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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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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书籍名:《日本幽灵》    作者:郭晓晔


                                    

            杨淑慧找到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机要秘书陈方,气急败坏地说:“如果佛海真有个三长两短,也别怪我杨淑慧不仁不义!”

            陈方连忙问:“你是什么意思?”

            杨淑慧说:“蒋先生曾有一封亲笔信给佛海,信上有这样的话:顷闻君有意回头,不胜欣慰;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君今后政治前途,余绝对予以保证,望勿过虑为要。信的末尾没有署名,只写了‘知名不具’四个字,这是蒋先生的亲笔信,佛海认识他的笔迹。我给这封信拍了照,原信送至香港银行的保险柜封存。如果佛海真的被枪毙了,就不要怪我撕破脸皮了。我要将信公开发表!这样世人就会看清蒋先生的政治道德和信用了。”

            群奸被钉上耻辱柱(2)

            陈方劝住了杨淑慧。大年初一,陈方上门给蒋介石拜年,说及此事。蒋闭目沉吟好久,才点了一下脑袋,嘱文官处行文司法院,答呈国府,给周佛海减刑。

            经数度公文来往,由陈布雷和陈方再三润色的《准将周佛海之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令,以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中正的名义下达。

            与其说救了周佛海一命,不如说让他多受了几天罪。一年之后,周佛海心脏病复发,日夜伏在床褥上哼哼,哀叹自己“还是死了好”。2月28日,周佛海在老虎桥监狱的囚室中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口鼻流血而亡。一说周佛海为人毒杀。

            大王死,朝臣灭。夹在陈公博与周佛海的死期之间,乱枪响处,竖起了一根根焦黄的竹杆,挑着孤零零的招魂幡。

            褚民谊是个风流丑角,当上大官后,凭着一时的冲动,常在大众广庭之间踢毽子。有一年开全国运动会,华南选派的一名游泳女选手漂亮而风骚,俗称“美人鱼”,撩得褚民谊按捺不住,竟将自己收拾得油头粉面,为“美人鱼”坐的马车执鞭拉缰,游览南京名胜。1942年出任汪伪驻日大使,日方大灌迷魂汤,组织了50万人到神户码头迎接,他整日拱着手四出拜会,还拜晤了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紧跟着陈公博,一枪从他的背部打入,这个太极拳高手在地上翻腾着打了最后一出太极拳,仰天摊手,做了最后的收势。

            帆布行军床把王揖唐抬到法庭公审。听到审判官的声音好生耳熟,他睁眼一看,立马从帆布床上挣扎着坐起来,喝斥道:“何承焯,你这个小汉奸!哪有小汉奸审问大汉奸之理?”几句话轰跑了主审法官。延宕了些时日,他被用竹编躺椅抬到监狱后院,声泪俱下地大呼着“求蒋主席开恩啊!”连中七粒冰冷的子弹。

            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梁鸿志口念“年到六十四,行步移法场”,脑后枪响,两颗门牙从他口中弹出。王克敏在北平炮局监狱服毒而亡,齐燮元在此被枪毙。殷汝耕、梅思平、林柏生先后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伏法。丁默邨在苏州狮子口下地狱。杨揆一、胡毓坤、姜西国、姚锡九等军事汉奸饮弹雨花台,错落着栽倒在荒草乱石之中。受庇护者如伪天津市长温世珍,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处以极刑。

            这一伙丑类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耻万年。

            第十章  重塑生命

            从铁窗生涯重新开始(1)

            抚顺  沈阳  太原1950——1956

            孙明斋的脑子里燃烧着家乡山东海阳县的熊熊大火。日军举着火把、端着刺刀横冲直撞;他家的房子在烟火中倒塌了;一只狼狗把他舅舅扑倒在地,咬断了他的气管,又撕碎了尸体;邻里一位抗日战士的母亲被刺刀捅死,心脏被兽兵挖出来吃掉……他站在这人间地狱的边缘,眼中满含仇恨的泪水,双拳越攥越紧,一扭身参加了八路军抗日武装队伍。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你要完成好任务!”声音仿佛很遥远。孙明斋点点头。东北公安部部长汪金祥把他送出了自己的办公室。

            返回的路上,他努力回忆着汪部长的话。汪部长说: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有一批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将移交我国。中央决定成立抚顺战犯管理所,部里派你去担任所长。想着想着,熊熊大火又在脑子里燃烧起来。

            两个多月后,也就是1950年7月中旬的一天,哈巴罗夫斯克俘虏收容所的969名日本战犯来到一个四周都是农田的小火车站,登上了用运粮货车改装的囚车。火车开动了,战犯们都拥到了两个带铁栏杆的小窗前。火车是在向西开。原来不是遣返回国,而是被解往中国。像土耳其蒸汽浴室一样闷热的车箱里汗水汹涌。

            火车穿过一个短短的隧洞,驶入中国的边防小镇绥芬河车站。车站一旁的小山上有一片茂密的小橡树林,寂静中传来蝈蝈的鸣叫声。战犯在这里换乘了中国的旅客列车。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也在这里转车,被押解回国。四天后的傍晚,列车在旧抚顺城外的一个小车站停了下来。

            战犯们走过一扇巨大的铁门,进入一个四周围着5米高墙的院子。大村忍在跨进大门时,目光正巧与孙明斋相遇合。他连忙垂下了脑袋。他原是这座前伪满监狱的典狱长,熟悉这里的牢房、刑讯室、绞刑室和杀人场。有一间半人高的黑屋子,厚厚的墙里外各三层,叫做“镇静室”,当年那些顽固的中国人和朝鲜人被关在里面,连坐都坐不起来,活活地被闷死、饿死、折磨死。阴飕飕的一股凉气顺着大村忍的脊椎骨直灌到脚跟。头戴战斗帽、佩带着中将军衔的59师团师团长藤田茂,噘起仁丹胡朝大村忍轻蔑地嗤了一鼻,昂着挺胸地超了过去。

            大村忍很快就会发现,这里已经过了全面整修:新建了礼堂、医院、澡堂等娱乐、卫生场所,监房中都安装了暖气等生活设施。所方给战犯发了新衣裤,还发给他们已经有几年没有使用过的牙刷。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传统和方式,对战犯开始了繁重的改造工作。

            也许是粉刷工人的疏忽,监房的墙壁上残留着中国人用血写的遗书和口号,还有一幅笔迹粗硬的画:一个怒目圆睁的抗日战士高举大刀向惊恐的小鬼子砍去。有的战犯在院子里捡到了报纸,《鲜血染红白雪的三肇惨案》等标题燃烧着仇恨与怒火。绝望的情绪像寒冷的季节一样袭击着战犯们的灵肉。暖气锅炉房在他们的眼中成了焚尸房,医务所成了细菌实验室。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生病时,疑心病号饭是杀头前的“送命宴”,盯着碗里的鱼,抹着眼泪自哀自叹道:“败战之将不如兵,盘中之鱼随便夹呀!”

            胆小的像风前的烛火在颤抖。禀有武士道精神的战犯开始用各种形式进行对抗:他们故意多打饭菜倒进厕所,把所谓粗劣的饭食保留下来,说是要向联合国控告;向他们广播时事,他们用棉花团堵上耳朵,拒绝收听,发的报纸也不看;他们照例向皇宫“遥拜”,吃饭前为天皇祈祷;有一次搞空防演习,有的战犯欣喜若狂,幻想着美国飞机来搭救他们;他们还大声唱起渲叙军国主义精神的歌曲,看管人员进行约束,他们就用日语谩骂看管人员。藤田茂的部下被关押的最多,他在战犯中有相当的号召力。他恶狠狠地叫嚷:“我和我的部下不是战犯,而是战俘,关押我们是违反国际法的!”他的喽罗们便跟着闹事。

            一天早上,日军特务科长岛村三郎扶着走廊的铁栏杆唱道:“看哪,南海连接着自由的天空”……

            看守长詹华忠走过来说:“大清早你这是干什么?大家现在正在学习。”

            岛村三岛粗声粗气地顶撞道:“今天是星期日,为什么不能唱歌?”

            詹华忠驳斥道:“你这样会妨碍大家学习!你为什么不学习?”

            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各监房的战犯们从门洞里伸出了脑袋。

            “你这个蠢货!”岛村三郎骂了一句,便跑到监房角上的厕所里解开裤子蹲了下来,口里还在不住地叫嚷;“人家蹲厕所,你跟着叫唤什么?这就是共产党的礼节吗?”

            詹华忠气得脸色发紫。他一把从匣子里拔出手枪,又跺脚将枪插了回去。

            詹华忠气冲冲地撞进孙明斋的办公室,把手枪使劲往桌上.一搁,硬声硬气地说:“我请求调离!这帮狗娘养的,杀了我们这么多人,今天不老实还不准揍他,老子手里的枪干什么用!”

            孙明斋递给这位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一颗烟。他能体会到詹忠华的心情,这是一种普遍的情绪。对一些战犯的表现,管教干部们议论纷纷,主张尽快杀了他们。医务人员认为自己是在“给恶狼治伤”;炊事员说;“整天给仇敌做饭,难道我比他们的罪还大?”米不淘净,菜不洗尽,做好了用脚往监房门口一推,“槽里有草饿不死驴,爱吃不吃”;理发工人理起头来三分钟一个,“瞧你那模样,神气个屁!”

            从铁窗生涯重新开始(2)

            当晚,全所的工作人员都集中在会议室里。气氛是灼烫而紊乱的。经过孙明斋和副所长曲初的努力,大家逐渐冷静下来。孙明斋说:“野兽不可能驯服人,而人却能驯服野兽。既然是这样,就有理由肯定:我们共产党人有足够的力量把恶人改造成新人。”孙明斋传达了周总理和东北公安部领导同志的指示,他说:“周总理说了,过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做的工作,就会更清楚地看到其中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