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沦为屠夫(5)
用电子磅、弹簧秤对照着卖，几天之后，心中豁然开朗，原来师傅是老把式，计划经济时代在杜曲镇食品公司杀过猪，卖过架子肉。那时候要先开票交钱，然后才能打肉，师傅形成老习惯，案板上总要放几块碎肉补秤。比如一刀下去打了一斤半还多，报称一斤六两时太低，弹簧秤又起不来，师傅就报称“一斤六两”，随手加一小块，岂不知加上这一小块，可能是一斤七两或者一斤八两。在过去统购统销、利润丰厚的年代，一小块觉察不出，一直没有在意，如今市场竞争激烈，同行之间竞相压价，利润本身就很薄，挣的就是那么一丁点儿，这就是利润！
1999年春，盛传家畜口蹄疫，人们性命重要，猪肉少人问津，供过于求，养殖户跳楼价、大放血地抛售，许多农民因此赔了老本，不再养猪。到我开肉店时，疫情已过，货源短缺，价格又一路攀升，最高时，长安县批发到四块四一市斤。肉贵了便摊钱，那么一丁点儿，就值七八毛钱，白白送给了人，人情都未落下。而就连这么丁点微不足道的利润，也叫师傅在不知不觉间“折耗了”。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当时经济很紧张，我还是毅然下定决心，花一千余元购买了电子磅。
肉店不赚钱，师傅心里比我更急。听说西安肉价便宜，师傅不失时机地提出建议，到五公里之外的西安朱雀路批发市场进货，那儿批发价三块八，较之长安县有六毛钱的差价。
“千万别小看这六毛钱，一百斤就差六十元，天长日久，你算算，何止六百、六千！”
由于我刚入此行，不识货，于是师傅与我一道，每天凌晨三点钟准时起床，骑上自行车，到批发市场以单车驮货，风雨无阻。
说起来赶紧捂住嘴巴，小心别笑掉了大门牙，猪肉咬不动，更不能啃了大骨头，白白浪费了口福。长安县有一百多万人口，是远近闻名的农业大县，盛产生猪的地方，大肉批发价反倒比消费城市——西安市高出许多。门外汉以为长安县杀猪卖肉的心重，想一镢头挖口井，一口吃成大胖子，业内人则将其归功于长安县食品公司和动物检验检疫站的管理有方。
在西安市所辖的十三个区县中，长安县拥有许多绚丽的光环，什么国内生产总值全市第一，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市第一，财政收入全市第一……不胜枚举，可是工资水平总也赶不上物价的涨幅，职工的收入较之市内要差一大截。我的学兄孔庆东教授在《刀下出美人》中，论及韩国的美人是咋整出来的，“拿刀子硬整呗”，与此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刀把子”换成“笔杆子”就行。
长安县税费重，除正常的国税、地税、工商行政管理费、卫生防疫费、动物检验检疫各税费“一个都不能少”外，仅大肉行业而言，县食品公司加收每头八元的大肉批发管理费；倘若在县境外进货，动物检验检疫站加收每头六元的复检费；再加上西安到长安的运费每头五元，合计一十九元，还不算每日风雨无阻，来回奔波的辛苦劳神费。同“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样的道理，猪毛当然要出在猪身上，从而形成了长安肉价高于西安的奇怪现象。许多用肉大户，如宾馆饭店、餐厅食堂、职工大灶等等，为了降低成本，不惜舍近求远，去西安买肉，这对长安肉食市场形成了不小的冲击，构成了不小的威胁，长安境内的屠宰场和肉食经营户对乱收费现象意见很大。
意见归意见，人家有红头文件，是政府行为，割你没商量。食品公司有大肉稽查队，动检站设检疫科，精兵强将，装备优良，每天早晨来回巡查，双休日照常加班。美其名曰：
“为了公众的食品安全，吃上放心肉。”
冠冕堂皇!事实上，有几个人真正懂得大肉，甚至看也不看，只顾盖戳收费。一旦逃费被捉，轻则补票罚款，重则没收大肉，再从重处罚。
对于乱收费，屠宰场、经营户叫苦连天，完费吧，为他人作嫁衣裳，无利可图；逃税吧，每日巡查，十回漏网，一朝被抓，得不偿失。于是一些销售大户“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与食品公司和动检站玩起捉迷藏的游戏。
一位杨姓同行，家住马王镇，离户县很近，在韦曲青年街开家“诚信大肉店”。一次他在户县大王镇屠宰场进回三头肉，未到食品公司和动检站补办手续，被食品公司捉了个正着。因食品公司为企业建制，没有执法证，杨同行底气十足，搪塞着不想交罚款。当时食品公司去的人手少，不便来硬的，假装放他一马，借故出门，却打电话通报给动检站。动检站人多势众，杨同行无法阻拦，肉就被运到了动检站的复检门市部。杨同行是个慢性子，孩子掉到井里都不着急，以为补几张票，大不了再罚点款就能摆平。于是磨磨蹭蹭不紧不慢地筹钱，晚去了半小时，三头大肉便被动检站没收并削价处理，还要罚他两千元，否则不得再营业。三头大肉价值一千七百元，再罚两千，即使一个月黑不当黑、明不当明地加班加点苦干也赚不回来。杨同行哑巴吃黄连，欲哭无泪，最后请客送礼，托人说情，才总算摆平此事。
经营户之间也有矛盾，你逃过费，肉价稍低，就会抢我的生意，我当然不服气，绝不能袖手旁观，听之任之，就会点炮，报告食品公司和动检站。他们得到可靠线报，尽管没有搜查证，也会如公安局侦破案件一样，翻箱倒柜地搜查，万一查不出，在你肩头上拍拍“不错，守法经营，好样的”。佯装离去，半路再杀个回马枪，杀你个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