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秋雨师看人的目光是极准的，我个人感觉，李泽厚先生不但在当时启蒙和影响了一代人，而且直到今天，我认为还没有一位当代中国学人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上总体超越了他。一九八八年的一天，秋雨师嘱咐我：有本书你一定要读读，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我刚好在这之前拜读过，我暗暗惊讶秋雨师正是目光如炬，一下子就发现了这么一部极有分量的著作。秋雨师对《拯救与逍遥》大加赞赏，还饶有兴味地跟我讲了一段刘小枫以基督教的宽恕精神对待自己妻子私奔的趣事。
我还发现了一个秘密，秋雨师恐怕是大陆学人中最早一批关注港台和海外华人学者研究成果的人。在大陆中断了几十年的胡适、林语堂一脉传统，在港台和海外一直被发扬光大，秋雨师有早年对这一脉打下的根基（我甚至觉得他的天性更与这一脉心心相印，他骨子里是位自由主义者），对海外华人学者自然有惺惺相惜的亲切感。在八十年代，海外华人学者的著作无疑大大开阔了秋雨师的眼界，使他思考问题的基点一下子就超越了国内学者拘泥于本土的种种意识形态局限，有了一种全球感和全人类的视野。秋雨师后来在海外获得了那么多的读者和知音，不是偶然的。
秋雨师虽然没留过洋，却深得西方文化浸染，独有心得。这首先得益于八十年代初他著述洋洋68万言的《戏剧理论史稿》。西方的戏剧传统源远流长，大家辈出，许多戏剧家诸如莎士比亚、雨果更是跨时代的文化巨人，一些思想大师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也都对戏剧多有论述。要梳理一部戏剧理论发展史，势必要对这些西方文化巨人有个全面的了解，因此秋雨师埋首写作《戏剧理论史稿》的数年，实际上是研究、参拜西方第一流文化大师、思想巨人的一次长途跋涉和朝圣，书写完了，他对西方文化也得道了。十多年后，秋雨师遍游世界，指点诸国，随手写下的《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在我看来，他对西方文化和世界历史的多年感悟与心得，最多在书中才写出了一二。冰山只是露出了一角，下面还深不可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甚嚣尘上，秋雨师却没有随波逐流。他也许本能地意识到，身为中国学人，无论你对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是热爱还是憎恨，你都必须去了解它、熟悉它、研究它，依托于它去与世界对话。这是中国学人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说是宿命，因为世界学术界不需要仅仅是贩卖西方文化的二道贩子，因为在中国要想成为一位文化大师，高者是学贯中西，低者也起码是国学大师。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垫底，任何人都难以修成正果。秋雨师在他这一辈学人和文人中，中国传统文化根底之深当属罕见。仅以他的书法论，就越来越见晋唐风骨。在他潇洒飘逸的现代名士外表下，内里却暗伏着魏晋风度和唐宋风韵。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一脉，正在秋雨师身上延续，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秋雨师最令我敬佩的，还是他超一流的艺术感觉。除了天赋异秉，应该说母校上戏浓厚的艺术氛围，培养了他敏锐的艺术感觉，而长期与第一线的艺术实践密切接触与参与，更是锤炼出他高超的艺术判断力。理论家和批评家要让实践家折服是极困难的，而秋雨师的理论和批评却为一大批一流的艺术实践家引为同道和知音。一九八七年，秋雨师跟我说他要给一批朋友还债，于是相继给徐晓钟、林兆华、黄佐临、胡伟民、魏明伦等一流戏剧家写了一批专论，每人一、二万字，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戏剧批评文章。魏明伦得到一篇《魏明伦的意义》，如获至宝，从此成为秋雨师的至交。像谢晋、白先勇、余光中等人也都是秋雨师的忘年交。我想秋雨师应该出一本艺术评论集，让更多的人领略一下他的卓越批评风采。
大哉师门 愧哉弟子（宋继高）(5)
当代中国学人中，在学术的深度和思想的原创性上超过秋雨师的不乏人在，但在对艺术本体的感悟、对众多文艺门类的鉴赏和判断上、在审美感知力和美学品位上，能与秋雨师超凡艺术感觉比肩的，我尚未见到。我甚至认为，艺术感觉正是秋雨师的看家法宝，它使他的学问摆脱了枯涩乏味，具有了一种艺术的美感和生命的愉悦；它使他的文字表现力在现代汉语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独成一家“秋雨体”，其他人想学也无从学起。天才与艺术感觉珠联璧合，让秋雨师笑傲天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绘锦绣文章，秋雨师潇洒地做到了。
五、愧对师门
能进秋雨师这样一代名师的门下，对任何一个学子都是莫大的幸运。我的许多复旦同学见我做了秋雨师的弟子，也都羡慕不已。当年我进上戏时才22岁，先前在复旦苦读四年，文史哲都打下了一点底子。进上戏不久，叶长海先生就帮我推荐发表了一篇近两万字的学术论文，可谓年少气盛。导师组不少老师都觉得我底子不错，是可造之材。秋雨师能将我纳入门下，显然也是有所期望的。按理说有秋雨师这样的高人指点，只要我潜心向学，刻苦研读，是会学有所成，有所作为的。然而当年的我年轻无知，胸无大志，又生性懒惰，意志薄弱，没有定性，身在福中不知福，天降机遇不珍惜，以至于研究生三年浑浑噩噩，浪费光阴，挥霍青春，荒废学业，一无所成，彻底辜负了导师的期待与栽培。至今想来，我犹痛悔不已。
秋雨师带研究生是极其宽容的，他对你是充分信任，任凭你依兴趣去学，然而我却辜负了他的信任。我毫无自我约束力，一派自我放纵，从复旦时的书呆子转而对学术书有了厌倦与抵触。研究生三年我看了不少武侠小说和闲书，到研究生的最后一年，我鬼使神差地迷上了电影，竟大大咧咧地向导师说我的硕士毕业论文想做电影理论。秋雨师略一沉思，潇洒地一挥手：没问题。我的大戏剧学也包含了电影！现在想来，不知当时在秋雨师的潇洒大度下，他的心底是否有一丝苦笑，因为他很清楚，他这个弟子就是做戏剧论文也做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汪义群先生讲西方戏剧史，留学英伦的他用标准的牛津英语为我们授课，我却如听天书。秋雨师叫我带个录音机到课堂上，录下汪先生的课，带回去反复听。秋雨师难得一脸严肃地叮嘱我：你英语一定要过关，将来你总是要去国外学习的。然而我却把秋雨师的谆谆教诲当成了耳旁风。
一天晚上，我跟表演系的高曙光在我寝室里下棋赌酒，谁输了就喝一杯劣质白干。几杯下来，我酩酊大醉，竟大发酒疯，抄起把破扫帚满楼乱窜，大喊大叫（楼上就住着女生），轰动了全校。我在全校大会上被点名批评，吃了个记过处分。我知道闯了祸，晚上惶惶然跑到住在龙华的秋雨师家里，秋雨师却轻描淡写付之一笑，觉得我这不算什么事，还说将来找个机会到档案里把我的处分拿掉。果然，第二年秋雨师当上副院长后，还真的让人翻出我的档案，很奇怪，档案里竟然没有我的处分。原来处分必须要系主任签字才能入档，而我的系主任陈多老先生却拒不签字，叫我写了篇检讨敷衍校方，帮我逃过一劫。
我们这一届十个研究生彼此年龄相差很大，年长的都在刻苦攻读，年轻的几个男生大多晃晃悠悠，无所事事。后来我听说有老师评价我们几个年轻的是迷惘的一代，我就是典型代表。我觉得老师还客气了，我其实就是垮掉的一代。很可惜，上戏雄心勃勃打造的这一届研究生，整体上远没有达到校方原来的期望值，我更是其中的一大败类！
我的毕业分配把秋雨师累得不轻。这一年的毕业生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像是带上原罪似的遭到了社会的普遍拒斥。我一门心思想留在上海，而当时的上海一个外地人想挤进来真比登天还难。没办法，我只能靠在秋雨师这棵大树上，而秋雨师也义不容辞地为我的工作张罗起来。他先用漂亮的行楷给上海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宋明玖先生写了封信，把我推荐出去，还幽默地跟我说：他姓宋你也姓宋，本家总会照顾本家的。我拿着秋雨师的推荐信兴冲冲地奔到上海电视台，不料我的本家宋先生却婉言将我这个小辈拒之门外了。秋雨师安慰我：没关系，我们再找。热情的秋雨师把他能动用的关系都动用起来了，为了他这个不成器的学生，向他在沪上文艺界的朋友求援。可因为种种缘故，我的工作去向一直迟迟没有进展。后来秋雨师去新加坡讲学数月，我像个孤儿似的翘首以盼导师早日归沪。这时候已经是1989年年底了，我同届的外地同学除了马小娟去了北京，其他的都在上海留不下来，怏怏回了家乡。校方看在秋雨师的面子上，没有赶我走，还让我赖在上戏校园里。
1990年初，我的复旦同学张记争把我引荐给上海电影资料馆的柴原老师，资料馆有意接纳我，但必须要过时任上海电影局局长吴贻弓导演这一关。我请秋雨师出马找吴先生说说情，秋雨师说：没问题，但我没他的电话。我急忙把吴先生家里的电话奉上。不懂事的我啊，应该明白其实这时候的秋雨师和吴贻弓先生并不太熟，我实在不该让导师去做勉为其难的事。秋雨师却一点也不勉强，当晚就给吴先生打了电话，请他出来吃饭。吴先生回答：你我都是大忙人，饭就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