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但九一八事变的突然爆发，使梅津的 这一使命“付诸东流”。随着事态的发展，梅津美治郎虽然认为“时机不成熟”而对关东军的“莽撞”行 动颇为不满，但事已至此，他马上主张做好扩大对华侵略的准备是首要的任务。
梅津自告奋勇，与参谋本部总务部第一课课长东条英机以及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 ，共同拟订了准备扩军的新军备改革方案。1931年12月3日，该方案获准通过。于是，扩充 军备的总经费达到5亿多日元，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军队力量的膨胀，为日后的扩大侵华战争 做好了准备。
九一八事变及“满洲国”的最终建立，使中国东北被牢牢控制在日本侵略者的手 中。得到东北以后，日本对早已垂涎三尺的华北，展开了侵略步伐。
梅津美治郎就是这时奉命赴华北的。1934年3月，他被任命为中国驻屯军司令， 赴天津接替前任中村孝太郎。
日本军部早有变华北地区为第二个“满洲国”的图谋，只因惧怕英美由于在华北 有重大“利益”而会出面干涉，所以迟迟没有动手。在法西斯侵略屡次得逞的情况下，英 美的绥靖政策显露无遗，于是日本侵略者大胆地开始向华北迈进。不过这次的方法有所改变 ，不是直接武力侵占，而是“软硬兼施”，在华北地区频繁制造事端，拉拢勾结亲日的地方 实力派，策动华北“自治”运动，拼凑汉奸政权，再辅以武力相威胁，最终“不战而取华北 ”。梅津美治郎是个冷静、内向而偏执的家伙，他上任后，按照大本营的意图，一步 步展开活动。梅津非常聪明地嗅到中国当时的政治气候。从1931年起，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就 开始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一心用在“剿共”上，而对日本步步扩大的侵略一味妥 协、退让。
1932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使日方用很小的代价，就控制了 整个淞沪地区。据梅津分析，如果继续这样，只要在平津地区不断滋事挑衅，很快就可以让 国民政府屈服的，于是他开始了信心百倍的“运筹帷幄”。
梅津美治郎直接授意时任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的酒井隆，一手策划、制造了“ 胡白被杀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大作文章。
1935年5月3日，天津《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和《振报》社长白逾桓两个汉奸在天 津日租界内被暗杀，即“胡白被杀事件”。这其实是日本惯用的“贼喊捉贼”伎俩(据后来 史学家研究证明，是酒井隆指使人干的)。梅津美治郎乘机让酒井隆致电参谋本部，声称“ 经调查结果，终于判明系蒋介石系统所策动”，“我方为了自卫之需要，将来不经警告，随 时采取认为适当之行动，并声明由此发生的不幸事件概不负责”。
不久之后，即5月11日，他又派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与酒井隆一起去会见国 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北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何应钦，诬蔑说胡、白之死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蓝衣社”一手策划的，并威胁说，若不严加制止，“事态恐会扩大”。
图谋不战而取华北的梅津美治郎(2)
5月17日，高桥坦在梅津授意下，再次以驻华使馆武官名义，发表公开讲话说： “天津的暗杀事件是蒋介石政权对日本采用双重政策的铁证，亦为蹂躏日本租界中的警察行 政权之重大事件。此事真相正由我外交机关与天津驻屯军、关东军及北平武官协力调查中， 不日即可完竣。”显然日军拿出了武力的大棒，准备将事态扩大，迫使国民政府就范。
不仅如此，梅津美治郎另一手又挑起了“孙永勤事件”，即所谓的孙永勤部进入 非武装区事件。1935年，日军开始以“剿匪”为名围攻东北的抗日义勇军。5月17日，日军 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孙永勤部由热河境内逼入关内，日军借此硬说国民党遵化县县长接济孙 永勤的部队，违犯了《塘沽停战协定》。5月29日，梅津美治郎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的 身份发表通告说，由于发生了“孙永勤事件”，日军便有理由再次越过长城线，并单方面擅 自宣布：把北平和天津也并入所谓的停战区内，要求国民党军队全部撤出。
此后，梅津美治郎充分利用这两个事件迫使国民政府妥协。他一边不断派兵骚扰 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国民党天津党部等机关；一边派他的参谋长酒井隆和高桥坦， 分别代表日本天津驻屯军和关东军向何应钦提出“抗议”，举行武装游行和飞机低飞示威。 此时，英、美仍是一贯的绥靖政策，即使它们在华北也有重大利益，但它们宁愿 牺牲这种侵略利益也不愿“惹火上身”。据指挥飞机低飞示威的高桥坦战后回忆说：“彼时 ，英、美等国大使及武官尚驻北平，但一般均持观望态度。只有一次，当关东军的重轰炸机 在北平低空飞行示威时，一个平素和我交好的英国武官来到我的办公室说：‘飞机飞得太低 了，已影响工作，大使让我来请你们考虑一下。’我说：‘好吧，我转告他们再稍微飞高一 点。’英国武官对这个问答很满意。”
在国际社会的纵容之下，日军以武力步步紧迫。梅津美治郎串通关东军，于6月7 日由关东军派一个步兵大队开到山海关，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主力进入古北口，一个飞行中 队集结锦州待命。6月9日，日本海军也派两艘驱逐舰开进天津大沽口。梅津美治郎还将轮换 回国和新调来的日本士兵都集结于天津，摆出一副随时准备进攻平津的架势。
6月4日至8日，国民政府在日军的压力下，不得不采取一连串措施，希望能通过 妥协退让，满足日军所提的无理要求。4日，罢免天津原市长张延谔，改以亲日分子王克敏 接任；6日，调离河北省主席于学忠；8日，决定调走驻平津地区的国民党第五十一军。
梅津美治郎见到国民政府退让，更进一步要求：第五十一军全部撤离河北的日期 告知日方，国民党中央军必须离开河北省境，禁止全国的排日行为，并让酒井隆传话说， “绝无让步可言。若在6月12日以前不能答复，日军会采取断然处置”。
6月10日，何应钦约见高桥坦，口头答复并全部接受了日方的无理要求，准备 “10日起开始撤出河北省境内的国民党党部；11日起开始以火车运送第五十一军，预定25日将 其全部撤出河北省”；“决定将第二师、第二十五师调到河北省以外”；承诺“国民政府决 定近期向全国发布命令，禁止排日活动”。
事实上，国民政府6月11日就马上公布了《友邦务敦睦谊令》，压制中国人民的 抗日言论和行动。
但梅津美治郎对国民政府的屈辱退让还不满足，认为何应钦是以口头约定的方式 答应的，不太正式，所以要求何以书面的备忘录形式正式答复。6月11日，梅津美治郎派酒 井隆，将日本单方面拟定的《觉书》送交给何应钦，要求何应钦签署承认。
7月6日，何应钦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接受日方《觉书》中所提各项要求：“所 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本日起遂行，特此通知。”梅津美治郎的《觉书》和何应钦的复函， 就是历史上的《何梅协定》。这个协定虽未正式签字，但何应钦的复函在事实上已构成 对《觉书》的法律承诺。
通过《何梅协定》，日军不仅将在华北的中国军队主力尽数赶出，而且将国民党 党部、国民党宪兵部队及特务机关部队也驱出华北地区，获得了对华北的操控大权，在国民 党政府的一味妥协之下，日本侵略者最终实现了“不战而取华北”的目的，不费一枪一弹便 占领了平津地区的战略要求。这为不久之后日军制造七七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 了祸根。
%%%“二二六”事变后，梅津美治郎官至陆军省次官，陆军大臣的位子却被比自己资历浅的板垣征四郎抢走了。后来，关东军司令官一职正合了他的口味， 从此开始“苦心经营”起日本帝国的“北进”计划《何梅协定》是梅津美治郎的“得意之作”。对他的“出色表现”，大本营自是 大为“赞赏”。1935年8月，将梅津调任为第二师团师团长。
1936年，日本国内右翼少壮派军官发动了“二二六”事变。在事变中，梅津美治 郎反应迅速，“站对”了立场，因而获得了更大的提拔。他在事变刚发生、事态尚不明朗 的情况下，就马上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坚决镇压。他致电宪兵司令部，明确表态称：“对于叛 乱集团必须予以坚决一击。我已经向部队下达了动员令。”后来陆军作出“肃正”的决定， 而作为一开始就主张镇压的一大“功臣”，事变后，梅津美治郎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广田 弘毅内阁中的新陆军省次官。
图谋不战而取华北的梅津美治郎(3)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华北事态紧张，以内阁为代表的日本政府方面，起初是 倾向于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要求日军参谋本部尽力通过“对华交涉解决事变”，避 免发生进一步的武力升级。
而日军高层则形成两派意见，即以陆军大臣杉山元为首的“扩大派”与以石原莞 尔为首的“不扩大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