书好不好，写我眼里的余秋雨，一个《文化苦旅》之外的余秋雨，一个日常生活里的余秋雨。
人们需要和愿意看到一个真实的余秋雨，年轻的读者将会从我们师生的往来与友谊当中，感受到一个可亲的率直的余秋雨。
结果几年都过去了，我的书还没有写出来。
我总在说我还没有准备好。
其实写的冲动一直都在。就像所有关于他的热点，从不休止。好些情形，好些句子，自己会跑出来。感觉无时不在。甚至不需要准备。
但有件事情一直没法跟自己讲清楚。
书写一位影响过自己成长走向的名流，会不会有哗众取宠、媚俗讨巧之嫌？我讨厌这样。我不想我们之间的关系蒙上那些模糊和不纯净的投影。
直到重读米歇尔·芒索的《闺中女友》。
那是一次偶遇，更是一次暗合(1)
成为余秋雨的学生，肯定不是我撞上的。
多亏那次失意。人在穷途末路之时就想要远走他乡，17年前我决定离开南京大学的教职岗位时，像不少人那样，选择了报考研究生。这是一条轻松得多的捷径：不需要走关系，不需要办调动，不需要去求人，只需参加考试。
我站在南大图书馆书架前，不停地自问：我考什么？我考什么呢？
这有点可笑。读了四年大学中文，一直没能弄清楚自己究竟想要“搞”什么。这在治学严谨的南大，是不可原谅的。个别老师和同学认定我有点才华，但没有人认为我是个好学生。毕业时我被模模糊糊分来分去，最后定在写作教研室，给学生讲写作课，可我却躲在心里反抗：写作是教出来的吗！我大概也不是个好教师。
那是选择的开始，太过学究和专一的研究领域，会要我的命，我一直都在拒绝。一辈子躲在书房里专攻一段或一人的生涯，淹没在别人的生命与世界里，定会叫我了无生趣。我开始往四处发信，骚扰我的一些同学，以及同学的同学。我一个劲地打听：你们那儿有没有那种泛学科的、不那么确定研究方向的“专业”？也许正好有那么一位老先生，一时“想不开”，愿意招三两个我这样的人做研究生？
想要的回答真的来了！那是一封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信。我第一次知道了余秋雨的名字，并且一下就从来信里感受到，这个余教授可能还挺欣赏我的。
1986年上海戏剧学院的研究生招生科目别具一格，以余秋雨教授为主的导师组联合招收“戏剧学”研究生，除了余先生的艺术、戏剧美学，导师组里还包括戏曲学教授、欧美戏剧研究教授、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教授、戏剧表演学教授、舞台美术学教授，他们都是上海戏剧学院教学、研究领域独当一面的精英，所以要联合招生，本意也正在于不急着框死学生的研究方向，想要培养几位全方位的戏剧通才。
这样的方式，光是听上去就叫我喜不自禁。
上大学时我是中文系戏剧社的骨干分子（每次排演《雷雨》，扮四凤说“已经四个月”时，会笑得蹲在地上起不来），系里的所有戏剧课程我都选修过，曾历任各戏剧科目科代表是我四年大学生涯惟一的“官衔”。喜欢倒是真喜欢戏剧，但要把这样的爱好缩小至某一段戏剧史或某一位剧作家的定向研究，从来没主动想过。上海戏剧学院的意思，既能满足我对戏剧的热爱，又不至于一头扎进某一只牛角尖一辈子出不来，我喜欢。拜拜了南京，我要去上海。
向我提供信息的人告诉我，这是余秋雨的思路，这在上戏是第一次，在全国也是首创。
余秋雨的名字，正是伴随着“独特、开放、宽容、自由”这些我爱用的词进入印象当中的。当然，最重要的，余秋雨的方式，也仿佛与自己蒙眬中想要的方式暗合，这个名字头一次出现就让我有了亲切和认同感。
直到那时，我才开始读余秋雨的学术专著《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等等，一下又掉了进去，简直相见恨晚。
对于一个不习惯在一个封闭体系里看字读书的年轻人，余秋雨学术专著里那种大开的、放射状的思路提供与线索展示，让我的眼睛完全不能停住。仿佛跟着他在跑步，拐过一道弯，眼前豁然会出现数道门，每道门里的情形，又都是我急于要获知的。我一边跟着跑，一边会涌出许多的想法，一些是突然想到的，一些是早已沉淀在某一角落的，只是突然因这阵风的掠过，飞扬升腾。那些书，应该是我那时为止读到的最过瘾的学术著作，是我四年拉拉杂杂东翻西看大学学习的最终总结与升华。很难描述那种感觉，总是惊喜，甚至有些扬眉吐气的意思。南大的教育是十分严谨和素有传统的，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展了几十年近百年。我天性散漫，很多时候觉得自己融不太进去，或是不入流，成不了最好最优秀的学生。总是不太高兴上系里安排的课程，只热衷于四处听讲座，南大校园里的听不够，还跑去南师、南艺听，一些讲座能一下把我的眼界打开，新奇与新鲜的风迎面而来，让我莫名兴奋，还无比充实。当时读余秋雨的书，就仿佛听一个接一个的讲座，不再被日间的课程打断，很过瘾，并且心里慢慢地还会升腾起隐隐的牛气，觉得自己四年大学学习也似乎并不那么一无所获，至少让自己具备了领略新思维、新思潮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领略过程当中为约捍吹奈薇瓤炖帧Ｍ茄踔鳎也唤隽炻粤擞嘞壬攀降乃嘉苟脸隽寺礴大气的文笔，对成为余秋雨的学生更多了神往和信心。
许多年后，有记者问余秋雨，为什么要拒绝国内许多出版社关于重新出版他早年的大批学术论著、大量单篇论文的建议。
余秋雨回答说：对这些学术著作，我还是“敝帚自珍”。在文革灾难年月，我们这一代人目睹我国文化教育领域一片荒凉，便把思想解放运动、自我学习运动结合起来，开始了新时期各个领域思维文本的重建。在几乎没有现代资料的情况下，我们是在极“左”思潮的围窥中边自己翻译资料，边自己写作这些书的。我的那几本，虽然因单位所在，冠名“戏剧”，其实论述的都是我们失落多年的整体现代文明。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难想象，当时我只是为了从正面来论述尼采和叔本华，不知和责任编辑承担了多大的风险。但是那个年月又充满了一种群体兴奋，我们知道每一位没见过面的战友，也熟知那些一有机会就会用棍子和帽子来阻吓我们的人物的名字；更让人激动的是思想解放的步伐一日千里，我们那些备受质疑的著作快速获得肯定并一一填补了教材的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