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任弼时去年10月在安徽南陵被捕，今年3月才放出。
他没有参加“六大”，但在“六大”上选为中央委员，出狱后负责江苏省委工作。
陈独秀9月初在郑超麟家见到从苏联回上海的刘仁静。
刘仁静说：“我这次路过土耳其，专门去伊斯坦布尔住了20多天，看到了托洛茨基同志。
陈独秀一听，立即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忙请刘仁静说下去。
刘仁静说：“托洛茨基专门口授了《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一书，由他儿子打字。
三封信(2)
陈独秀忙问：“这本书带来了吗?”郑超麟接过话说：“在我那儿，我们打算分头翻译出来。
陈独秀点头说：“抓紧翻出来。
谈了一会话，谈到30期《红旗》上刊出的陈独秀8月11日给中央的信以及《批评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意见的机会主义》的长篇文章。
这篇文章认为，陈独秀的观点，“有害于党对中东路问题的整个路线，必须给以严肃的批评”，这封信“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路线”。
陈独秀不满中央拒绝在党报上公布其8月5日的信件，说：“他们不刊登我的信，无非是用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
这一日，3个人谈得很投机。
临别，陈独秀对刘仁静说：“没有事就过来坐坐。
刘仁静答应了，他也很希望和陈独秀多来往。
开除党籍(1)
对陈独秀等人的托派活动，不少人主张进行警告和挽救工作。
1929年8月30日被枪杀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在关押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的几天里，曾传书信“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需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
1929年9月，陈独秀开始感到处境不妙。
《布尔塞维克》2卷10号上“韶玉”写的《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一文，说他在中东路问题上犯了7个错误，表现了5种机会主义的特点。
彭述之告诉他：“这人叫陈韶禹，六安人，小矬子，大舌条，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现在沪东区委工作。
谈到9月2日《红旗》43期刊登的中央通告，彭述之说：“他们要开除我们了。
通告上写着：“党除对于其思想给予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
陈独秀说：“他们不敢开除，反对派人多，如果开除党籍造成党分裂，责任也是他们。
9月18日，中央发了49号通告，说发现了小组织活动，反党的宣传，无异于反革命的行动，便应毫不犹豫地予以组织上的制裁。
陈独秀生气地说：“什么是小组织活动?什么是反党的宣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给中央写信，叫反党宣传么?”彭述之说：“‘我们的话派’几个人搞了一些油印小册子，刊登了托洛茨基文章。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不能扯到一块去。
陈独秀说。
彭述之说：“梁干乔、区芳他们正在出版托洛茨基的《列宁传》和拉狄克的《中国革命问题》。
陈独秀点头，“噢”了一声。
拉狄克1927年被俄共（布）开除出党。
彭述之说：“我们不如组织一个反对派，多拉一些人，他们要开除我们，也不容易。
陈独秀高兴地说：“好呀，可以把人联络一下，人越多越好。
彭述之说干就干，说：“我去通知郑超麟、尹宽他们。
隔日，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在陈独秀寓所里凑名单，一下子凑了几十个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李季、汪泽楷、王独清、何资深、刘伯垂、李仲三、马玉夫、罗世藩、蔡振德、薛农山、任曙、孙煦、彭桂生、彭桂秋、蒋振东、韩俊、吴季严、杜晨之、刘静贞、张以森等。
刘仁静因为被“我们的话派”开除，名单上没有列他。
陈独秀将名单看了几遍说：“我们先不忙公开我们的旗帜，看看那边情况再说。
”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组织“无产者派”小组织，中央察觉后，于10月6日向陈独秀提出书面警告，“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做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
4天后，陈独秀写信向中央“作一次最后的警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在我……
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
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收到陈独秀的信，中央政治局10月15日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指出陈独秀8月5日的信是“很明显的公开的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
指示各级党部如发现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从组织上制裁参与者；如坚持错误，开除出党；陈独秀必须“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同月，周恩来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演讲。
江苏省委将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开除出党后，彭述之对陈独秀说：“他们说我们是反对派，我们就以反对派名义去封信，你看怎么样?”陈独秀说：“可以，现在我们党内正需要这种反对派。
过了片刻，陈独秀说：“以我们两人名义来写，不要扯上别人。
这时，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信，指出“党应当实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主张”，“党应当铲除自己队伍内的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
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决议开除陈独秀党籍，同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4人党籍。
中央在决议中强调了拥护党的决议及铁的纪律一条。
但郑超麟在支部会议上仍然抗议开除陈独秀出党。
开除陈独秀党籍后，《红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慕石”（王明）的文章《论陈独秀》，把他说成是无产阶级叛徒。
11月下旬一天，在井冈山根据地的毛泽东收到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陈独秀会走得这么远。
他立即给李立三写信：“陈独秀近来行动竟岂有此理。
中央的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开除陈独秀党籍传到莫斯科，王若飞不主张立即开除陈独秀党籍，主张先与陈独秀进行辩论，并向党内群众进行解释。
开除党籍(2)
他的主张受到共产国际和瞿秋白等的批评，并停止他参加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农民国际的工作。
此时，瞿秋白已受到米夫的打击，其三弟瞿景白在莫斯科因退出联共(布)而莫名其妙的“失踪”。
告全党同志书(1)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以后，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常来坐坐。
彭述之来时，习惯坐在陈独秀对面的木椅上。
他们经常讨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
12月10日，陈独秀写了12000字的《告全党同志书》。
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陈独秀在“六大”前表示不为自己辩护，也不批评别人。
党籍开除后，陈独秀转了180度，既为自己辩解，也批评别人了。
陈独秀写道：“如果我在思想上行动上有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不愿意掩护……我不能有瞿秋白和李立三那样的自信力……
长期追随列宁学习的斯大林与布哈林，现在也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
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策之错误。
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的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了……
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乃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了蒋介石的道路了。
’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了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搞工农运动是方便多了，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
’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答复了我的提议。
记得当时瞿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
鲍罗廷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允许。
“我们应该坦白的很客观的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
幼稚的中国党领导机关应该负责任的。
若是互相推诿，大家都各自以为没有什么错误，难道是群众的错误吗？……
我们只知道托洛茨基是坚决反对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政策的……
称托洛茨基为同志，中央便说我们‘已经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走向反革命’而将我们开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