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新闻的力量(6)
据副局长言，发生口角后，老汉十分下作，竟用手抓保安的下身。保安为了维护政府形象，保持了极大的克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搡了老汉一把。老汉借势躺倒在地，耍起无赖。
依照常理，农村老汉迫于无奈越级来市政府上访，作为弱势群体，本应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我怎么也不能想像一个乡下老人，竟然如狼似虎，视堂堂市政府为无物，除非是个神经病。
由于条件所限，我不经常读报。为了印证副局长的话，我请《华商报》记者李杰专门将相关报道从网上下载下来，分析判断。果然与副局长所言大相径庭。
这虽然是不经意的一件小事，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执政机关的作风可见一斑。有了先入为主的成见，后面的程序便不再重要，碍于伍伟他们的情面，勉强等到即将下班，与市长匆匆见过一面，草草看了几个地方，谢绝市政府的宴请，即要告辞。
市政府执意派车相送，太过执拗显得生分，恰好上海电视台没车，于是让上海台两位乘坐市府专车，我与伍伟他们挤一辆车返回长安，这样路上不拘束，说话也方便。
可能某市政府的司机对西安路况不熟，进入西安张师傅终于如愿以偿，甩掉了尾巴。回到肉店，已然万家灯火时分，拂去身上的浮尘，未及休息，上海台已经赶到，嗔怪我等故意甩脱他们。我将担心对之坦言，他们则拨通电话予以证实，果真为上海电视台“嘉实传媒”，悬着的一颗心方始放下。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很早就表达了接收我的意愿，该院人事处李水龙、冯林两位处长先后两次来到眼镜肉店，诚邀我前去该院任教。见我犹豫不决，去留不定，8月11日，主管教学与科研的副院长黄翔教授，在二位处长的陪同下，冒着大雨，屈尊移驾，代表学校党委亲自登门，承诺在学校职权范围内，破格晋升中级职称；解决住房及孩子上学、入托等问题；鉴于我十多年来未动书本，业务生疏，可以先去《学报》，给走上讲台一个缓冲的机会，待条件成熟，再正式任课。黄院长表示：“尽学校最大可能，努力营造一个大的发展空间，使人尽其才。”
我感动非常，在小师妹刘喜梅的怂恿下，当即表态：愿意去该院考察、详谈。次日刘喜梅发表新华社《每日电讯》：
卖肉的北大才子陆步轩返校执教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副院长黄翔教授，8月11日冒雨来到眼镜肉店，耐心地向陆步轩介绍了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情况。
当天陆步轩接受了黄翔副院长的邀请，准备到该校人文学院教授汉语语言学。此前，这位北京大学毕业生因在家乡开一小肉铺而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舆论哗然一片，各界议论纷纷，最着急的莫过于长安区委、区政府。尽管我的个案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与现任班子关系不大，但事情出在长安，迫于舆论压力，他们认为解决好我的问题是必要的，为此区委召开了专门会议。鉴于我同学的堂兄与我熟悉，又帮过我的忙，遂委托他与我联络，于是，眼镜肉店门前常常可以看到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
表姐夫1986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物理系，在解放军西安通讯学院任副教授，他们两口子都在高等院校任职，喜欢高校的工作环境。那年我试图去某中学教书，也是他们提起，并从中牵线搭桥。中学未去成，我倒没在意，他们却窝了一肚子火，现在有机会，使劲鼓捣我去高校：
“没有什么可留恋的，走出去，永远离开这伤心之地！”
这样，在去留之间，无形之中给“去”的一边增加了砝码。
8月中旬的一个双休日，受黄翔副院长之邀，我前去西安科技工程学院实地考察，表姐夫陪同。尚在去学校的路上，长安区人事局某副局长好几遍打电话，说受领导之托，要与我面谈。我答应回长安后立即与他联系，方才作罢。
尽管尚在暑假，黄院长还是约齐了家住西安的人文学院中文系部分老师与我见面，参观了学院图书馆、系办公室，赠送《汉语大字典》并专业书籍，最后合影留念。
我是个神经末梢感觉迟钝的人，不易大喜大悲，但那一刻，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即表态：“若非意外情况，必定来校任教。”
我的根毕竟扎在长安，既然去意已决，更要与地方官员协调好关系，免去不必要的麻烦。遵照兄长的建议，我找区委主要领导说明情况。在书记院，见到了区委书记与副书记，书记年龄与我相若，这是迄今为止，除了同学之外，我见到的职位最高的官（长安撤县设区后，区领导为地市级；我的同学程凯，现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副省级），本以为很威严，见面后却很和蔼，与我这个一介匹夫对面而坐，促膝而谈。
据兄长讲，书记与人谈话，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桌椅，当然省市领导除外。今天能与我面对面侃侃而谈，实是给足了天大的颜面，否则，居高临下，不怒而威，将会是怎样一种场面？于是我觉得自己很荣幸。
书记让烟、倒水之后，首先我对领导的关心表示由衷的感谢；其次针对一段时间以来，新闻媒体的炒作、社会舆论的导向给长安形象造成的不利影响深表歉疚；再次言明将境遇公诸媒体并非出自我的本意，发展到后来的结果更是始料所不能及的。接着讲述了西安电视台与《华商报》采访的前因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