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不久之后，就连那些老实的人们也在偷偷摸摸地筹划着怎么得到额外的口粮了。由于孕妇每天可以得到70克大米的增补量，声称怀孕的妇女数量一下子可疑地增多起来。格温是一位日本外交官的美国妻子，二战期间留在了日本。她回忆看见一位妇女直接到领口粮队伍的最前面去取她的那份特别配给品。但就在她离开的时候，一个垫子从她的衣服里面掉了出来。“其他的妇女们全都怒骂了起来。”格温写道，“那位可怜的女人哭了起来，解释说，除了要照顾七个年幼的孩子，她还有一个90岁的婆婆要侍候。我们都大笑了起来，但从此之后，孕妇们都会受到仔细的检查。”
“幽灵人口”的口粮
再有的就是为所谓的“幽灵人口”索要口粮。这些人口包括已经去世的叔叔阿姨，已经辞退很久的佣人以及近来并没有来的膳宿学生（或者根本就没有这么个人）。尽管警方和司法省一再重申警告，那些纵容虚报人口的邻组头目将会被投入监狱，但实际上，据估计发放给不存在人口的口粮达到了100万份之多。
另外，短缺还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黑市的活跃。黑市交易包括了所有的东西，特别是那些
易变质的食品，它们通常是无法通过官方渠道获得的。从事黑市的人不光是犯罪老手，还包括那些从未触犯过法律的人们。他们大肆地收购囤积紧俏商品，然后再以高得惊人的价格卖出。在1943年的一次调查中，2000个家庭中有一半都在黑市上购买过某些食品。一年之后，东京的居民们要依赖地下市场获取他们十分之一的大米，三分之一的鱼和三分之二的新鲜蔬菜。
黑市上的购买者们受到的盘剥是惊人的。到1944年3月，大部分商品的黑市价格比政府最高限价高出10倍，大米的价格是政府价格的14倍，到了同年的12月，大米的黑市价格涨到了官价的44倍，而且还在不断上涨。一块肥皂，官价为十分之一日元（2.3美分）拿到黑市上就卖到了20日元（4.60美元）。八磅一袋的糖在官方渠道中卖3.75日元（86美分），而在盟军的海上封锁切断了从台湾的白糖进口之后，在黑市上就涨到了1000日元（230美元）的天价。
黑市购买者们也要冒不少风险。他们付了钱但并不能保证拿到所购买的商品，但他们也无处申诉。因为无论对于贩卖者还是购买者来说，黑市交易都是违法的。在进行每次交易时，购买者都十分警惕一个特殊的警察部门———经济警察，他们是专门为没收非法货品和惩治违纪者而设立的。
格温就是一个黑市的受骗者。一个没有信用的家伙到她家去推销“练炭”，就是一种用木屑、煤和木炭压成的小煤砖，日本人把它们放进可以移动的火盆里给房子供暖。那个小贩说由于他的煤砖刚刚做好，含的水分很大，所以可以在飞涨的黑市价上给她一个相当大的折扣。格温没做什么讨价还价，就买下了他一整车的练炭，并将它们一块一块小心翼翼地摆在花园里晾干。但是，在它们干了之后，并没有变成宝贵的燃料，而是裂成了黑色的泥坯，原来这些煤砖正是用黑泥冒充的。可以想像，在此之前，小贩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当然，日本的精英们不需要去和黑市贩子们打交道，也不用排除领口粮。特权阶层（包括高级军官，上层官僚以及实业家们）的成员们运用影响力在他们的房子里储满了食品、酒类和其他的紧俏商品。他们在对普通大众关闭的饭馆里吃饭，并且继续在大城市的艺妓馆、酒吧和妓院里享乐，晚至1944年，上层社会家庭中仍然雇佣着60万女仆和其他的仆役。
随着领口粮队伍的增长，那些不这么幸运的人们对于有钱有权者的憎恨也与日俱增。到1943年，有一种流传广泛的抱怨是：“所有的东西都被军队、黑市和权贵们弄走了。只有傻瓜才去排队。”那些傲慢自大、养尊处优的高官们面对批判的浪潮保持沉默，特别是在军事失败的消息最终开始传回本土时。记者加藤益雄报道说：“人们说他们不会吝于让胜利的陆军和海军享受特权，但是失败者们就不应该期望受到优待了。”
那些负担不起黑市价格的人们，为了得到所需的东西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在每天额定的四根火柴用光之后，主妇们就用燧石打火来做饭，她们开始用硕大饱满、含油丰富的松果来充当做饭的燃料。烟民们在吸完了每天定量的六根香烟之后，就把茄子和柿子的叶子晒干碾碎，卷在从口袋书上扯下来的纸里做成代替品来抽。一向精于品鉴发酵米酒的行家们，不得不努力让他们品味适应一种粗劣的代用品，它是用红薯酿成的，因为红薯的数量比大米充足。这种红薯酒十分有劲，以至于人们给它起了一个“爆弹”的绰号，意为炸弹。
宣扬少洗澡的美德
那些买不起黑市洗衣皂的家庭主妇们，改用一种由碱和洋槐树荚果构成的混和物来洗衣服。漂白剂在货架上根本看不到踪影，于是不知哪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妇女把夜莺粪放进了她的热洗衣水中，这可是一种天然的增白剂。而厕皂的代用物则是一个装满了米糠的棉布包。
有一些日本人成功地在短缺中发现了幽默之处。一位困惑的公民在一篇题目为《维生素D在洗澡中流失》的讽刺文章中声称没有肥皂是一件幸事。但是，对于政府来说，如何保持公
民的清洁并不是一件轻松可笑的事情。当1944年初燃料短缺威胁到许多东京的公共浴室的时候，市议会召开紧急会议来讨论这一问题。
城市的长老们认为，沐浴对于公众健康和心理幸福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也要维持浴室的开放。邻组的成员们被派出去四处搜寻浴室用的木柴，而每个地方浴室的顾客们都被动员着捐出他们的旧木屐做为燃料。浴室的经营者有责任保证顾客们的满意，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警察就有权让另一个能保证水热的人来换掉他。
尽管日本缺乏大多数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钢铁和橡胶，但它在二战时却拥有充足的一流劳动力。日本工人十分勤奋，而且对其公司的兴旺发达有极强的责任感，他们10小时一班地工作着，从不进行停工或罢工。日本的企业对它的劳工采取一种家长式的态度，公司照顾着工人及其家庭的健康、教育和娱乐。因此，工会在日本战前就没有获得一个重要的地位，而到了1942年，政府下令取消了一切代表工人利益的全国性组织，无论是工业工人的还是农业工人。
虽然具有高效和忠诚的优点，日本的劳动力还是没有满足国家战时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政府，因为它从来都没有成功地把计划经济和生产集中起来。直接的结果就是各种互相冲突的政策和命令搅在一起成了大杂烩，以致创造性被压制，生产量下降，许多部门的劳动力几乎被置于奴隶的地位。
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政府中那些负责战时产品生产和兵源组织的部门之间缺乏合作和协调。军方的权威人物们深深坚持着古代武士的信仰：每个男人首先都是一个战士，因此他们丝毫不加区别地把那些对于日本的工业生产至关重要的工人们也统统征去打仗，这些人包括：工程师、电动技师、工头、机械师以及技术娴熟的木匠。
被称做“飞行杀手”的战斗机
到1943年9月，已经有300万工厂工人被征入军队，导致飞机制造厂、造船厂和兵工厂产量的严重下降。“我们的技师太少了，根本无力维持生产标准，”一位日立电器公司的负责人说，“我们失去了1000个熟练的工人，要用4000个生手才能替代他们的工作。”当经理们试图把传统的每天一班共10个小时的工厂运作方式，扩展为24小时轮班倒的方式时，他们都遇到了相似的问题。不止一个重要大型电子工厂不得不取消了两班，因为那些生涩的夜班工人们报废的零件，比生产出来的还要多。
大型的流水线工厂都依靠一种稳定的细小部件供应。这种供应来自于数以百计的小型厂家，在这些小厂里，许多都只雇佣着两三个技师。这种情况使生产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了。因为这些小供应厂家中只要有一个关键性的工人被征走，它的整个生产部可能陷于停顿。
军方的干扰也给战时产品生产带来了全面的不利影响。陆军和海军都派出了低级军官，到那些生产诸如飞机部件、船用发动机和枪支瞄准镜之类关键性零件的工厂进行监督，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商业或工业毫无经验。加藤益雄后来写道：“这些低级军官都演变成了他们自己权限内的小东条英机，乱发着各种强制又无理的要求。”
因为受到了这些不受欢迎的监督者们的驱策，工厂的经理们极力争取完成不断增加的船只、飞机和枪支的生产定量。这样一来，质量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在名古屋附近的三菱飞机厂，飞机被仓促地制造出来之后就装上牛拉的大车。中岛一家工厂的条件几乎同样原始，他们接到命令要在1943年9月到1944年3月期间把飞机发动机的产量翻一番。这家公司的总裁中岛知久平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动用了所有的物力和资源，但是在3个月之后，所有的零件和原料都用光了，机器也筋疲力竭，而且熟练工人都被征入军队，取代他们工作的都是一些学校的小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