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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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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书籍名:《日本幽灵》    作者:郭晓晔


                                    兽军攻占香港时,曾以《驸马艳史》等影片驰名的梅绮正好与享有“华南影帝”之誉的张瑛喜结连理,兽兵用刺刀挑开了她的衣裤,在她的新婚夫婿眼前强奸了她,受辱的阴影从此断送了他们的爱情与幸福。另一位擅演反派角色的影星林妹妹为了躲避兽兵的奸淫,带着一群年轻姑娘藏于一个地下室中,不料被兽兵发现,她挺身而出与兽兵周旋,掩护姑娘们逃走,自己惨遭厄运。

            兽军有计划地强占饭店、住宅、商店、企业,想占什么地方,只需把一块上书“军搜集部管理”的木牌往那儿一挂,就换了主儿。至于搜括的古董、图书等财物更是不计其数,码头船坞附近堆了一地的麻袋和木箱,等待着运往日本本土。为了全面地掠夺,兽军没收了14家银行,并宣布日军使用的“军用手票”为合法货币,强令用港币兑换,“藏有港币者杀”。据不完全统计,兽军在占领香港的44个月中,掠夺的物资达10亿日元,相当于现在的数百亿港元;发行的军票达20亿日元。苦难的香港被洗劫一空,富翁变穷,穷人更是被逼上了绝路。香港人口从160多万锐减为1945年的60万!

            如果我死在这里,

            朋友呀,不要悲伤,

            我会永远地生存

            在你们的心上。

            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

            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

            他怀着深深仇恨,

            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

            这是“雨巷诗人”戴望舒因抗日罪名被俘入狱后写下的诗,他抒发了心中深深的忧愤,也抒发了他的爱国友人们的忧愤。作家萧红、诗人林庚白、剧作家麦啸霞、报人李健儿、教育家钟荣光等知识分子,先后都在这场战火中含冤死去。

            将军并非为毒战命绝(4)

            1946年9月13日,南京雨花台击毙酒井隆的一声枪响,告慰了死难者的在天之灵。日本驻香港第一任总督、曾肆虐华北的矶谷廉介中将被判处无期徒刑;第二任总督田中久一中将在广州行辕军事法庭被处决。田中久一在临死前不住地狂啸:“且看十年之后,谁执亚洲牛耳!”

            戴望舒与田中久一的声音共铸成黄钟大吕,它轰鸣的时候,昨日与今天重叠在一起震颤了。

            第八章  巨魔分途

            一号战犯摇身变为功臣(1)

            东京  1948.12南京  1949.1

            击毙酒井隆的子弹,仿佛也穿过了冈村宁次的头颅,使他一向阴郁刻板的面孔禁不住地一阵痉挛。

            1928年5月1日,蒋介石的北伐军开进济南。日军以保护日侨利益为借口,枪杀了北伐军的运输队长,强行解除了北伐军一部7000余人的武装。蒋介石装孙子,命令各师“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5月4日,北伐军处死了13名走私鸦片的日本毒贩。日军当即以猛烈的炮火轰炸北伐军阵地和居民稠密地区;晚上一群日军闯入国民党山东省交涉公署,先用刀剜掉负责人蔡公时的耳、鼻、舌、眼,再将他连同17名职员用机枪扫死。后来的一些日子,纷乱的战刀像朔风寒雪在济南城内飞舞,6000余名中国军民卧尸街头。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时任驻济南领事馆武官的酒井隆与时任步兵第六联队长的冈村宁次,都是制造这次惨案的主凶之一。

            冈村宁次在混沌的回忆中挣扎了片刻,渐渐恢复了平静。酒井隆是酒井隆,冈村宁次是冈村宁次。他把抚额的手展在眼前,上面没有血,只有粘涩的汗液。他不是滋味地嗅了嗅鼻子。

            他派人从战犯拘留所取回酒井隆的遗物。晚上,他在联络班的一间空房里设置了灵堂,领着联络班的全体人员在酒井隆的灵位前守夜,忽明忽昧的烛火像一阵阴风,送走了远行的厉鬼。

            日军投降后,中国派遣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冈村宁次一下跌到了战俘的境地。延安公布了战犯名单,冈村宁次被列为一号战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也将他同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了战犯名单,要求引渡到东京审判。舆论界不断地掀动风云。冈村以双肘撑着秃脑袋,哀叹逃不脱命运的裁决:“自忖不仅被判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

            然而他不甘心束手待毙,他要制造骗局,在混乱中为自己捞取资本。他十万火急地致电蒋介石:苏蒙军队已进抵张家口,呈向平津挺进态势;华北解放军已由天津西站附近攻入天津,攻势极其猛烈;日军集中炮兵密集轰击,挫败了共军的攻势,使其遗尸400具;此乃共军在苏蒙军队支持下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前奏。冈村称:如果仅是华北共军进攻,他可以按蒋介石的命令坚决抵抗,但如果苏蒙军队参与联合进攻,他的军队只能撤退。冈村宁次的报告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也刺激了麦克阿瑟。在蒋介石的请求下,为了避免平津及渤海港埠落入共军之手,麦克阿瑟断然下令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在天津附近港口登陆。

            冈村宁次见此招颇灵,进而向蒋介石建议:“中国最大的内患,是共军部队的实力庞大,不可小视。现华中长江与黄河之间尚有30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我本人率领,在贵军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剿灭共军。贵方只需负责供应给养,其它武器、弹药、医务方面概由我们自己解决。”

            蒋介石以大人物的风度,抖落黑大氅,登上一座小山头,展示了他宏大的眼界:“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国父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长期共荣。目前看来,实为重要。”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期间,对抗日根据地实施残暴的“三光”政策和层出不穷的野蛮战术,早就受到蒋介石的仰慕。其时正在积极准备打内战的蒋介石心里发虚,他需要冈村宁次的帮助。

            但国际与国内的风声日紧。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横行霸道东洋数十年,其野蛮暴行,中国人民首当其冲。在‘九·一八’以来的侵略战争中,应当惩办的战犯何止千万,而自盟军占领日本三个多月来所捕大小战犯不过三百十八人。这个数目实在微乎其微。并且尚未加以审讯惩办。而更令人愤恨者,至今还有许多重要战犯仍然盘踞要津,继续从事威胁远东和平阴谋活动。如与中国人民不共戴天之仇的冈村宁次现仍安居南京,指挥着武装的日军,维持秩序……”

            为了把这个大战犯掩藏好,蒋介石拿出他在上海滩上练就的看家本领,施展了障人眼目的幻术。他要在阳光下藏住黑影。

            冈村宁次于1945年12月至1947年10月,担任“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班长”,名目是处理日俘日侨遣返事宜。

            在这段时期,冈村宁次不能像过去那样打网球、骑马、打猎、钓鱼了。但照常可以坐禅静养、下棋消闲,喝绍兴酒、散步、洗澡、听留声机。养足了精神就竖起耳朵打探情报,刻意琢磨两件事:一是拉关系巴结蒋介石。他隔三差五地与何应钦、汤恩伯、白崇禧、陈诚们走动,设顿丰宴,送派克笔和咖啡具,对起袖口过小九九,盘算国军怎样才能避免挨共产党的打。二是走门子替战犯鸣不平。今天是徐州战犯拘留所给战犯戴手铐脚镣,十分残酷,因此向国防部提出抗议;明天又说田中久一中将替人受过,枪毙了实在冤屈;再就是说广州军事法庭一次判死刑者达四十人太过分,恳切要求重新审理。矶谷廉介判得蹊跷,斋藤弼州判得荒唐。他有一张马粪纸做的面具,时常拿出来戴在脸上作生气状,这非但不会惹起朋友们的不快,相反会因其戏剧性的合作而使彼此间的纽带显得更有必要。这段时期也有些别的事干,比如联络班的人饮醉酒出门与中国人打架斗殴,伤了对方,要费些口舌调解;也有时生个病,让汤恩伯们拎着甜酒来探慰。蒋介石对他优渥有加。

            一号战犯摇身变为功臣(2)

            冈村宁次逍遥自在,他在日记中多次写道:“班内我是最有闲的人,因此能细心收听东京电台广播,并作好记录,隔一天向班员传达一次。”“我为消磨时光,开始自学中国话。”嗜血成性的暴徒品嚼着寡淡的时光也感到无滋无味。

            到了1947年的10月,联络班的人因无事可做都回国了。冈村宁次一个人支撑着空空荡荡的联络班。其实,不如说联络班在支撑着空空荡荡的冈村宁次。

            为什么还不审判冈村宁次?民众和舆论界越来越急迫地发出质询与抗议。

            1948年3月29日深夜,冈村宁次爬上一辆被棚布蒙得严严实实的重型卡车,终于离开了他长居的南京。次日上午到达上海,他头戴大沿礼帽,架着深色墨镜,裹着风衣,一头钻进黄渡路王文成宅邸。在这座深宅大院里,内有日本医生中山高志给他治疗肺结核病,外有穿黑衣的便衣保镖为他提枪警戒。

            冈村宁次的转移是隐秘的。新闻界像一群追捕逃兽的猎人,他们发现逃兽的足印失踪了。冈村宁次是被解往上海战犯监狱了?是中国政府顶不住国际军事法庭的压力,被遣返回国了?还是藏在一个秘密的洞穴养伤?抑或是肺结核病致使其口吐污血暴亡了?新闻媒介猜测着,把住山林的每一处津道隘口,举着刀叉与火把大声呐喊,要把冈村宁次轰出来。

            躲在王文成宅院中的困兽竖着惊恐的耳朵挨时度日,又像是在等待着噩运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