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人们一般也都同意说，1871年是这些年中最富有成果的一年，在这一年杰文斯和门格尔分别发表了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
边际生产力是霍布森的“边际主义”所包含的第二种“特性”，它也有许多的先兆。然而直到1890年以后它才被人们完全发现和认识，也就是说，直到边际效用已被众多的有潜在影响的经济学家接受了以后，边际生产力理论才受到有系统的考虑。
这种接受是极为重要的。边际主义的第一种“特性”并没有很快被人们接受，它需要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有意识的努力以争取支持者，但遭到相当多人的冷遇和一些人的反对。现在，也许最终成功的时机已经到来。1870年以后，在以往作为流行边际主义的惟一场所的大学，边际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且被接受为经济学研究的一项课题。
Ⅱ
杰文斯（1835－1882年）是1860年代发表边际效用理论的惟一的作者。1860年2月19日，杰文斯在日记中写到，他已经作到了对“价值的真正理解”。他当时24岁，在澳大利亚工作5年后刚回到伦敦，就读于大学学院。该年晚些时候他写信给他的兄弟说：“最重要的公理之一是，随着一个人必须消费的……任何商品的数量的增加，从所使用的最后一部分所获得的效用或利益在程度上减少。”他又说：“我不想让这些东西束之高阁，坐等别人利用，我将设法于来年春季公诸于世。”
但是，杰文斯的首次公开陈述迟至1862年10月7日才发表，时年27岁。那一天，在剑桥举行的英国科学促进会F组的会上，该会的秘书宣读了杰文斯的“简论政治经济学一般数学理论”。除了这位秘书以外，还有谁听到了这篇论文，尚不得而知。该文的一篇摘要于次年刊登在《英国科学促进会第32次会议报告》（1863年）上。此后10年无人提及这篇摘要。
显然，无论将杰文斯引向边际主义的是什么情况，它们肯定在他年届24岁时的前后几个月间对他发生了影响。此前他曾有过想要取得成功的冲动。他22岁时写给姐姐的一封信中说：“我有一种想法，不妨对你说，我认为我对人类知识的基础和性质的认识，比大多数人或作者更为深刻。我觉得我的使命就是致力于研究这个课题，并且打算干起来。”他同一封信中还谈到，他发现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模糊的数学，用以计算人类勤劳的原因与效果”。他想要利用数学的意向是认真的，因为，当他准备从澳大利亚回国，而且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和政治经济学的性质时，就曾写道：“我特别希望成为一个精通数学的人，我相信，没有数学家，什么也不可能做得非常透彻。”
杰文斯也养成了一种同样重要的偏好，即将效用与经济分析联系起来。他对效用的兴趣似乎部分地来自边沁的著作，他可能是在回到英国、进入大学学院时熟悉边沁的著作的。边沁对杰文斯的影响，首次出现在公开发表的杰文斯报告的摘要中，他在那里虽未提及边沁，但他用了边沁的话，例如边沁的“行动的源泉”一词。杰文斯说，在他9岁时，听母亲为他读理查德·威特利的《货币通俗讲话》（1833年）时，便接触了效用概念。杰文斯后来说，他从这本书上学到了“最初的政治经济学概念”。据威特利传记作者说，威特利认为他自己的《通俗讲话》“比他的一些更大的著作具有较多的实际重要性”。相隔15年之后，杰文斯对威特利的下述公理的含义及其生动的说明也许仍然记忆犹新，并对他自己1860年最初几个月的研究起着指导作用，威特利说：“不是劳动使物品具有价值，而是它们有价值才值得为它而劳动。”
关于他自己的能力，杰文斯写道：“给我一些事实或资料，我便能将他们构成一种安排得很好的成熟的理论结构，或者将它们造成某种形式新颖之物。”杰文斯在未到伦敦之前已经看到了一些“事实或资料”，不久又找到了一些。除了研究哲学，他还报名参加了奥古斯塔斯·德·摩根的微积分班和雅各布·威利的政治经济学班，威利是摩根的数学高材生。在威利的研究班上，杰文斯发现有机会思考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细节，当然，他从摩根那里也学到了他所渴求的微积分知识。1860年初，杰文斯把他所有的“事实或资料”发展成一种他认为“颇为新颖”的“成熟的理论结构”。
Ⅲ
卡尔·门格尔（1840-1921年）和杰文斯不同，他没有留下什么通信和日记，能够揭示《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中新思想的来源，此书是他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关于边际主义的著作。尽管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够直接否定下述推测，即认为《原理》是早已出现的一些思想发展的结果；但《原理》中的一个说法却似乎表明它是在1869年前不久完成的，当时他需要一项“具体成果”，以便取得维也纳大学讲师之职。门格尔曾经说过，他研究的范围“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德国政治经济学‘新近发展’的结果。”这“新近的发展”是指德国学者持续进行到1869年的一场关于价值问题的讨论，门格尔显然想对这场讨论作最后的补充。
德国学者要求门格尔作出“具体成果”，而他们使他面对的却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非劳动价值论。为了改进这一理论，门格尔加进了关键的边际主义观点，即“价值”等于“由全部可以获得的（物品）数量所提供并能以任何相等部分取得的满足之中最不重要的那个满足的意义”。类似观点在门格尔读过的德国学者的著作中还找不到。对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来说，关键的观点是数学的，他们也都承认微积分学同边际效用表述的关联，但门格尔却从未公开将他的说法同微积分学联系起来。由于这一点，加上他对方法论所发表的显然反对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的看法，所以人们一直推测数学在门格尔1871年前关于经济学看法的发展中没有起什么作用。熊彼特试图解释门格尔的数学，他说：“奥地利的效用价值论者，由于使用了边际效用概念，实际上发现了微积分学。”
然而，有证据表明，门格尔对边际效用的表述可能并不是熊彼特所暗示的那种简单的微积分的再发现。如果门格尔在1869年以前熟悉微积分学（情况似乎就是如此），就不会是这样了。他熟悉微积分，有他写给西格斯蒙德·菲尔博根的一封信为证，后者在《经济学家杂志》（1911年）上发表了这封信的法文译文。门格尔在信中写道：“哲学和数学向来是我喜爱的科目。”门格尔给瓦尔拉斯的第一封信中，有他熟悉数学的进一步的证据。瓦尔拉斯是从1883年6月22日奥尼斯·德·布瓦伊的来信第一次知道门格尔的，当时，布瓦伊刚刚看到门格尔的《原理》（即在该书问世12年以后），认为它是“一部纯理论的书，有数学概念（即不同数量的比较），并由此提出了交换价值的学说。”瓦尔拉斯于是连忙开始和门格尔通信。门格尔在复信中讨论到数理经济学，如果他对数学毫无兴趣，或者缺乏数学知识，他似乎不会写这样的信。门格尔在信中列举了他本人收藏有关政治经济学的10种数学著作，并表示愿意借给瓦尔拉斯。如果门格尔同数学只有淡淡的关系，他自己断不会收藏这么多数学书，即使他是一位收藏家。此外，在上述10种书中，有一种是古尔诺的。门格尔在给菲尔博根的信中说过古尔诺的著述“对我的思想发生了特殊的影响”。
遗憾的是，我们对他同他的弟弟（年龄比他略小）的关系一无所知，特别是考虑到他的数学。他的弟弟安东·门格尔出于爱好于1867年开始研究数学，1891-1894年间以朱利叶斯·伯格博姆博士的笔名发表了若干篇关于改革微积分学的研究论文。门格尔在1867-1871年间可能受到他弟弟对数学浓厚兴趣的影响。
Ⅳ
直接注意到里昂·瓦尔拉斯（1834-1910年）边际分析的第一位政治经济学家是约瑟夫·加尼尔，他是《经济学家杂志》老资格的主编。瓦尔拉斯于1873年（时年38岁）把他即将出版的《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的样张60页寄给加尼尔，请求发表。
两个月后，瓦尔拉斯再次试图引起人们对其即将问世著作的注意，他向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宣读了一篇题为“交换的数学理论原理”的论文提要。这是他首次公开发表自己的主要观点，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及此事时说：“我在我的科学领域有了一项重要的发现，我在暑期向学会作了汇报。人们对整个报告的反应冷淡。”
研究院稍后于1874年1月的《会议与工作》上发表了瓦尔拉斯的论文，这是他的边际主义研究成果的首次问世。他意识到他的论文如果不在其他刊物发表，就很少有人看到，因此他再次请求加尼尔发表他的一部分手稿。加尼尔拖延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拒绝了，理由是“我们的读者99％都不会欢迎和欣赏这种著作”。加尼尔往常是善待瓦尔拉斯的，这一次也不例外，他在拒绝的同时，又答应给他其他帮助，说是“考虑到您是已故政治经济学教授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的哲嗣，富有才华，虽然脾气大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