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亲民党为了自身的发展，不断争取新党优秀人才，进一步加剧了新党的泡沫化危机。
总之，新党的出现，是李登辉制造国民党内恶斗的结果，是国民党分裂、全面走下坡路的开始。
党内大老出走(1)
国民党第二波分裂潮出现在第一次直选“总统”时期。“总统”公民直选是李登辉的既定方针。他通过“三阶段修宪”，定于1996年3月举行台湾第一次“总统”直接选举。
和早年做学问时认真严谨一样，李登辉在政治改革上当然也是深谋远虑。作为台湾地区的一位政治活动家，他不会轻易对某一政治体制进行无意义的修正。他之所以极力主张进行“公民直选总统”，是有多种政治考虑的。
对岛内，完善政党政治制度。李登辉上台后，看到各界反对最为激烈的，是往日存在的蒋家父子独裁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看到最易在社会上获得民心的，也是修正、取消以往的专制体制。李登辉为学者起家，本身没有蒋经国推行专制独裁的资本，还不如结束专制制度，实施“宪政改革”。政党政治的基本要求，则是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所有行政长官和“民意代表”的直接民主选举。因此，李登辉要搞“宪政改革”，必须在逐步调整政治机构的同时，实行“公民直选总统”。其次，即使继续实行“国大代表”间接选举“总统”方式，也和第一届“资深国大代表”时期大不一样。在改选后的“国大代表”中，国民党籍“国大代表”不会像以前的“资深国大代表”为蒋经国背书那样，为李登辉当选“总统”承担义务；在野党籍“国大代表”更不会选举执政党的候选人出任“总统”。也就是说既然“国大代表”选举“总统”也要冒风险，还不如直接由选民选举，因为国民党在动员、组织、调动选民方面，毕竟要比在野党更有成效。只要当选“民选总统”，行使权力时力度大增，可以“民意”挡住在野党的进攻，让在野党失去攻击的着力点。既有利于扩大自己的权力，也有利于为由“当然执政党”向“选举型政党”转化的国民党争取时间。在已经实施47年貌似民主实为专制方式选举“总统”的台湾地区，谁决定“公民直选总统”无疑会得到别人无法相比和超越的政治资本，成为台湾舆论所说“台湾的华盛顿”。
对国际，谋取“国际实质独立地位”。李登辉上台后，施政重点有三，分别是岛内政治革新、重新定位两岸关系、谋取台湾“实质独立地位”。李登辉为争取台湾“实质独立地位”和“国际法人资格”，无所不用其极，实施“总统”民选则是其中一项。在李登辉看来，“民选总统”是西方衡量国家主权的标准。按照他的“务实主权论”，“人权包括国家主权以及政治的自主”，“从世界发生的各种问题看，尊重各地区人权的问题，包括主权的再解释，以及政治的自主，是建立世界新秩序很重要的条件”，而“公民直选总统”显然是“最高的人权”，只要实行“总统民选制度”，也就拥有“国家主权”，这显然是把具体法律（人权）和立国之本（主权）混淆在一起。其次，“民选总统”是西方衡量“政治民主化”的主要标准。一个地区有没有民主，能否实现“民选总统”是主要考察点之一，这显然过分看重了行使民主的形式。因为世界上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习惯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实施民主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没有必要千篇一律地遵循某种形式而否定另外的形式。第三，“民选总统”容易受到西方的认同。第四，如果当上“民选总统”，可以从西方得到更多的支持。不可否认的是，西方亲台势力对李登辉上台后台湾地区出现的政治革新思潮，十分欣赏，如果实施公民直选“总统”，无疑是向西方亲台势力提供了最好的广告宣传。西方亲台势力一方面借此宣扬台湾已经实行“民选总统”，应该是“主权独立国家”；另一方面借此大做文章，大肆宣扬台湾所谓的“民主成就”、“政治改革奇迹”。对于李登辉来说，也可以凭借“民选总统”头衔，凸显台湾“事实独立”，有利于到国际间活动。
对大陆，宣示“分裂分治政治实体”。李登辉上台后处心积虑、妄图解决的就是台湾与大陆划清关系问题，并为此做出一系列动作，声称四百年前台湾是“无主的土地”，“中国是一个含糊不清的名词”，“国民党是一个外来政权”，“中国从未在台湾收过一毛钱的税”。在李登辉看来，无论是理论上解释，还是现实中落实，无论是反复声明，还是行动中抗拒，要想宣示台湾拥有“独立主权地位”，要想宣示“中华民国在台湾”，只有割断台湾与大陆的天然脐带，取消国民党当局逃台后带去的以“统一的中国”为核心的政治象征，将建立在“一个中国”基础上的“中央民意机构”和政治体制加以篡改。其中，最为关键的无非就是变更最高领导人产生方式，直接在台湾地区由全民投票选举“总统”，也就是说李登辉不想当从蒋家父子手里继承、以“中国”为主体和内涵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的“总统”，而是要从体制上确定海峡两岸为“分裂分治的政治实体”，确定“一个分治的中国”。其次，借“民选总统”来彰显所谓祖国大陆为“不民主地区”。台湾当局无数次地攻击大陆政治不民主，对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刻骨的仇恨。第三，借“民选总统”来掩盖破坏两岸关系的罪名。李登辉一直缺少发展两岸关系的诚意，他之所以在大陆政策上放宽一些限制，并非是为了发展和推动两岸关系，而是进一步退二步，为祖国统一的完成设置障碍。他当上“民选总统”后，就可以对种种干扰、破坏两岸关系正常发展的行为，打出“民意”的招牌；拒绝“一国两制”时，可以“民意”为借口。第四，借“民选总统”增加与大陆谈判时的筹码，以“民选”为依据，凭借“民意”要挟。李登辉只要不搞“两个中国”，只要在“一个中国”内规范自己的行为，“民选”或是用其他台湾人民接受的方式，选举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都是无可非议的，正是他的“民选”有着许多说不清道不白的潜台词，所以大大降低了李登辉主持“宪政改革”的政治价值。这样走下去，他不可能成为“台湾的华盛顿”，只能成为“台湾的摩西”。
党内大老出走(2)
国民党内关于“总统”选举的风波不断，核心是李登辉打压非主流派和进行实质分裂活动，最后导致国民党内不断出现分裂。
就在李登辉一直为“公民直选总统”造势、奔波之际，他本人却在不断声明不再连任下届“总统”。1990年3月3日至1995年1月8日，李登辉先后11次表示不再连任“总统”。他情真意切地表示：“6年后本人和李元簇先生就要退休了，为什么呢？年岁已经大了，没有那个脑力和能力来做这些事情”；“1990年我就任第8任总统时在记者会上说，本人任期满了以后，如果按宪法规定再任6年，那就太长，我会变成一个打瞌睡的总统”；“我讲一次不算数？还要我讲几次！”。
李登辉如此明确地表明不再连任，不愿当“瞌睡总统”、“糊涂总统”，声明“６年后和李元簇一起退休”、“对不连任没必要再做说明”，实质上只是继削弱非主流派权力之后上演的“权谋连续剧”而已。他宣称放弃连任，主要是他的本性在起作用。此人自上台后，靠权术和谋略行使权力，借“本土化”搞“独台化”，借“民意”压制不同意见，借“民主”行使独裁，借“修宪”图谋分裂，借“拓展生存空间”图谋“国际法人资格”。此次如此明白宣布不连任，当然并非是不想连任，只是为了更好地连任。
然而，待“连战内阁”出台、“新国民党连线”出走、党内非主流派的挑战基本结束，党政军各领域和各权力中心都已落到主流派手中，李登辉的权力基础已经稳固。在“宪政改革”推行、“中央民意代表”改选结束、“第三阶段修宪”完成、省市长选举完毕与公民直选“总统”已成定局后，李登辉马上口气一转，立场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
1995年4月27日开始，李登辉接连表示要参加下届“总统”选举，并且攻击谁要他放弃连任谁就是搞阴谋。他恬不知耻地说：“诚信，是一些不要李登辉出来选的人，才这样讲，李登辉不选，他们才最好，我都没讲过，还没讲要不要选，有些人已经不要我出来选。但要不要选总统我还没说就闹，要闹得人心不安。如果这样就能使得人心不安，可见改革的阻力有多大，这也正是民主的代价之一。”这就是曾经为台湾各界所关注、为非主流派抓住不放的“诚信”问题的由来。
身为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的李登辉，如此健忘，无视诚信，确实让人意外。
1994年12月3日第１次省市长直接选举结束，岛内各党各派随即进入“总统”选举狂热期。国民党内也是一样，各派政治力量开始较劲。公开放风参选的有之，如林洋港；公开暗示参选的有之，如李登辉；暗中准备参选的有之，如陈履安。还有高玉树与林穆严、李志仁和曾仕强等有意参选。在野党方面有民进党的彭明敏和谢长廷出面参选。
1995年下半年对台湾来说，是多事之秋。6月李登辉到美国活动，引起两岸关系高度紧张，两岸的各类正常接触、商谈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