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萨达姆要建设一个强大的伊拉克，这样的雄心好不好呢?当然是好的。但是，萨达姆的雄心不只是要当伊拉克的领袖，也不只是要建设一个强大的伊拉克，而是要当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实现阿拉伯统一，重铸阿拉伯的历史辉煌。他的雄心就从这里走向了反面，成了野心。
随着他铁腕治国的“成功”，国内对他的狂热崇拜，他想当阿拉伯领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越来越迫切。急不可耐之中，他不顾一切地驾着他的“萨达姆战车”横冲直撞驶向目标，驶出不远就翻下万丈深渊，粉身碎骨、灰飞烟灭。
萨达姆为什么要去开动这辆灾难性的战车呢?根源盖出自于他矢志奉行的泛阿拉伯主义。
阿拉伯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古老的阿拉伯文明为人类留下了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进入20世纪以来，阿拉伯世界似乎一直处在一个深刻的矛盾之中:一方面，阿拉伯国家间已高度离散;另一方面，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却一直在谋求建立一个新的权威中心。事实上，古代经历了阿拉伯帝国大崩溃，近代经历了奥斯曼帝国大崩溃，又经过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被帝国主义不断占领和瓜分的阿拉伯世界，最终已分解成了20多个不同国家。可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却始终解不开阿拉伯情结，他们推行泛阿拉伯主义的宗旨，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或联邦。泛阿拉伯主义萌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形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叙利亚，随后传入阿拉伯各国。伊拉克是阿拉伯帝国鼎盛时期的统治中心，在民族心理上极容易接受泛阿拉伯主义，这种思潮一经传入，立刻落地生根。
宗教的伊斯兰和民族的阿拉伯，这两个概念虽有不同，但主要部分是重合的。按照亨廷顿的说法，伊斯兰世界只能由一个或几个强大的核心国家来统一其意志，但自从奥斯曼帝国灭亡以后，伊斯兰世界失去了核心国家。他认为，当今有6个“可能的”伊斯兰核心国家，它们是埃及、伊朗、沙特、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但它们目前没有一个具有成为伊斯兰核心国家的实力。因而他认为，伊斯兰是“没有凝聚力的意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苦苦追求的“一个泛阿拉伯国家从未实现过”。
在亨廷顿列举的伊斯兰世界“可能的”6个核心国家中，偏偏没有提到伊拉克，但最想当阿拉伯领袖的恰恰是伊拉克。萨达姆对阿拉伯复兴的愿望无比强烈，他说，“阿拉伯民族是一切先知的发源地和摇篮”，“我们的梦想”是要“创建一个统一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萨达姆认为，阿拉伯复兴的任务只能依靠伊拉克来完成。他说，“阿拉伯人的荣誉来自伊拉克的繁荣昌盛，伊拉克兴旺发达，整个阿拉伯民族也会兴旺发达”。不仅如此，“我们的雄心甚至超出阿拉伯民族广阔的地平线”。这就是萨达姆的“经典语言”，这就是典型的“萨达姆雄心”。萨达姆在这种雄心的驱使下，他的对外政策还能不强硬吗?一旦同邻国把事情闹到谁也压服不了谁的时.11. 080 候，他就不惜向对方开战。
萨达姆执政23年，竟连续打了四场战争，国家怎不遭殃，人民怎不遭殃?当然，一个国家遭受连年战乱，倒并不一定直接等于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好战。假如这些战争都是由外国侵略势力平白无故地强加到这个国家头上的，那么，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理所当然要动员人民举国抗战。问题是，萨达姆执政期间的四场战争，导火索都是由他自己点燃的。他1979年上台，1980年就主动挑起两伊战争，同伊朗一打就是8年。1990年他又悍然出兵入侵科威特，直接导致海湾战争，被老美打趴在地。最后使他陷于灭顶之灾的伊拉克战争，虽然是美国以“先发制人”战略来打他，但实际上仍是海湾战争的继续，起因仍要追查到他自己头上。
许多人从电视里看到萨达姆被美军生擒时显得那样“老实”，均感大惑不解，其实，那一刻萨达姆自己也在发懵，他被自己搞糊涂了，为什么自己扔出去的石头居然飞回来砸了自己的脚？
战火是这么好玩的吗，萨达姆啊! 五 最后还想分析另外一个不得不分析的问题:再来看看萨达姆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战略决策错误。它实质上是一个如何处置民族危机的问题。而且，它实际上也是萨达姆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的直接原因所在。
萨达姆的雄心和悲剧(5)
如何处置民族危机是领袖的必备素质之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大事、成大业者，哪能一帆风顺?无论多么英雄盖世的政治家，也难免会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出差错、犯错误。但这本身倒并不一定就是致命的，真正致命之处在于:一旦出现危机，尤其是到了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该怎么去应对？
任何一场战争，战略决策都是决定战争全局的。战略决策如何产生?孙子说，要“算”。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孙子说的“得算多”与“得算少”，是指战略分析的深与浅。他说的“庙算胜”与“庙算不胜”，是指战略决策的对与错。
所谓战略分析，就是先把鸡毛蒜皮的事情放到一边去，首先要分析带根本性的大问题:这场战争该不该打、能不能打、能不能打赢?答案从哪里来?要把敌我双方的情况拿来全面分析、对比、判断，还要分析自己一方的天时、地利、人和怎样，国际环境怎样，等等，把各方面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摆出来，分析透、判断准，然后才能果断作出战与不战的战略决策。
按理说，经过海湾战争战败之后，萨达姆是应该“尽知用兵之害”了。国内经济尚未恢复，伊军元气大伤，他是无论如何再没有力量去同美国打第二场战争了。美军的厉害，他在海湾战争中也应该充分领教了，伊军手中的化学武器等仅剩的几颗“牙齿”已被拔掉，他抗衡老美已“手无寸铁”，再拿什么去抵挡?结论是明摆着的。海湾战争战败的后果是遭到十年制裁，如果这次再败，后果将是亡国。为了避免亡国之灾，唯一正确的战略决策是什么?应该是、也只能是两个字:避战! 举国御敌，“全国为上”永远是战略思考的顶点。此时的伊拉克，只有避战才能全其国、保其军、护其民。对于萨达姆来说，摆在他面前的也只剩下力避灭国之灾这条最高、最后的战略原则了。实际上，他此时若能采取全力避战的明智态度，其实也是“胜”的一种。它虽然不属于“战胜”，也属于“知胜”，这就是孙子在《谋攻篇》中所说的“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
那么，此次伊拉克战争开战之前，萨达姆有没有避战的可能性呢?有的。因为，此次美国急着要对伊拉克开战，同上次伊拉克悍然入侵科威特的性质是差不多的。在世界舆论面前，老美要用武力入侵伊拉克这样一个主权国家，理由并不充分。当时美国逼迫联合国通过对伊拉克的出兵决议，安理会根本通不过。这是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暴露出的战略软肋，是它优势中的劣势。萨达姆如果能敏锐地抓住这一点，充分利用这个可.13. 082 资回旋的战略缝隙，迅速地、全力以赴地在国际间进行战略运作，千方百计使自己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同情，使美国的开战理由越来越少，最终是有可能达到避战目的的。
当时，美国开出的价码是:一，萨达姆下台;二，伊拉克自动解除武装;三，彻底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老美的要价高是高了点，但萨达姆到了这种时候，为了达到“避战保国”的目的，该让步的必须让步啦。何况，当时在国际舆论的反战声音中，还有法、德、俄三位男高音，如果萨达姆当时有所表示，使三大国手中得到新的筹码去跟老美叫板，再由此获得更大范围的国际支持，就有可能遏止老美开战。
可是，萨达姆的战略思维极其僵化，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劲头，硬梗着脖子等着挨打。他这么僵硬死顶，实在是伊拉克国家之灾、人民之灾、军队之灾。跟着萨达姆这样的主，惨了。
开战前夕，美国又亮出了最后一条:限令萨达姆流亡国外。中国古代兵法中确有一计:“走为上”。这虽是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但在特定条件下，它又是上上之计。
如果萨达姆觉得流亡他国面子上实在下不来，也不妨来个变通，将“走”字改成“下”
字。他若能在“走”与“下”中择一而断，则此战可避矣。要是那样，对美国来说，当然是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顺风顺水，求之不得，“善之善者也”。对于萨达姆来说，也不能算完败，至少可以获得喘息时间，再作他议。原先不切实际的战略目标该调整的要下决心调整啦，再不能逆时代潮流而动，总想当阿拉伯领袖啦。萨达姆当时若能选择“走”或“下”，虽然成不了阿拉伯民族英雄，也不至于成为伊拉克的历史罪人，说不定还能带上一点英雄末路的悲壮色彩。可是，他当时“走”也不肯，“下”也不肯，那就只有硬着头皮同老美打第二场战争了。
拒绝妥协、好走极端，这是萨达姆性格的显著特点。萨达姆喜欢用这样的诗句来形容阿拉伯历史:“要么矗立在高山之巅，要么跌落到深谷之底，从来不是一马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