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这些日期并不显得比另一个“三位一体”发现的日期更“同时”：杜皮特（1844年），戈森（1854年），詹宁斯（1855年）。谁也不否认后来的一组（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解释和理解要高于先前的一组（杜皮特、戈森和詹宁斯）。但是，同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相比，威斯蒂德、维色和帕累托对边际效用有更好地理解和更透彻和更周详地说明。当然，对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称赞来得比杜皮特、戈森和詹宁斯的要早一些，但并不像人们有时想象的那么早。一般来说，同1870年代的著作家倚重于前人相比，威斯蒂德、维色和帕累托更倚重于1870年代初期著作家，尽管我们一定记得，杰文斯曾向詹宁斯致谢，瓦尔拉斯也曾征引过杜皮特。无论谁对1870年代的各位著作家说了些什么，以支持他的观点，即认为这些人代表着边际效用论的奠基者，他都会对1850年代著作家的思想感到惊奇。这不是硬要把边际效用学派的开端放到19世纪中叶。正式的说法把开端之时放到20年后；这种说法是站得住脚的；它无疑应延缓20年。
如果1854年不宜代替1871年作为边际效用史的起点的话，1890年也许可以这样做。强调这个日期的著作可以这样说：1890年前后，奥地利、英国、美国和瑞士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在经济分析中广泛应用边际效用，这种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在世界经济学中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应用集中在下面这些人有影响的著作中：奥地利的维色和庞巴维克，以及瑞士的帕累托。持此看法的人可能继续说，一代人以前，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著述已经预兆了90年代的著作家的著作。但是，这三人的著作－持上述观点的人会指出－在80年代末之前一直未受重视，湮没无闻，对边际效用论在伦敦、剑桥、维也纳、洛桑以及美国的活跃没有做什么工作。他们还会列出一张长长的名单，把先驱者溯至杜皮特、詹宁斯、戈森以及前面这两人对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影响。当然，1855年以前，甚至远在经济思想萌发之时，先驱者的先驱者已在不同程度和范围内提出过类似的思想。
还有一种说法不强调某个特定时间（1854，1871或1891年）作为边际效用论史的开端。这种说法可能否认任何单独一年同该历史的关联，而可能会侧重于这样的假设，即论效用的文章在各个时期都有，它们在经济文献中的比重的变动，比人们想象的要小。或者，持此看法的人会说，如果这种比重增加了，那么它也是一代一代逐渐增加的，而不会突然猛增并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某人可能撰写一部完全矫揉造作但又是正确的并能博得一些人满意的历史，他会指出，从1834年开始，几乎每10年在边际效用史上就会发生一个事件，因而这些年份即可作为一些路标：1834年，劳埃德；1844年，杜皮特；1854年，戈森；1862年，杰文斯；1874年，瓦尔拉斯；1884年，维色；（1894年和1904年是未出英雄的时期，该时期的主要事件是边际效用学说被同行们所吸收）；1914年，斯鲁茨基；1924年，弗里奇；1934年，兰格；1944年，纽曼和摩根斯特。这种周期性无非表明边际分析已经历了一个很长时期，此外，显然什么也没有说明。
如前所述，现今正式的说法无疑具有同以上提到的各种说法同样多的好处，如果不更多的话。这种说法认为边际效用学派始于1871年前后，并引导读者回溯到先驱者和追溯到后继者。也许正因如此，这种正式说法才没有受到其他说法的挑战而继续屹立在这块阵地上。
Ⅲ
关于边际效用学派的这种正式说法，对我们来说是简单、确实和几乎显而易见的，但对1870年之后的那一代人来说却不是这样。当时没有人认识到在经济学中发生了一场革命（在后来的思想史家所描述的意义上）。1880年代中期以前也没有人对这个革命的各种事件提出一种正式的说法。等到经济思想史家普遍接受这种正式说法时，又一个20年过去了。边际效用学派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一种思想的形成和扩展是多么缓慢。
现在我们就来追踪一下边际效用学派历史正式说法的缓慢发展过程。研究这个历史的第一步是对先驱者的探索。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都曾列出一些著作家，对这些人的思想（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过谢意。第二步是更困难的。它包括认识到，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大约同时发表了边际效用问题的著作。这一步要求认识到这样一些简单的事实：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所写的这三本书确是存在的，他们研究了基本相同的课题等等。这并不像现在所想的那样简单。方法和用语上的差异，同时了解国际文献的经济学家为数甚少，使得在1871年后的15年间没有人认识到用不同语言撰写的这些著作的相似性。杰文斯就是一例。尽管他对边际效用的著作目录抱有强烈兴趣，尽管他同经济学界有许多联系，可是直到他于1882年去世，也不知道卡尔·门格尔在1871年所写的一本关于效用问题的著作同他自己的《理论》如此相近，以致经济思想史家们把门格尔的名字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
里昂·瓦尔拉斯第一次公开地把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在1886年的《货币论》中。其他人看到这种关联，就所有的主要语言来说，是在1886年之后和1890年之前。但是迟至1885年4月瓦尔拉斯在其戈森研究中也把戈森的思想同杰文斯的思想联系起来，而没有提到门格尔。瓦尔拉斯于1874年经J．A．布鲁尔介绍与杰文斯开始联系，布鲁尔还于1883年介绍瓦尔拉斯同门格尔相识，但是，瓦尔拉斯评价门格尔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在奥地利，公开承认上述三人同时发现边际效用价值论并不更快些。门格尔与布鲁尔早有通信联系，后者又把他介绍给瓦尔拉斯；他随后与瓦尔拉斯也有了通信往来。但是，他也许并没有明确意识到他就是三位一体中的一员，直到瓦尔拉斯送他一本《货币论》，他才看到这一点，因为这本书包含着对他们三人观点的类似性的首次公开表述。瓦尔拉斯在1887年给门格尔的一封信中也说：“我们好几个人（杰文斯，您和我）分别获得了同一观念。”门格尔显然传布了这个说法。1887年埃米尔·萨克斯把瓦尔拉斯·杰文斯同门格尔联系起来，这是德文文献中的首次表述。他在该文中还要求注意到戈森，而且列举了皮尔逊和庞巴维克作为追随者。翌年，维色提出了一个更详细的边际效用历史。而在仅仅4年前即1884年，维色还只是引述了门格尔和杰文斯。在庞巴维克1886年的极为重要的论文中，没有把瓦尔拉斯作为边际效用思想的一位独立发现者，而这才是他的实际地位。奥地利人早已知道杰文斯和门格尔有某些共同点；他们也应当知道杰文斯已把他自己的思想完全同瓦尔拉斯的思想视为一致，因而他们应当得出门格尔与瓦尔拉斯也有许多共同点的结论。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关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基本上写的是相同的东西这一思想何时传入英国，我们尚不能非常肯定地予以确定。所有三人都出现在杰文斯《理论》第3版（1888年）中。威斯蒂德在其《经济科学入门》（1888年）序言中，曾对边际效用的发展提出一种标准的出色的说明，当然也包括承认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观点的类似性。1890年马歇尔在其《原理》中承认了这种类似性；在这里，他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表述了边际效用史（在一个脚注中），列举了先驱者，并以列数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而告。当然，我们知道，杰文斯（死于1882年8月）不曾知道门格尔的《原理》。很久以后（1888年），詹姆士·鲍纳在为《经济学季刊》所写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及其价值观点”中谈到了杰文斯与奥地利人的联系，但没有提到瓦尔拉斯。
Ⅳ
一旦经济学家们认识到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著作有着显然类似的论题，他们观点的独立性问题就提出来了。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困难的。当杰文斯就他的优先权要求与瓦尔拉斯交换意见时，瓦尔拉斯随即承认杰文斯的著作完全是独立的。反过来，杰文斯也承认瓦尔拉斯独立地发挥了他自己的理论。当然，杰文斯不知道门格尔的《原理》，自然也就没有判断其优先权。而当瓦尔拉斯得悉他的奥地利同行的思想时，他显然认可《原理》是对边际效用论的完全独立的研究。门格尔没有公开承认其他两人的著作；实际上他在任何出版物中也难得提到杰文斯或瓦尔拉斯的名字。原因之一在于，比其他两人长寿的门格尔在其生前最后30年间在经济理论上没有什么重要建树。也许我们可以把他对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在独立发现边际效用方面的地位保持沉默看作是赞同他们的优先权要求。或者也许门格尔的门徒（维色）已经十分郑重地说到了他支持他们的优先权。总之，在1890年，三位奠基人或他们的门徒已经公开地承认了这一事实：尽管他们达到的结果是类似的，但他们是彼此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