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这个概念的引入标志着经济学家观念的急剧变化。过去的经济学家虽没有完全忽视效用，但也没有有效地利用它，这是因为，一般来说他们没有从实用的观点，而主要在其最不实用和最明显的形式上考察它，亦即考察一个人从一定量消费中所获得的总效用。采用“边际的”观点，即把注意力集中于总效用相应于消费量的变动而出现的变动，为有效地利用效用概念开辟了道路。后来，当经济学家严格和全面审视他们的课题时，他们便来研究效用的节约（最大化），而过去他们却一直在研究成本的节约（最小化）。
新的“边际”观点通常被认为发端于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卡尔·门格尔和里昂·瓦尔拉斯的同时问世的主要著作。研究这些有影响的著作是如何写成的，从这些作者中的第一人开始可能比较方便。因为杰文斯远在他的主要著作问世10多年前（1860年2月19日）即已发现了边际效用的意义。拉恼泽依据杰文斯的未发表的日记（保存在杰文斯儿子手中）确定了这一日期。2月3日到5日，杰文斯还曾写到，他“几乎完全埋头于政治经济学的一本著作……价值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从而表明他此时还追随着英国古典学派的先驱者。但在两周以后，1860年2月19日，杰文斯写到：“整日在家，主要研究经济学，并且得出了我认为是对价值的真正理解。关于价值概念，我不久前说过许多错话。”拉恼泽认为，这里所说的“许多错话”指的是他先前赞成劳动价值论，而“对价值的真正理解”则指效用价值论。
杰文斯本人在1860年6月1日致其兄弟赫伯特的信中确认了他的发现的大致日期。他说：“在最后这个学期，我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几个月来，我幸运地提出了无疑是真正的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是如此透彻和一贯，以致我现在读到这方面的其他著作时不能不深感愤怒……我从一些数学原理引出了政治经济学家们先前已经得出的全部主要规律，我只是把他们搞成一系列精确和有联系的定义、公理和理论，就像许多几何学问题一样。最重要的公理之一是，随着一个人所消费的任一商品（例如进餐）数量的增加，得自所用的最后一部分商品的效用或福利在程度上是减少的。进餐的开头和结束之间享乐的减少可以作为一个例证。我认为，一般来说，效用的比例是商品数量的某种连续的函数。事实上，政治经济学家们在更复杂的形式上，以供给与需求规律名义已经提出了这个效用规律。不过一旦以简单的形式对它加以适当表述，它便揭示出了问题的全部……我不想把这些东西束之高阁而让别人占先，因此我想在明年春季把它发表出去。”
这是边际效用学派基本原理的最早陈述。它是完全而准确的。它无疑表明，远在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注意到这个问题之前，杰文斯已经制定了该学派的基本原理。
是什么原因使伦敦大学的这位24岁的学生把边际效用思想引进他自己的经济学构想？本章没有选用有关杰文斯创新的个别材料，而是列举了一系列不连贯的情况，这些情况程度不同地增进了作出这种创新的可能性。
Ⅱ
杰文斯虽没有暗示是谁引导他得出了效用论，但确实普遍赞扬了许多作者，认为这些人的著作有助于他思想的形成。其中之一是西尼尔，他是牛津大学第一位“德鲁蒙德政治经济学教授”（1825-1830年）。西尼尔德鲁蒙德讲席的继任人威特利（1830－1832年）和劳埃德（1832－1836年）可能对杰文斯也有影响，尽管杰文斯没有提及。也许还可以加上都柏林三一学院的第一位“威德利教授”郎菲尔德（1833-1838年）。这些人都被誉为边际效用学派的先驱者，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指出杰文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他们的著作出现在杰文斯诞生前后不久；他们的效用观点正期待着1859年从澳大利亚归来，并准备投身于价值论研究的杰文斯的发现。
杰文斯没有意识到他直接受惠于“德鲁蒙德”和“威德利”教授们关于效用的著作。他曾提及西尼尔与效用论的关系，但没有为我们提供什么根据，可以使人相信他知晓西尼尔关于边际效用的著作是在他自己独立发现边际效用（1860年）之前。不过，杰文斯在少年时代曾有机会接触威特利的观点，这可能为他日后把效用论作为基本工具的想法作了准备。杰文斯接受经济学教育，按照他妻子的说法，开始于他的母亲为他读威特利大主教的《货币通俗讲话》。他本人在他去世前不久说过：“我在孩提时代曾从这些讲话中学习了最初的政治经济学。”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可以大致不差地说，杰文斯接受边际效用价值论应部分地归功于这位大主教，因为威特利（如下所述）拒绝劳动价值论，接受一种不太严密的效用论。
威特利说：“当所需要的任一物品由劳动获得，而已没有劳动便得不到时，我们当然会发现为得到它而付出的人的劳动；如果这些物品有很大的价值，则通常会发现它花费了很多劳动。这使得一些人认为，给它价值的正是花在它上面的劳动。但这是完全错误的。不是任一物品所花费的劳动才使它依较高价格而售卖，相反地，正是为了高价售卖才使人为得到它而劳动。例如，渔夫之所以出海，在恶劣气候下艰苦劳作捕鱼，为的是得到好价钱；但是，如果某渔夫虽然夜以继日地干，却只捕到1条小鱼，而另一渔夫也许因为落潮而在浅滩上抓到1000条鱼，则前者不可能以后者1000条鱼的同样价格来售卖他的1条鱼。1条大马哈鱼和1条鲟鱼也许偶然蹦到船里，虽然没有花费任何劳动，但没有理由说它们的价值较小。如来一个人在吃牡砺时，偶然发现了一颗晶莹的珍珠，那么这颗珍珠的售价决不会少于他花一整天时间潜水而得到的珍珠的价格。
因此，不是劳动使物品只有价值，而是它们有价值才值得为它而劳动。”威特利的这段话对一个9岁少年该有多大的影响啊！难怪35年后杰文斯还会想起当时的情景！
杰文斯为什么会忽略中津和都柏林的教授们关于效用的著述呢？主要的理由是，当时英国教授们的地位比现在要低，在经济学和英国大学教育上都是这样。学生们难得去听杰文斯开始著述这几位教授所开的课程，其他许多人的讲课就更不在话下了。据说西尼尔第一次讲座（在牛津）结束时，听众只剩下一个人。时，“德鲁蒙德教授”实际上都不住在牛津。这些教授的微贱地位使其著作不被杰文斯所注意。
牛津和都柏林的教授们对效用的偏爱是从何而来的（这种偏爱得到了如此充分的发挥，以致其中的一位对边际效用在价值论中的作用作了几乎完整的说明）？最大的可能是，早期的这批效用经济学家有着一致的看法；这又因为他们师承西尼尔或威特利。支配这批人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种思想。西尼尔在经济学界的声望比威特利高；不过，也有许多证据表明，威特利可能影响了西尼尔观点的形成，而不是相反。这是自然的，因为西尼尔初次遇到威特利是在他于1811年聘威特利作他的家庭教师时。西尼尔还可能把他自己选择教授职业归功于威特利，以至后来在西尼尔的讲授中还不忘恩师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批早期效用理论家的中间联系纽带是威特利，而不是西尼尔。威特利在挑选劳埃德这位明星的效用经济学家方面肯定起了作用。威特利在都柏林及时建立了以他自己命名的讲席，并且支配着人选的任用。
威特利和西尼尔在价值问题上的言论不多。西尼尔最初论及价值（非常简略，没有涉及效用），是在他匿名发表的对两篇农业论文的评论中。第二次是为威特利《逻辑原理》所作的附录（1826年）谈到“价值”一词的定义。他不赞成李嘉图把价值与成本相联系的观点，但他也没有提供一种思路，表明正确的联系应是价值同效用。他最后一次回到价值问题是在1826－1827年的讲义中（这些讲义10年后才出版）。西尼尔写道：“在价值的三个条件即效用、可转移性和供给有限性中，最后一条是最重要的。”这不太像是一位效用经济学家的说法。当然，西尼尔还进而提出了效用递减原理，但是，他把这个原理同他对为什么“我们向往的不是数量而是品种多样性”的解释联系起来。除了前面引证的段落外，威特利再没有谈及效用与价值理论的联系。但它足以同西尼尔在此问题上所写的一切相媲美，而且先于西尼尔。
在劳动价值论占有牢固地位的情况下，威特利或西尼尔何以能够使其他的“德鲁蒙德教授”或“威德利教授”转到效用价值论上呢？这种转变的发生，多半是因为这些作者（甚至包括西尼尔在内，至少在1825年）并不完全懂得李嘉图经济学，从而难于接受李嘉图的学说体系。英国的这些早期经济学者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同今天的经济学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就他们中间的大部分来说，研习经济学只占他们生活的一小部分。他们几经选择，终以教授为业，是基于动机，而不是基于他们对当时经济文献的了解。他们在授课和出版发表其一部分作品的同时，仍继续他们的主业，或任律师（西尼尔，朗菲尔德），或任教会牧师（威特利，劳埃德），而且一般来说他们在教授任期届满后发表的经济学方面的东西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