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第八章 走向反对派(1927.7-1932.10)
撒翁(1)
1927年7月底的一天,陈独秀向临时中央提出的3点建议:一、把一切工会、农会及政权机关转移给国民党左派;二、我们在国民党政权下进行下层工作;三、暂时来做反帝运动,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以回避大的牺牲和破坏。
但临时中央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8月7日上午,党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一位俄国侨民的寓所里举行紧急会议。
共产国际新派遣的代表罗明纳兹到汉口后,态度异常严厉,主张立即惩罚陈独秀、谭平山、李维汉,骂张国焘等不赞成土地革命,不配当中央领导人,并向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声明:“如果你们反对开中央改组会,我直接召集各地代表开会。
鲍罗廷已经回苏联。
联共中央政治局7月21日决定:建议银行家立即动身回莫斯科。
会客厅的条凳上挤挤地坐着21人,他们是瞿秋白、李维汉、张国焘、苏兆征、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项英、向忠发、张太雷、卢福坦、顾顺章、王荷波、彭湃、邓中夏、彭公达、任弼时、陈乔年、汪泽楷。
新来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出席了会议。
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列席了会议。
这个名单是根据蔡和森意见修改的。
国际代表与常委商量决定的出席名单,除加苏兆征、罗亦农,其余都是旧人,而王荷波、向忠发、顾顺章等工人和毛泽东、彭公达等都不在出席之列。
蔡和森提议:“新中央只留秋白,毛泽东应加入,太雷应出外工作而不应留秘书厅……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在临川休整部队,没有出席会议。
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
张国焘想邀请陈独秀参加,但罗明纳兹反对。
临时中央常委有两人不在场,只有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到会,会议由李维汉主持。
到处是枪杀共产党人的枪声,这个秘密会议越短越好,会议笼罩着紧张的气氛。
李维汉说:“今天的会议为紧急讨论会。
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选举临时中央局。
在罗明纳兹发言后,代表们休息半小时吃饭,然后又接着开会。
这时,毛泽东第一个发言:“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
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空房子主人的决心。
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
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和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
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
大家都被毛泽东妙语连珠的语言惹笑了,会场紧张的气氛顿时松弛了下来。
“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
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
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
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
接下来毛泽东开始谈武装斗争问题:“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
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在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发言后,任弼时发言说:“国际对中央的批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
党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了独立的作用。
谈到陈独秀,任弼时说:“老头子可去莫斯科。
选举政治局委员时,任弼时得14票,第一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罗明纳兹强调工人成分,工人出身的苏兆征、向忠发得满票20票。
隔日,政治局委员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3人为政治局常委。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离开汉口去长沙准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蔡和森到北方局工作。
他打算写一本《党的机会主义史》。
8月中旬的一天,瞿秋白、李维汉来到陈独秀隐蔽的纸行楼上传达了“八七”会议情况。
重点是劝陈独秀去莫斯科。
陈独秀对不让自己出席会议反感,说:“大革命失败,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
瞿秋白、李维汉走后,陈独秀闷闷不乐,生了一场病,黄玠然不敢请医生,悄悄的上街抓了药。
一天晚上,陈乔年、汪原放都来了。
汪原放当时任中央出版局局长,领导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等工作,同时任《国民日报》编辑。
陈独秀摇着扇子对汪原放说:“我在打算,要到上海去。
撒翁(2)
可是对于那里的情形一点不知道。
我想,你到上海去跑一次,问问孟邹,看看我可去不可去。
乔年同意父亲到上海去躲一躲。
汪精卫到南京,蒋介石到日本,上海局势可能好些。
汪原放正想回上海,于是答应回一趟上海。
1927年9月上旬的一天,黄玠然从汉口回到武昌,对陈独秀说:“中央通知你明天随英国船去上海。
陈独秀一听,忙叫黄然再去通知汪原放。
这时汪原放已根据陈独秀意见,将长江印刷厂两部对开印刷机拆下,装船运到上海。
汪原放上楼后,陈独秀说:“都是乔年,怎么把你入了党,作一个同情者,站在外面不一样吗?你叔叔胆小怕事,怕入党,不也挺好?”汪原放笑笑,不置可否。
“上次找光升,请他和柏文蔚说说话,给你谋个差事,这么个小事也难办了。
不久前,陈独秀想给汪原放在柏文蔚的33军办事处谋一个差事,结果事没有办成。
“不去也好。
汪原放无所谓地说。
9月10日,阴历八月十五日,陈独秀、黄文容、汪原放及亚东职员陈啸青4人上了英国“公和”号船去上海。
在船上,陈独秀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船主不知道几位客人的来路,但他已觉察到他们身份不同。
那位东家模样的老头子,白天从不到船上的甲板露面,甚至吃饭、大小便,都有随同的几个年轻人料理。
船到九江,一轮圆月升过树梢,亮如白昼。
半夜,黄文容和汪原放叫陈独秀上甲板赏月。
陈独秀说:“抬头看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的老家在安庆,明天就到了。
汪原放问:“要不要下去看看,过几日再回上海?”陈独秀没有做声。
黄文容若有所思地说:“中途下船怕不好。
陈独秀点头说:“安庆很复杂,不能这样没头没脑的下去。
大家不再做声。
大革命失败后,人人自危,连鲁迅也受到别人的威胁。
9月4日,鲁迅在南方写《而已·答有恒先生》:“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
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明我是共产党。
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
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
9月15日,鲁迅看到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禁止白话文令,写《而已·扣丝杂感》:“白话则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独秀所办。
今天看见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话的消息,我逆料《语丝》必将有几句感慨,但我实在是无动于衷。
9月20日后,瞿秋白、杨之华以及郑超麟等人乘日军舰去上海。
到上海后,瞿秋白、李维汉去酱园弄彭礼合家中看陈独秀。
瞿秋白说:“我刚到上海两三天,中央决定重新办一个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还请你常写文章。
瞿秋白和李维汉商量,陈独秀不去莫斯科,要慢慢来,目前请他写文章是一个好办法。
白色恐怖下,急需制造革命舆论。
陈独秀正寂寞得慌,满口答应了,说:“写文章我很乐意,只是文章写不长。
李维汉笑着说:“现在形势严酷,写短文更适合。
《布尔塞维克》有“寸铁”栏,专发短文章。
当时陈独秀隐蔽在家,无事就翻看当天的报纸,找些写文的话引子。
双十节时,《申报》刊出汪精卫讲话,说:“从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悉力奋斗,为国民革命求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