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8月下旬，刘仁静到提篮桥陈独秀家，带来托洛茨基的来信。
托洛茨基说，他看到《告全党同志书》，十分欣赏，说：“我觉得这封信是一个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
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陈独秀同志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立场。
《告全党同志书》是刘仁静寄给托洛茨基的。
早在4月下旬，刘仁静收到了托洛茨基来信，说：“你的信上说陈独秀的声明有81人签名，务请将他的声明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
此事很重要，我请您翻译时尽可能地完美与确切。
这次，托洛茨基对陈独秀评价说：“但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的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党籍，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能够不理他呢?他能知道许多像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
反对派中许多青年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
托氏在信中对刘仁静说：“请你代表我向他问候，读了他去年12月10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陈独秀读完信，喜上眉梢，说：“也请你转达我对他的问候。
在这之前，“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十月社”吵吵嚷嚷，互相攻击，主要目标是刘仁静。
“我们的话派”甚至出版“反列尔士专刊”，做出将刘仁静、宋逢春开除出“总干”的决议。
同时，“我们的话派”在区芳主持下，将梁干乔、张师开除出“总干”。
刘仁静搜集了不少老托文章、著作，视为私人财产，不愿轻易与人。
因此“十月社”同伙虽然认为刘仁静理论知识丰富，但因自私，与人相处不来。
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董汝成一气之下，离开“十月社”，回陕西老家去了。
到了十月中旬，刘仁静本人被“十月社”开除。
这时，刘仁静日子很难过，老托来信，帮他靠近了陈独秀。
潘兰珍(1)
1930年下半年，陈独秀从提篮桥一带搬到熙华德路一幢石库门房子住。
在陈独秀住的石库门房子的亭子间，住着一位年轻的单身女士，圆圆脸，扑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从穿着举止看，不像是坏女人。
陈独秀找了一个机会和她攀谈，知道她叫潘兰珍，是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
潘兰珍是苏北南通县人，4岁时，父母带她逃荒到上海，父亲在外滩码头搬东西，母亲捡煤渣。
后来父亲到英美烟草公司当工人。
潘兰珍13岁到纺织厂当童工，因受一个流氓的哄骗，同居后生了一个小孩。
小孩夭折后，潘兰珍被抛弃。
陈独秀见潘兰珍是工人，顿生好感，见面时话也多了起来。
陈独秀自称姓李，南京人。
大约是想到高君曼在南京住。
两人都是独身，又都无依无靠，闲时，潘兰珍帮陈独秀洗洗衣服收捡房间，陈独秀帮潘兰珍识字学文化。
一来二去，两人生了感情，搬到一起同居了。
潘兰珍生于1908年，这年23岁；陈独秀生于1879年，这年52岁，两人相差30岁。
不知道的人以为他们是父女，不以为怪。
谁也想不到他们俩是一对夫妻。
秋天，赵济、刘胤、王平一、徐乃达、闵荫昌、解叔达、来燕堂7人成立了托派小组织“战斗社”。
其中只有来燕堂一人没有留苏，其他人都是留苏学生。
赵济、刘胤、王平一、徐乃达、解叔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政治班，闵荫昌在东方大学军事班。
赵济在大革命时，曾是中共党员，在唐生智36军做政治部秘书，后到苏联转为托派。
成立“战斗社”，他自任书记。
出版“战斗”刊物。
另3派瞧不起这一派，“战斗社”不仅人数少，刊物也空乏无物。
就在这时，“十月社”、“陈独秀派”收到托洛茨基9月1日的来信，信上说：“(一)国际局的立场并不袒护中国左派反对派的某一派来反对另一派……
(二)因此任何中国左派反对派的哪一派都不能认为自己是国际反对派的代表以此对另外的派别。
(三)对于陈独秀的派，也是如此……
我未看出来为什么几个中国同志继续称陈独秀同志的派为‘右派’的理由。
老托以“国际局”的口气讲话，4派决定各派两名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
“无产者社”代表马玉夫、吴季严；“我们的话派”代表区芳、陈亦谋；“十月社”代表王文元、宋逢春；“战斗社”代表赵济、来燕堂。
陈独秀、彭述之因为是“老干”，不做代表。
刘仁静受到“十月社”排济，进不了协议委员会。
11月，他写信给陈独秀，希望加入“无产者社”。
彭述之不同意，说：“坏就坏在刘仁静身上，他以正统自居，以自我为中心，和谁都搞不好。
”陈独秀说：“原指望他把大家组织起来，现在争来争去，无非是咬文嚼字。
陈独秀给刘仁静回信，劝他不必加入“无产者社”，同时希望刘仁静“对统一运动特别努力，以弥补过去的缺陷”。
4派开协议会时，马玉夫根据彭述之意见，提出“统一大会代表应按人数多少的比例选出”。
赵济、来燕堂反对，因为他们只有7人，“无产者社”签意见书就有81人。
区芳、王文元等人也反对以“无产者社”为中心。
筹备会议开不下去了。
其他几派给老托去信：“‘无产者社’以多欺少”，没法统一了。
托洛茨基回信说，他赞成“无产者社”意见，大会代表不以单位为代表，而以人数之比例推选。
赵济等人见老托偏袒陈独秀派，嘴上答应，心里不服，开会仍消极，软磨硬拖。
尹宽干着急，想找陈独秀商量，到了熙华德路陈宅，才知道陈已搬家了。
年底的一天，潘兰珍和陈独秀闲谈，说：“我们亭子间住着一个老西。
“老西”（老C）指共产党。
陈独秀吃了一惊，说：“这是政治事，不是闹着玩的，你不要管这些事。
陈独秀和郑超麟商量说：“老西和我们住一起，不好工作，要是国民党特务，更麻烦了。
郑超麟问：“潘女士可靠吗?”陈独秀说：“可靠，她什么也不懂。
她不知道我是谁。
郑超麟劝陈独秀搬家，不要告诉别人新地址。
几天后，陈独秀在郑超麟帮助下搬到周家咀一条弄堂。
陈独秀告诉彭述之，“找我先找一家裁缝店，裁缝店前楼就是。
一天，尹宽在路上遇到陈独秀，像是遇到救命稻草，忙拉陈独秀到自己家中。
一坐下来，尹宽就说：“你搬家后，我几次找你，问彭述之你的住址，他都是含含糊糊。
陈独秀笑着说：“那不怪他，我叫他不要和别人讲。
尹宽说：“你知道统一大会的筹备情况吗?”陈独秀说：“述之和我说了一些，讲有一些争论。
尹宽气呼呼地说：“彭述之想进统一大会领导机关，他在操纵马玉夫、吴季严，要以‘无产者社’为中心，现在马玉夫、吴季严和赵济、王文元他们处得很僵。
潘兰珍(2)
”陈独秀说：“噢，有这回事?”“不如你亲自参加吧。
尹宽建议道。
“刘仁静就希望我参加。
看来非我参加不可了。
让马玉夫、吴季严退回来，改为我和你参加。
陈独秀说。
尹宽高兴地说：“有你出马，统一大会一定会很快开起来。
彭述之听说改派代表，很不高兴，表示反对四派统一。
但陈独秀、尹宽、何资深赞成统一。
最后，“无产者社”以4比1通过《反对派统一问题》的决议。
1931年春天，陈独秀分别和取代区芳作代表的梁干乔及王文元等人谈话，说：“共产国际宣布‘立三路线’破产，实际是掩饰自己错误。
我们现在还未统一，简直是罪恶。
阻碍统一，是罪恶之罪恶。
我主张既要考虑派别，又要照顾人数，像赵济他们，只有7个人，就要照顾人数。
王文元说：“我们都听你的。
陈独秀说：“我已经老了，别人骂我是‘光棍’、‘孤家寡人’，由人说去。
但今后反对派的工作，主要靠年轻的革命者担负。
我主张选一些年轻的代表，‘无产者社’中则‘老人’太多了。
梁干乔、王文元听得出，陈独秀除了指他自己，也含彭述之、郑超麟等人。
反对派书记(1)
1931年5月1日，4个托派小组在上海提篮桥舟山路一个住所召开托派统一大会。
出席大会代表17人，列席4人，陈独秀任主席团主席。
大会开始，陈独秀首先提议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同志默哀3分钟，然后作了政治建议草案报告。
陈独秀说，现在是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世界革命是将来的事，因此提出纲领上只能写“人民政权”，不要写无产阶级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