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不懂汉语的维经斯基后来通过莫斯科才知道这回事，生气地要陈独秀以后发表任何秘密材料之前，都先让他知道。当时，瞿秋白由于不同意陈、彭右倾方针，处于孤立状态。维经斯基追究瞿秋白的文章时，陈独秀则表示，即便蒋介石知道，内容上也没有什么。
9月上旬，北伐军打下汉口、汉阳后，陈独秀给粤特委写信主张，政府仍留粤。李大钊不同意，认为武汉局面一旦稍固，就应该迁到武汉，可以进逼北京政府，树北进之声威。他在9月8日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此策所关甚巨，幸仲兄详加讨论决定之。”但陈独秀不主张广州政府迁到武汉。
这时，蒋介石委托胡公冕到上海邀陈独秀、维经斯基去汉。他担心共产党支持国民党内部出现的迎汪抑蒋运动。胡公冕到上海后，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委会政治局委员9月20日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在会上通报了给蒋介石的答复内容：蒋同汪精卫一起工作的3点理由：国民党中领导人剩下的很少，需要汪精卫来领导广州，汪精卫是蒋和军队中其他派别之间的缓冲器。此外，陈独秀提出，主张汪精卫回来，但反对推翻蒋介石；汪精卫应当和他一起工作；汪精卫不撤销5月15日关于共产党人的决议，建议蒋介石首先提出汪精卫回来的倡议。维经斯基说：“对我们方面提出保留5月15日决议的问题提出疑问。”
陈独秀说：“蒋介石可能对我们有两种意图：（1）逼迫我们答应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支持他；（2）在前线召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席会议。应小心谨慎。”维经斯基说：“我们不应在谈判中充当汪精卫的代表，而应当作为独立的一方。”陈独秀说：“必须使蒋介石在党的领导问题上作出让步，否则冲突不可避免。”瞿秋白说：“蒋介石想把事情看成是向我们作出让步。这不行，应当争取让他向左派让步。”彭述之说：“一定要同唐生智进行对话，他可能成为大人物，成为第二个冯玉祥。”
9月23日，维经斯基和张国焘、曼达良、福京动身去汉口。动身前，维经斯基给皮亚特里茨基写信，希望每月增加远东局500卢布，每月增加中共中央3000卢布。原来拨给加拉罕的经费，已经停发。在给联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信中，维经斯基提出“撤换鲍罗廷同志并立即任命一位认真负责的政工人员来接替这个岗位是非常必要的”。
汉口特别会议(1)
1926年下半年，联共内部矛盾继续扩大。“三·二○”事件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于8月31日给联共中央书记处写信说：“国民党内部发生的变化在广州‘三·二○’事件中就有反映，但在我们的报纸上没有作出任何报道。我们的读者不得而知，我认为这是有害的……我并不认为可以由我个人来为我的行为方针承担责任。”
除了拉狄克，斯大林对加拉罕也不满。他于9月23日给莫洛托夫写信说：“不要让加拉罕随便处理中国的事情。他真的会把整个事情搞糟。他已经不合时宜，因为他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的全权代表，完全不适合充当如今中国和国际新形势下的领导人……他这个人太轻佻，眼界狭窄（指革命的眼界）。
而胆量和蛮横、自信和自负则绰绰有余。这是特别危险的，加拉罕任何时候都不会理解，汉口将很快成为中国的莫斯科。”
10月23日，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
北伐军攻下武昌后，浙江省长夏超倒戈孙传芳。北伐的不断胜利，使陈独秀情绪十分高涨，赞成发动工人暴动，在北伐军到来之前，获得上海政权。10月19日，陈独秀和彭述之同意放弃总罢工，他们认为工人没有斗志，组织上没有力量来发动这场斗争。果然，起义的人少，只有100人的武装，一度占领浦东，不久即失败。
失败后，10月28日，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说：“应当弄清的重要问题是我们想达到什么目的：我们是希望举行人民的起义还是纯小规模军事发动……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准备的是起义还是军事发动。” 罗亦农说：“只能说是利用军队挺进的形势，我们就是做这种准备。”彭述之说：“上海组织的积极分子还希望举行人民起义，应当打消这种念头。”陈独秀说：“政治发动只能促进政变，而不能起主要作用，人民大众还没有力量和觉悟起来发动政变……我们也不能宣布实行总罢工。”维经斯基说：“问题在于我们本身很少注意上海人民大众参加这次发动。”
这期间，维经斯基和远东局的拉菲斯、福京等人的矛盾公开化。早在8月，拉菲斯和福京就对维经斯基说，在政治局势复杂化和党及其中央壮大后，他决不能继续领导党的工作，远东局应由别人来领导。拉菲斯认为，维经斯基的错误，没有正确对待北伐，对中共中央最初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积极立场重视不够；缺乏对革命这一阶段的深思熟虑的策略方针。维经斯基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指责马克斯优柔寡断，不适合独立地进行指导工作。
12月13日，陈独秀在汉口主持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他说，蒋介石军事政权由于害怕民众运动而逐渐右倾，但民众运动逐渐左倾。因此，我们要把反对这种倾向作为党面临的中心任务。党的“左稚病”有6个方面，即“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
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陈独秀反驳说，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条件不成熟，并指责湖南工农运动已经“过火”。上月初，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武装农民，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归给农民。不久，共产国际给中央拍来电报，指示“在占领上海以后，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接到国际电报后，陈独秀改变了这一主张。将土地问题称为“研究室中”的问题。
鲍罗廷支持陈独秀的意见，说“中国没有土地问题。搞土地革命，缺乏干部”。
毛泽东、李维汉的观点被视为激进，被大会否决。会议期间，主持湖北省军委工作的聂荣臻去见陈独秀。他汇报工作后，等待陈独秀发表意见。等了一会，陈独秀只顾抽烟，似乎还在等待自己谈。大约陈独秀意识到自己应该说点什么，说：“那好……”扯到国民党内的矛盾上来了。聂荣臻见谈不到要害，告辞了。
汉口会议结束不久，陈独秀发现，毛泽东、李维汉没有错，是自己错了。原来，还在汉口特别会议之前，斯大林批评了那份共产国际暂不加强土地运动的电报，布哈林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在12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大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土地改革问题或土地革命问题决定了向下一个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过渡……不能认为斯大林只看到了军队，此外他一无所见。我认为农民的组织将起巨大的作用……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从革命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前夕，因此土地问题具有紧迫的意义。我们不得不在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选择。我们无疑选择农民。”共产国际“七大”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提出满足农民土地的要求。
这次全会撤销了季诺维也夫从共产国际一创立就担任的主席职务。与此同时，莫斯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十分薄弱。中央和地区委员会没有集体领导，“中共应进行斗争反对任何分裂国民党的图谋，反对把右派过早的排挤出国民党的仓促步骤”。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大会的谭平山认为，党内冲突是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的冲突引起的，他主张撤销远东局并召回维经斯基，同时建议罗易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来中国，这一建议1927年1月11日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小委员会通过。
汉口特别会议(2)
1月21日，在上海的维经斯基收到罗易带来的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后，给联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信，说：“在斯大林的报告中和全会决议中提出的共产党员参加国民政府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认为有必要陈述我们对实际执行这一决定时所遇到的困难的看法……我们在同中央讨论了问题随后得结论：我们能否参加国民政府这取决于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左派手中还是蒋介石手中。”
1月底，共产国际“七大”决议译成中文后，中央委员会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3人讨论提纲。彭述之（彼得罗夫）认为，在共产国际提纲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
瞿秋白表示完全接受国际路线。陈独秀犹豫后，签发了《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纠正了汉口特别会议中一些错误，说：“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
改组远东局
1927年2月17日，即毛泽东写毕《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的次日，在上海的瞿秋白写《瞿秋白论文集》“自序”：“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1923年回国之后到1926年10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不可一日或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