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如相持不下，可从河南调第四军来武汉。
瞿秋白说。
黎明时，从前线传来夏斗寅部被叶挺部队粉碎的好消息。
3人举杯同贺，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沈雁冰告诉瞿秋白：“独秀埋怨《民国日报》办得太红了，国民党左派有意见，他希望少登一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的消息和文章。
瞿秋白说：“你就按照‘五大’决议的精神去办。
《民国日报》过去办得不错，旗帜鲜明，就这样继续办下去！”
沉思了一会，又说：“我们另办一张报！你不是说他们常来干涉你的工作么？共产党的政策要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来宣传，本来就不正常，许多话只能讲一半，不如干脆把《民国日报》交给国民党，抽出我们的同志另办一张党报。
”5月21日，驻长沙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叛变，一夜间搜捕共产党工农群众3000余人，杀百余人。
中共湖南省委决定30日发动长沙附近10万农军，围攻许克祥。
到处是地主豪绅、资本家咒骂工农运动的声音。
5月25日，鲍罗廷大发雷霆，对罗易说：“湖南的局势已变得无法容忍，我将前往那里，逮捕李维汉……当天，罗易给斯大林电报：鲍罗廷“想逮捕我们在湖南的领导同志，把他们投入监狱。
他说，工人纠察队应解除武装。
他处事独断专行，不同许多负责人商量，无视他们的意见。
他向共产党发号施令，他拒绝发我的电报。
次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张国焘主张立即采取行动，罗易认为，同国民党关系直接破裂的危险并不存在。
最后通过罗易建议的一项决议，为了准备实行进攻实行策略退却。
即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将毛泽东调出湖南，到武汉任农民协会会长。
毛泽东对鲍罗廷、陈独秀和谭平山都有意见。
鲍罗廷认为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应当解除工农纠察队的武装。
陈独秀、谭平山与其说是共产党人，不如说是国民党人。
集体领导实际上从来没有过。
“五大”以前实际上没有中央委员会。
在上海领导党的是陈独秀、在广州的是鲍罗廷。
5月27日晚上，陈独秀应林伯渠之约到汉口紫阳里52号林寓所。
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后，陈独秀已搬出中央机关61号，和秘书隐居起来。
林伯渠上午开军委会，下午4时半又开了扩大会。
陈独秀问林伯渠：“如果把六军培养成中央工农军，程潜会同意吗？”
林伯渠说：“最好你和程潜谈一次。
在林伯渠、李世璋安排下，陈独秀在汉口友谊街六军办事处与程潜见面。
陈独秀说：“如将六军培养成工农军，须将六军中下层干部送海参崴培训。
程潜问林伯渠：“你的意见呢？”林伯渠说，“做政治工作的人比较适合。
“那就让李世璋去。
程潜说。
5月30日，约2.5万人的农民起义队伍从四面八方向长沙进发，共产党湖南省委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下令停止前进，罗易当天给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写信：“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则非常消极，它否决了我提出的关于组织群众运动，要求采取措施镇压湖南反革命的建议。
两支5000人的浏阳农民军队伍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孤军进攻长沙，袭击了长沙附近的军队，次日失败。
汪精卫讽刺陈独秀说：“你们不是有10万大军嘛?怎么连许克祥一个团也打不赢?”十二 罗易泄密事件战胜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后，5月底，共产国际“紧急指示”传到中国（“五月指示”），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动没收土地，组建一支8个师或10个师的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在下述文字上，斯大林加了着重号：“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
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
夏斗寅、许克祥叛变(2)
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党人，那末他们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抛弃的。
接到国际电报指示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磋商。
罗易、鲍罗廷参加了会议。
“我主张先不忙着把这个电报内容说出去，以免引起思想上的波动。
陈独秀担心执行这一指示，势必导致联合战线破裂。
鲍罗廷感到，莫斯科太不了解武汉的情形，目前无法执行。
罗易想执行，他认为，假若汪精卫同意了，就可以执行。
给国际回电字斟句酌成：“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
会后，罗易见到汪精卫，泄露了“五月指示”内容。
汪精卫大吃一惊，分手时，汪精卫问：“是否可以给我一份译文？”
罗易犹豫片刻，然后说：“好，我明天送你一份，因为文字上有两处需要改动。
他想，给汪精卫看，可以增加双方的信任，国际几个指示专电没有讲不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的话。
第二天，汪精卫得到抄本，说了声“谢谢”，打发掉了罗易。
汪精卫得到“抄件”，给陈友仁看，陈友仁面如土色，说：“这意味着两党之间的战争。
汪精卫拿给唐生智及其部下看。
6月4日，发生了江西省省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将方志敏等164人“礼送”出境的事件。
联共中央政治局6月2日给鲍罗廷、罗易和柳克斯电报：“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不应脱离工农运动。
罗易回电报抱怨：“收到你们的电报后，我还没有看，鲍立即让陈发电报，也未同政治局和我商量。
罗易在6月5日给斯大林和布哈林拍的电报中说：“谭平山的自由主义不仅具有个人性质，而且还反映了整个党的领导的观点……
陈比谭更坏，他的领导无疑有害于党。
不按我建议的那样把他召到莫斯科去是错误的。
他是个典型的激进知识分子，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
他完全支持国民党镇压湖南‘过火行为’的政策……
他认为湖南的同志对发生反革命叛乱有严重过失……
陈应立即召到莫斯科去，而鲍的情况应认真加以研究……
昨天，汪精卫抱怨没有把莫斯科的意见通报给国民党。
他问，为什么他给斯大林的电报没有回音……
近来，他不太清楚究竟谁代表莫斯科的观点：是鲍还是我。
接到陈独秀等“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回电，6月7日，联共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和陈独秀发电报：“阻止土地革命是犯罪行为，并会导致革命的毁灭。
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罗易和中共中央的电报。
陈独秀说：“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最好是非常巧妙地、小心谨慎地谈及这个问题……
在去湖南的问题上我和罗易有分歧。
去是必要的。
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破坏了同地主、绅士和军官的统一战线……
我们主张派谭平山去纠正过火行为……
本应让谭平山委员立即出发，但为时已晚……
共产国际建议由工农领导人来加强国民党的领导。
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
现在我们应当进行谈判，同军阀进行接触。
我们不能同这些将领断绝往来……
组织法庭实际上是不可行的。
我们衷心的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
谭平山说：“共产国际的批评是可以预料的，因为我在讲话中没有涉及土地革命问题。
陈独秀建议在收到莫斯科对中共中央电报的答复前不采取任何措施。
6月8日，罗易给联共中央政治局电报：“你们的指示有点晚了。
因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几乎已经把革命断送……
有必要采取果断的组织措施。
次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
陈独秀情绪高涨，分析北伐军与冯玉祥会师郑州后，张发奎、唐生智回师武汉，有利于抑制何键部队。
陈独秀认为去年刚访问苏联的冯玉祥五原誓师，是国民党再起的希望。
去年秋天，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后，给陈独秀写信说：“自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声浪传到东方，先生就最先觉悟，站在前面领导工农……
我在莫斯科看见你的革命理论及种种发言，都是非常正确，而且各种主张又是极其持平，我读了之后，越想越佩服……
请你以后对于政治意见、时局主张，时常不断的来信，指导我们工作。
陈独秀当时很高兴，将冯玉祥的信刊登在《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上。
“五大”后任代理秘书长的蔡和森说：“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