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新闻的力量(4)
调查数字显示，东部平均每100人拥有科技人员18名，西部只有2名，东部乡镇领导的学历在大专以上的占64%，西部不足20%。西部确实急需人才,但是也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呼吁人才匮乏,一方面本地人才未得到充分利用；一方面花很大力气引进人才,一方面却是人才用非所学,造成浪费。如果不改变人才使用的大环境,如果不是用求贤若渴的心情去关心人才的成长和使用,还会出现更多的“陆步轩现象”,从而使有志于参加西部建设，特别是有志于建设家乡的西部学子感到寒心。
同情、怜悯弱者，是人们的天性。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舆论一片哗然，一时之间，眼镜肉店门前，车水马龙，门庭若市。陕师大实验中学、《法制日报》内参部、《西北化工信息》、航天中学、陕西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陕西民俗博物院、西京大学、华山学院等数十家单位派员登门与我洽谈，更有数以百计的企事业单位打来电话，发来信函，向我伸出橄榄枝。感人至深的，当属三原县教育局、《西藏青年报》所属的《作文精选》编辑部、西安工程科技学院，他们为挖走我这个“人才”，主要领导屈尊移驾，三顾茅庐，情真真意切切。
这一切，给长安区委、区政府造成了无形的压力，尽管我回乡已经十五年，其间经历了太多的变故，区委、区政府的班子更换了一届又一届，我的具体情况现任领导不一定十分清楚。但在《华商报》初次报道的当天，区政府办的一位科长即约我吃饭，打探口风。第二天清晨，一辆黑色桑塔纳2000型轿车停在我门前，我同学的堂兄走下汽车。
我的同学1984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与环境保护系，环境工程专业，与我同年毕业，分配至西北电力设计研究院，工作不太顺心，遂下海经商，深知经商之苦衷，多次在其堂兄之前提及我，其堂兄在任长安区×镇党委书记时，与人事局长交好，曾千方百计找到我，以个人的名义将我介绍到人事局长跟前，希望为我解决工作问题。尽管当时并未办成，但我知道长安的事情错综复杂，堂兄尽了力。我非忘恩负义之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只恨自己位卑言微，报答无门，遂将之看作兄长。
兄长告诉我，他刚调入区委办公室，区上领导对我很关心，此前三天，他还与书记谈及此事，拟调我到某单位从事文字工作。不料短短几天，竟让《华商报》给搅和了。他现在在区上，与领导接触较多，又是我同学的哥哥，如同我的兄长一般，希望我沉着冷静，遇事多找他商量，以免做出鲁莽之事，令亲者痛，仇者快。临走，又问我有什么想法和要求，他可以带给领导。
对于兄长所言，我自然深信不疑。我的根虽然扎在长安，可这么多年，混得不如人，自惭形秽，与外界接触甚少，身边还真缺少遇事帮我出主意、想办法的贴己人。难得兄长热心，又见多识广，便愉快地答应。
2003年8月1日早晨，星期一，即《华商报》连续报道的第三天，天气炎热，我照例在肉店里忙碌着。
见得多了，我的神经已经麻木，新闻归新闻，报道归报道，说得天花乱坠，子虚乌有的东西，既不得顶饭吃，又不能当衣穿，哪有花花绿绿的人民币来得实在？所以尽管采访的、关心的、甚至还有瞧热闹看笑话的，把我的门槛都能踢断，我仍不为所动，门照开，肉照卖，养家糊口的手段，一天都不能丢弃。
约九点钟，区人事局干部科×科长来到我的摊前。
“×局长来看你，能不能将手头的活路放下，说几分钟话？”
我毕业那年，×科长就在干部科，主管学生分配。不过那时他还没有官衔，一个小办事员的角色，拿不了大事。
我为了毕业分配，多次跑人事局，与他也渐渐熟识起来，此后几年，街上经常碰面，可能贵人多忘事，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想不到如今升任科长，居然一口能叫出我的名字。
我对×局长个人印象不错，很想与他搭讪，无奈夏天卖肉集中于早晨，买主太多，刚打发完一拨，又来了一帮，实在走不开。我总不能为了接待局长而冷落了主顾，将肉放臭在自己的手里，丧失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所以没有立刻屁颠屁颠地去打进步。待买主稍淡，已接近中午十一点，人事局几位局长仍在车中耐心等待。我很抱歉，急将他们往房子里让。可是店面太小，到处油腻腻的，还是空调车上凉快、舒服。我也顾不得客气，姑且上车聊上几句。
寒暄之后，局长问起三年前想调入某中学的情形，我实话实说，据实以告。局长嗔怪我遇到问题缘何未去找他，倘由组织出面协调解决，也许事情会好办得多，至少不至于弄到今天这种尴尬的局面。
当初，我混得没办法，想去某中学讨口饭吃，人事局与我挂面不调盐——有盐（言）在先，组织只负责办理相关调动手续，教育局、学校方面需要我自行疏通。后来事情卡了壳，我也曾想过寻求帮助，一是我与人事局不沾亲不带故，而且有约在先；二是局长日理万机，确实很忙，平时很难找着。电话预约，又与身份不符，思来想去，觉得可能命中注定有此一劫，反复折腾，不仅会于事无补，反而会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遭人嗤笑。
人事局主要领导此次前来，共有三个目的，一是代表组织看望我，对我多年的辛苦奔波表示慰问；二是征询我对组织的建议和要求；第三表明态度，诚挚地希望我留在长安，为家乡的建设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