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回乡征程(2)
多方努力无果，表姐夫找到他的一位老同学。其当时为一乡党支部书记，在省委党校脱产学习。这位同学道出了实情：不必白费劲了，上峰有精神，应届大学毕业生必须下基层接受劳动锻炼。
可悲的是，在当时的非常时期，离校匆忙，我竟不知在西安还有个北大陕西校友会。多年以后，很多校友，包括现在北大校友会陕西分会秘书长、西北政法学院王鸿信老师，在谈论起这件事时唏嘘不已，责备我为何不在校友会寻求帮助，却一味依赖个人奋斗。要知道，“个人的力量在强大的社会面前是多么微不足道啊！”
报国无门，走投无路，我请求市人事局将我改派到长安县。
“想好了，下去以后可不要后悔。”市人事局那位处长说话意味深长，话中有话。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人才济济，而长安不过是个下属县，弹丸之地。我榆木脑袋，鬼迷心窍，一时不能领会处长的弦外之音，心想长安是生我养我的家乡，说不定到了小地方能有大用途，正好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家乡建设出力。于是，我不假思索，坚定地点了点头。
我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长安县的。
到长安县人事局报到的第一天，我一山村野小子，见识浅薄，加上第一次独自出门办事，傻乎乎的，不清楚办事程序，也不知道应该找谁，看见一间办公室的门虚掩着，就冒冒失失地推门而入：
“同志，同—志，同——志！”
里面有一位戴着眼镜的女同志在闭目养神。我连喊三声，嗓音提高了两个八度，不知是我称呼有误，引她反感，还是她正在修炼一种高深内功，进入无物无我的境界，眼睛都未眨巴一下。我怕打扰了她的清修静养，更担心触怒了公仆，引来一顿臭骂，赶紧隐身退出。
我的书读痴了，变成了猪脑子，不会脑筋急转弯。按常理，官僚主义的当头棒喝，我应该及时幡然醒悟，回过头来重新找市人事局的那位处长，打躬作揖，磕头下跪，也许他会看在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分上，收回成命，如果那样，也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天生的牛脾气害了我，认死理，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有人说，这是幼稚、不成熟的表现，碰过几次钉子，碰得头破血流，世故了，老到了，圆滑了，也就成熟了。我也赞同这种观点，但是事到如今不用说头破血流，简直是血肉模糊了，牛脾气仍未见改观，我还是过去的我，正应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老话，真没办法。
毋庸讳言，长安县并没有我十分对口的专业，即使省、市，除了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专业对口的几率也微乎其微。到了这步田地，专业不专业倒放在一边，找个落脚之地乃是当务之急。人们常说“大树底下好乘凉”。那么能进入行政事业单位，捧上铁饭碗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文字作为一种工具，说话或写文章，把意思表达准确、清楚、漂亮就可以了，一般人知道“回”字有几种写法又有什么实在意义？北大在专业设置上，一直沿用传统套路，本科生专而不宽，走向社会学非所用居多，尤其文科学生。当然，作为全国少数几所知名院校，保留传统专业优势无可非议，国粹的继承，文化的发展依然不可或缺。建议北大将诸如中文系汉语专业等部分社会应用面窄、又具有传统学科优势，不能撤销的专业改成本、硕、博连读，为一些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定向培养专门人才，免得弟子走向社会，用非所长，四处碰壁，于弟子无益，更辱没了母校的名声。
八舅爷的一位老乡曾任长安县委副书记，后来年龄大了，到县政协当了主席。父亲把八舅爷请来，说明来意，政协主席倒挺热心，二话没说，领着我直接去县城建局，闲人不搭话，径直找局长。
“老领导来了，好说。”城建局长很爽快。
末了，政协主席又给人事局打了电话，看来没有问题。几十天的奔波总算有了着落，心里踏实了许多。一时高兴，一起上街，喝酒、吃饭。当然，政协主席等人与我等非同等档次，推说有事，告辞走了。
下午去了一趟人事局，主办人员不在，让明天一大早来。八舅爷眼睛不好，在县城又没有亲戚，人生地疏，住宿困难。我与父亲便一起陪着八舅爷，回了老家。
第二天是星期六，天公不作美，飘着濛濛细雨。去人事局找人，恐怕不好找，白白浪费时间不说，再淋个透心凉，不划算。反正有政协主席的颜面，事情已成定局，煮熟的鸭子，谅也飞不到哪儿去，也不急于一时半刻的。如此想着，便产生了惰性，呆在家里，美美地睡了一觉。
星期一起了个大早，胡乱填饱了肚子，就骑上自行车，直奔县城。到人事局时，还未上班，便耐心等待。八点半左右，工作人员陆续来了，打扫完卫生，慢条斯理地点燃香烟，泡杯香茗，悠悠地坐下。我这才唯唯诺诺地走近前，说明了原委。听完叙述，办事人员犹豫了片刻：
“这里有点情况需要沟通，这样吧，你先回去，过两天再来。”
我起了个大早，赶了几十里路，等待了半天，就听到了这几句废话，心里有气，又不便发作。“也许具体办事人员真有苦衷，这岂是你一个才走上社会的毛头小伙子所能理解的。”心里如此想，便心平气和了许多，又回家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