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国民党当局自认为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的统治“法统”，是继承了辛亥革命后的南京临时政府及其尔后的广东和武汉政府，是根据所谓的“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及其附属条例“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等依法治理。一句话，是孙中山先生缔造的“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延续。除此之外，国民党当局据以作为“法统”象征的，是三个由大陆搬去的“中央民意机构”——“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监察院”。为了维护“法统”象征于不坠，国民党在台统治的数十年中，除坚持以包括“临时条款”在内的“中华民国宪法”作为实施其统治的最高法律依据外，还坚持不全面改选“中央民意机构”，以保持其政权的“正统代表性”。
所谓“临时条款”，即1948年5月国民党当局为发动反共内战而授意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宪法补充条款”，其主要内容为：“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39条（经立法院通过或追认）或第43条（发布紧急命令依照的程序）所规定程序之限制”。1949年5月，国民党台湾省政府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借口“紧急状态”、“动员戡乱”的需要，在台湾全省颁行“戒严令”，对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居住、迁徙、出入境等基本权利全面实行军事管制。
国民党逃台之后，为了“反攻大陆”特别是维持其“中华民国法统”，“临时条款”不仅未能在短期内终止，反而授权“国民代表大会”先后四次修订“临时条款”（1960年2月，1966年2月，1966年3月，1972年2月），增加了以下主要内容：（1）赋予“总统”、“副总统”连选连任的权力，不受“宪法”规定只能连选连任一次的限制；（2）赋予“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办法行使“创制、复决”两权，但规定“总统”对于创制案或复决案认为有必要时，可召集“国民代表大会”临时讨论；（3）授权“总统”设置“动员戡乱机构”，“决定动员戡乱有关之大政方针，并处理战地政务”；（4）授权“总统”适应需要调整“中央政府”之行政与人事机构及其组织，并“订颁办法，充实中央民意机构”。总之，四次修订实际是通过“国民代表大会”修宪的形式进一步强化国民党当局在台的独裁专制统治，确立蒋氏父子两代“总统”终身制及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修订后的“临时条款”，完全凌驾于“宪法”之上，成为具有最高统治效力的“太上宪法”。实际是赋予蒋介石个人不受约束的独裁权力。
以“临时条款”为根本法，以“国家总动员法”和“戒严法”等为基本架构，国民党当局先后制定、修订了多达数百个涉及“反共戡乱”的法律（令），建立起一整套敌视大陆、限制台湾人民合法权利的“非常时期”统治体系。“临时条款”名曰“临时”，然实际实施长达43年之久，世所罕见。
为了维持所谓“法统”，也就无法进行“中央民意代表”的新陈代谢。按照其“宪法”，“立法委员”任期3年、“国大代表”和“监察委员”任期6年。至1951年，第一届“立法委员”的任期已满，依法应进行改选。但若真的进行改选，只能在台湾选出无法具备全国代表性的第二届“立法委员”，国民党的“法统”就立即宣告中断，其所谓的“中央政府”也就无“中央”可言。最后决定采用“保守疗法”，由“行政院”通过决议，请蒋介石以“总统”名义核准，再由蒋出面商请“立法院”，请第一届委员继续行使“立法权”一年。这种被讥笑为“自己同意自己再干下去”的丑剧，在1952、1953年都依同样的程序重演了一次。但到1954年，“国大代表”、“监察委员”以及由“国大代表”选举产生的“总统”的任期都将到期，为了找出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国民党当局绞尽脑汁，想出了在“宪法”中抠字眼的主意。“宪法”第28条规定，“国民大会代表每6年改选一次，每届国民大会代表之任期至次届国民大会开会之日为止”。这“次届”二字，就有文章可做。换言之，如果次届召开不了，则本届代表就永远在任。这种断章取义、自欺欺人的方案被蒋介石同意采用。1953年10月5日，“司法院长”王宠惠对记者发表讲话，称第一届“国大代表”的任期必须至下届“国大代表”产生后才能宣告结束，因第二届“国大代表”无法产生，故第一届“国大代表”自无所谓任期之延长。于是，第一届“国大代表”就成为“终身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的任期也如法炮制。从而使三个“中央民意机构代表”的任期得以无限期延长，形成世人所讥的“万年国会”。
“法统”危机釜底抽薪(2)
解决了“中央民意代表”的任期问题还不够，还要解决“法定多数”的问题，才能真正保住“法统”。按“宪法”的实施程序，“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的法定名额分别为3045人、733人和233人。这些机构开会，出席者必须超过半数才能开议，“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总统”必须超过半数，即必须有1523人出席方为有效，“国民代表大会”要修改“宪法”则必须有2/3以上代表出席，有出席代表的3/4之决议才算有效。
1948年实际选出的“国大代表”为2961人、“立法委员”为760人、“监察委蒋介石在台投票员”为180人。但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的第一届“国大代表”共1090名，仅占“国民代表大会”法定名额3045人的358%，不足4成；到台的第一届“立法委员”300名，占总额773名的407%；1952年到台“监察委员”共158人，占全部223名的708%。这个数字对“监察院”影响不大，但是对“国民代表大会”和“立法院”的合法性却颇具威胁。为了达到半数，国民党便一方面从原来的候补委员中大量递补，另一方面从港澳、欧美等地拉回一些凑数，以勉强开会。“国民代表大会”方面则是几经递补和拉拢，最后才勉强凑够1624名代表，但实际出席者仅有1580人，勉强超过“《国民大会组织法》”规定的“总统”当选的最低票数1523人。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还加紧了配套的修法工作，如“立法院”于1953年9月紧急制订“《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出缺递补补充条例》”，陆续将各省原本落选者按得票多寡顺位，依次予以递补。同年12月，“立法院”又修订“《国民大会组织法》”，将“国民代表大会”开会法定人数由半数以上改为1/3以上。
但是，尽管可以人为地保住“中央民意代表”们的任期，却无法保住他们的生命。到1960年，“国大代表”因死亡减员95人，不仅要通过1523过半数这一关没有可能，要达成“修宪”所需的3/4关更是做梦。于是国民党调动各方谋士解决这个“法定多数”问题，经过一番争论，最后由“大法官会议”于1960年2月12日作出的“释宪案”宣布，“宪法所称国民代表大会总额，在当前情形下，应以依法选出而能应召集会之国大代表人数为计算标准”。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中央民意代表”的“法定多数”问题，也解决国民党政府的所谓“法统”问题。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到了蒋经国晚年，“法统”因“中央民意代表”严重老化、岛内政治民主化运动的冲击以及国际局势的发展而面临深刻的危机。虽然国民党当局于1969年和1972年相继对三个“中央民意机构”实施增补选和增额选举，并自1972年后将“增额中央民意代表”的定期改选固定化。增补选和定期改选的结果，仅仅是给国民党的“万年国会”注入一丝生机而已，并不能挽救其老化的局面。据台湾《新新闻》杂志1986年12月统计，包括“增额代表”在内的“国大代表”平均年龄达74岁，“立法委员”71岁，“监察委员”70岁；70岁以上代表分别占“国大代表”的764%、占“立法委员”的686%、占“监察委员”的615%。国民党以“活人”延续“法统”的方式面临严峻挑战。
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残余势力以“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正统政府”之名及其统治架构，行统治仅占全中国领土面积1/267、人口1/56的台湾地区之实，从而在岛内埋下直至引发了重大政治矛盾，成为岛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同省籍族群之间的一个重要社会关系问题。至1990年“宪政改革”之前，台湾的“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和“监察院”从未改选过，仍是1948年选出的“第一届”，如此长寿的“民意机构”，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由于长期不改选失去“民意”的监督，终生依靠国民党高薪奉养，加之逐渐年老体迈等原因，这些“民意机构”根本谈不上发挥议事制衡功能，基本上是充当当局的“表决机器”和“民主摆设”，引来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同时，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台湾地方中产阶级势力崛起，开始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状况不满，要求分享政治权力，逐渐形成一股在野政治反对势力，日益威胁着国民党在台的统治地位，加速了国民党当局的“法统”危机，
在国民党的禁闭政策下，由于两岸长期隔绝，造成台湾年青一代“只知有岛，不知有国”、“台湾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中国”的怪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