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他们并没有显示出多少对农活的喜爱。”
但是，随着劳动力短缺的日益严重，正在上学的孩子们在农业生产中扮演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截至1944年10月，在200万的在校学生中，有许多人都参加了志愿小组下田工作。有时候整个城市的学校都下乡劳动，而由于很多天都呆在田里劳动，压力巨大的老师们试图压缩课程。
从1943年开始，政府向农民身上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它要求农民上交额定的大米、小麦、大麦和土豆，这些定额根本不考虑由于病害、天气和肥料短缺等原因造成的欠收。那些产量较低的农民不得不将所有的粮食都交给政府，然后又不得不申请口粮来维持家庭的生活，处境十分可怜。
作为对这种官僚强行掠夺的回应，农民开始控制交给口粮管理部门的粮食数量。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农民囤积粮食导致了通过官方渠道分配的数量减少，城市居民就被迫直接从农民手中直接购买；物价就上涨，货币贬值，农民就开始要求用衣物、厨具、烟草以及其他紧俏商品来交换他们的农产品。
周末的时候，公路和铁路上都挤满了城市居民，他们大包小包地提着自己的所有物品到农村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取芜菁、包菜、红薯和大米。一位东京的中学生沮丧地看着她的家人把他们十分珍惜的财物拿去换了食品。她说道：“我们先吃掉了妈妈的结婚礼服，然后又吃掉了自行车，接着是缝纫机，然后我们四处观望，说着：‘我们还有什么能吃的吗？’”
私下放映的《乱世佳人》
经济警察试图阻止愈演愈烈的物物交换经济。因为它破坏了官方的配给系统。那些被发现进行黑市交易的公民，将被控触犯以下三项罪名中的一项或者全部：支付高于官价的价格，获得超过官方定额的口粮，或者是运送非法获得的食品。有谣传说东京以东地区的警察管得很严，所以东京市的大部分居民全都跑到了以北和以西地区的乡村小镇上。大部分的物物交换是由妇女来进行的，因为她们在回家的路上如果被警察抓住，似乎更容易幸运地脱身。
这种物物交换制度也加剧了历来存在于城乡居民之间的敌对情绪，他们都互相指责对方，喋喋不休地诉苦不停。记者加藤益雄写道：“城里人不得不背着包袱鬼鬼祟祟地到农村去换取足够的食物赖以维持生命，但他们对此十分憎恶。”反过来，一些农民认为城里人养尊处优，有足够的钱来支持他们的这种生活。一位农民在1943年曾说道：“当我们偶然地逛东京的时候，人们在歌舞伎剧院的门口挤成一大堆抢着买票。一想到我们辛苦流汗种出来的稻米竟然给了用这种方式消磨时间的城里人，我们真觉得难以忍受。”
在日本只有极少数的人会用这种道学的眼光来看待商业性的娱乐活动，特别是对于歌舞伎来说。娱乐活动是战时生活中巨大压力的一种重要缓解方式，人们都成群结队地赶去观看他们喜爱的演员们身着绚丽的戏装，一边念着轻快的诗句道白，一边迈着优雅的台步走来走去，不仅仅是东京的居民才喜欢这样。政府认识到歌舞伎是振作人民士气的好方式，于是就把表演搬到了马路上，一个由著名演员尾上菊五郎率领的剧团在地方剧院、工厂礼堂以及矿山工地上演出，博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欢迎。
由于歌舞伎在日本文化中占有一个神圣的地位，所以它的演出一直持续到了二战的结束。但几乎所有其他的文化活动都发生了变动，不是被削减，就是被消灭掉了。有许多种艺术形式都被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用来促使人民坚定意志去面对将要遭受的苦难。1944年3月，一个芭蕾舞团的四位成员进行了一次题为“决定性空战芭蕾”的演出。据广告中说，这个新创作是为了提高全国人民的防空意识。实际上，这是一个对可能发生的美国空袭的暗示。随着美国的越岛作战将其空军基地推进得离日本越来越近，美国对日空袭的可能性也变得越来越大。
日本在战争期间一直坚持着严厉的文化检查，以消除西方在流行文化中的影响。在日本青年中极为流行的欧美音乐受到来自检查者们的重创。爵士乐禁止在广播中播放，高音萨克斯被列为了敌人的乐器，日本维克多唱片公司被迫将名字改为“日本音响”，就连商标中的英文词“His Master’s Voice”也被去掉了。警察们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收缴了所有以前在日本出售的英国和美国的唱片。但是，尽管警察们热烈呼吁音乐爱好者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但他们得到的由收藏者主动上交的唱片少之又少。
电影仍然是最为普及的大众娱乐。当然，几乎所有的盟军国家生产的电影都遭到禁映，这令那些翘首等待举世瞩目的美国内战史诗片《乱世佳人》在东京首映的影迷们万分失望。电影禁映的一个例外是名为《史密斯先生去华盛顿》的电影，这部电影讲的是影星詹姆斯·史都华扮演的一位参议员和那些腐败的权力掮客们进行斗争的故事。日本的检查者们之所以会放过这部电影，是因为他们认为它表现了美国式民主的堕落。
日本的电影制作者们生产了一大堆例行公事的政治宣传片，全都是在赞美日本军队以及二战早期的日本取得的伟大胜利。但是到了1944年，技术人员和设备的短缺使电影生产陷入了实际上的停顿。影迷们发现即使看一次重映的片子也越来越难，因为电影院都接到命令，每天的放映不得超过三场，以节约燃料。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使一部《乱世佳人》的拷贝在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时落到了日本军队的手中，并且被送到了东京的一个宣传单位。尽管这部电影在战时从未公开放映过，但一位名叫池田宪实的年轻外交官在一次私下的放映中看到了它，他说道：“当我看到北方士兵进攻南方时，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沮丧，我在想如果东京也像亚特兰大那样陷入火海，那将会是多么的可怕。”
垒球解说员的新词汇
检查者们没有试图取消垒球这种引进的运动形式，但他们却将它加以本土化，使其带上了些许明显的日本特征。在进行比赛解说时，体育解说员们用日语发言的词取代了那些从英语中传来的熟悉术语，致使广播听众们很难跟上比赛的节奏，直到最后他们终于明白了原来的sutoraiku（即strike，击球）现在变成了Konkyu; boru（即ball，球）变成了gaikyu; hitto endo ran（即hit and run，击球跑垒）变成了kyosoda。
和其他的所有东西一样，由于优秀的运动员都被征入了陆军和海军，职业垒球的水平也大为下降。到了1944年，由于运动所剩无几，职垒联赛在赛季中间中止，大阪猛虎队被宣布为冠军，日本最古老的垒球场被犁开，种上了蔬菜，以养活横滨那些饥饿的百姓。
受二战影响最小的运动就是相扑这种日本古老的摔跤形式。那些身躯庞大的选手体重在250磅到300磅之间，他们偶然会穿上军装或者会去应征服役，但是那些最著名的相扑手们则被免除了兵役，继续在东京的后乐园露天体育馆中进行蛮力较量。
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相仆迷们蜂拥着去看双叶山的比赛，他在日本卷入二战时是绝对的冠军。然而到了1943年，战无不胜的双叶山开始输掉一些比赛。他的一些拥戴者们将此视为国家临近失败的征兆。
“调情是不可能的”
二战一个接一个地埋葬了生活中最简单的快乐。东京著名的日比谷公园不再向游人们开放，尽管没有一个人能给出一个关闭的理由。喜爱在休息日钓鱼的人们，再也不能用他们这一天的收获物来做一顿美餐了。他们被要求把抓到的任何鱼类都要交到陆军或海军的食品中心。新的阅读物越来越难以找到，因为印刷机被征用了，纸张和印刷用墨实行限量供应，而那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作者被文化检查部门限制在停笔状态，新书的出版量从1941年的23138种锐减到了1942年的5300种，杂志的种类也从1940年的1970种下降到了1944年的不足1000种，
而且每一期的印刷量也急剧减少。
因此，即使在没有发生悲剧性的灾祸的情况下，生活中的悲哀沮丧也在以各种微妙复杂的方式体现出来。一位父亲在看到他的孩子因为没有足够的衣服而备受寒冬折磨的时候，感到十分痛苦，他写下了一首小诗：“把我孩子冻伤的小手握在我的手中，我的眼泪差点就落在那双小手上。”另一位父亲描写了他深夜的守候：“铁壶里沸水的声音轻轻响在深夜，就在我等候孩子从工厂回家的时候。”日本人对于美的那种特殊的敏感依然存在，但是其中也浸透着深深的悲哀。一位病中的女孩得到了一个可爱的红苹果作为礼物，她说道：“我只是在我的床边把它放了整整三天。”
除了悲伤和希望之外，所有的感情都在永无休止的工作和求生中变得迟钝。一位在兵工厂里劳苦工作的年轻大阪妇女回忆说：“调情是不可能的。”那些对二战持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那些对东条英机政府发动战争持不同意见的人很少会冒险发表意见，他们的愤怒逐渐褪变成了深深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