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彭述之来了后，在广东区委机关主持广州特委会。特委成员有张国焘、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刚从苏联回来的鲍罗廷也出席会议。这是一栋欧式建筑风格的三层楼的房子，朝街的8扇窗户十分高大。
彭述之说：“独秀同志最近主持了一次中央局会议，提出对抗、孤立蒋介石的政策。”“你是否主张即刻退出国民党?”鲍罗廷严肃的问。苏联共产党在听取布勃洛夫汇报后，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但斯大林决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我们应当立即退出国民党”，彭述之不知道发生在莫斯科的高层斗争。鲍罗廷缓和了一下口气：“广州有可能发生右派政变，此时应该支持蒋介石的革命独裁。”鲍罗廷坚持对蒋介石让步，与最近他个人和蒋介石达成三点协议有关：鲍罗廷同意蒋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支持蒋介石北伐，蒋介石同意对国民党右派采取相应措施。彭述之因为和鲍罗廷闹僵，连香烟钱也没有。鲍罗廷不给他零花钱。
会上争论激烈，会议一连开了7天，没有统一思想。最后，张国焘提出用签字表态，并带头签名同意。毛泽东没有签字。周恩来也认为这不光明磊落。事后，陈延年请张太雷起草区委《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宣言》，提出“革命势力团结起来，打倒反革命的分裂阴谋”。
5月14日下午8点，根据鲍罗廷意见，谭平山和张国焘到蒋介石处，通报了共产党让步政策，蒋介石喜出望外，陪他们去看张静江。张静江高兴地说：“这样好极了，大家能够相忍为国，革命成功当指日可待。”但蒋介石的日记中说：“谭平山、张国焘亦来絮聒，公心盛难熬。因叹曰：‘党国存亡生死之际，其痛苦盖有如此者。’”
第二天，“整理党务案”被大会通过。表决时，毛泽东没有举手。邓颖超记得，何香凝、柳亚子也没有举手。根据通过的“整理党务案”，5月2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议批准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3同志辞职。毛泽东的代理宣传部长改为顾孟余担任；谭平山的组织部长由蒋介石担任，此外，吴玉章的秘书长一职改为叶楚怆担任。林伯渠便到程潜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六军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会后，蒋介石象征性地兑现对鲍罗廷的允诺：逮捕吴铁城入狱，建议孙科去俄国，答应内务秘书古应芬保留原职到李济深部任职。鲍罗廷兴奋的给加拉罕写信说：“对右派打击已成事实。”鲍罗廷天真地认为，这次会议缩小了共产党的权力，吸收中派参加工作，沉重打击了黄埔以外的右派。“大多数左派不知道5月30日对右派做了什么准备，自然抵制对中派的一切任命。我不想对他们作出详细说明，怕他们泄露天机。”
蒋介石趁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垄断了国民党党、政、军、财大权。
布哈林在《真理报》上批评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倾向后，陈独秀于6月4日发表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同一天，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说：“贵党‘整理党务案’原本关系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针对广大党员对蒋氏的愤怒情绪，陈独秀提出了“办而不包，退而不出”8个字政策。在驳斥了蒋介石的一些观点后，陈独秀说：“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共产党同志中哪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
蒋介石6月7日在总理纪念周年训词中讲：“近来我有一个主张，是现在中国国民党里面的共产党同志，应该要退出共产党，完全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如其不然，大党中间有一个小党……这个大党一定要动摇的。”
私下，陈独秀对彭述之说：“我们和蒋介石转圈子，蒋介石手里有枪，我们手里没有武装，所以我们很被动。我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你觉得怎么样?”彭述之说：“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的枪械，现在都在蒋介石、李济深等人手里。”陈独秀说：“你可以去一趟广州，和加伦等人谈谈，看看能不能匀出5000支枪武装农民?”
6月11日，维经斯基在北京给皮亚特尼茨基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俄国代表团写信，在转达了李大钊、陈乔年等“坚定不移的要求北伐”的意见后，他写道：“我想再一次提醒并坚决请求，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给中国党增加预算，即从每月6000卢布增加到14000卢布。”写信后，维经斯基动身去上海，他要看看陈独秀对北伐的态度。
整理党务案(2)
维经斯基和在莫斯科养病的蔡和森是反对北伐的。4月27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蔡和森作报告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代表会议，决定为广州政府进攻北方做准备并加强对农民的工作，我认为这个决定是极左的，是不正确的……共产国际应该发出一封信，批评广州政府提出的关于组织‘北伐’的建议；提出农民运动的口号。”维经斯基说：“关于北伐，蔡同志的建议当然是对的。”会议决定就北伐问题“致函中共中央，说明目前提出广州进攻的问题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宣传角度来说都是根本错误的”。
在北伐问题上，陈独秀犹豫不决。北京中央特别会议提出转守为攻。陈独秀签发了3月14日《中央通告》79号，内容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陈独秀和彭述之、张国焘、瞿秋白讨论北伐问题时，陈、彭不赞成北伐，张、瞿主张北伐。两票对两票，结果陈独秀拍了桌子，张国焘才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6月21日，维经斯基和陈独秀谈话，统一了反对现在进行北伐的意见。陈独秀抱怨说，鲍罗廷把赌注下在蒋介石身上，认为反蒋危险，不管蒋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反正都会支持他。蒋介石让《民国日报》前主编叶楚怆领导农民工作，标志着对农会采取右的政策。
6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在上海举行会议，谢尔盖（维经斯基）、老头子（陈独秀）、文学家(瞿秋白)、教授（格列尔）、马克斯（拉菲斯）、年轻人（福京）参加。
大家同意陈独秀以自己的名义就北伐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拍一个电报，表明现在中央内部一致主张进行北伐。这天，张国焘在《向导》上发表文章，一方面讲主张北伐，另一方面又讲“没有一个充分训练和彻底革命化的群众党”、广州内部不巩固等，北伐尚早。
对于陈独秀的摇摆不定，维经斯基在次日给联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电报中提到。他说最近几天，随着代表团从广州返回，中共中央委员会总的情绪又主张进行北伐。维经斯基坚持认为：“工作重点的口号不是进行北伐，而应当是提高工农群众的经济福利，巩固革命政府的基地。”
反对北伐风波
广东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后，瞿秋白对羊牧之说：“伟大的北伐战争已经开始了，看来要经过几次大战后，革命形势将会突变。我们要宣传北伐的伟大意义。”
1926年7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发表《国民政府的北伐》说：“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的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陈的观点得到维经斯基、加拉罕的支持。维经斯基给加拉罕写信说：“您给广州的电报指出过分迅速地向北推进是有危险的，这是完全正确的。”
7月12日，中共中央四届三次扩大会议在上海一间秘密处所举行。
陈独秀发言时，指责各地农运有左倾毛病，不同意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发展党团组织。彭述之发言时，拿出陈独秀彭述之联合提案，主张以党外联盟取代党内合作。这个提案遭到维经斯基和瞿秋白等人的反对。经过争论，大会推翻了陈彭提案。大会决议采纳了陈独秀关于北伐的意见，同意南方国民政府出兵，只是一场防御战。会议结束后，陈独秀住进了医院。会后，瞿秋白问羊牧之下面对决议的意见。羊牧之说：“下面反映这个决议太右了。”
陈彭联合提案，凑巧迎合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遭到了布哈林的批判。斯大林、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的所谓“新反对派”之间的矛盾，由1925年以来苏联国内围绕能否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的争论引起。“新反对派”同时批评斯大林1926年以后在中国的政
策。斯大林很快战胜了“新反对派”，7月，季诺维也夫被赶出联共中央政治局。陈独秀发表反对北伐的文章后，读者黄世见写信给《向导》编辑部，质问陈独秀：“挑拨北伐期中的人心，煽惑一班不明真相随风飘荡的幼稚革命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