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战争期间（40年代前半期），由于出版业仍然停顿，所以手稿压下来了。战后，出版商发现对各种书籍特别是对各种教科书的需求很旺。于是经济思想史著作成倍地增加了。1943年后的10年间，新版和再版的经济思想史不下20种。
几本较老的和成功的经济思想史的出版商拿出了新的版本，有的是修订本。修订本总的来说未加更改地保留了有关进际效用学派历史的论述。这个时期大约有10多本思想史方面的雕虫小技之作上市，其中每本都包含某些有关边际效用标准说法的片断。
大约1950年代初，出现了一大批各种不同的，新的和重要的历史著作，形成了40年中经济思想史中的第一次重大变化。这些著作的出现，使季德和利斯特，汉尼和斯潘的久负盛名的著作显得陈旧了。主要的差别是，在新著作中扩大了论及比较近期的经济学发展的部分。它们的变化是直接的，明显的和早就成熟的。这种变化反映了经济学的国际需要，就像1910年发生的变化一样，因为这些历史的著作家是以不同语言撰写的，有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和荷兰语。在这些新的历史著作中，作者们明显地改变了重点：边际效用史的论述不再被置之最后，而被提到全书中部之前；给1870年代之后经济学发展的篇幅，同讨论1870年之前各种事件的全部篇幅一样多。在其他一些著作中，甚至全书刚过半就开始讨论三位奠基人的革命了。
在先前各时期已经讨论过的价值理论史在20年代仍继续讨论，但这方面著作的数量在减少，质量更贫乏了，没有比正统的关于边际效用论的发展的说法增加任何新东西。经济百科全书中的解说变得更长了。这一时期发表的杂志论文虽然主要是分析性的，但也澄清了边际效用史上的一些问题。出现了关于先驱者的详尽研究。从对17国1927年经济学状况的观察，可以看出边际效用深入经济学的程度。这番考察表明，边际效用在几乎每个国家都成了经济学家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
不过，专门致力于边际效用史的专题著作开始出现这一事实，掩盖了这一最后时期所有其他的发展。在任何思想发展中，最后阶段必定要由这种专题史阶段所构成。奥托·温伯格于1926年写了第一部这样的著作《边际效用学派》。他在每个场合都回溯到标准的说法。哈耶克在评论该书时，抱怨它名不符实，因为该书大部分篇幅无视先驱者和奠基人的著作，也很少涉及边际效用学派。皮若的两本多次重印的书：《边际效用》（1932年）和《均衡经济理论：瓦尔拉斯和帕累托》（1934年），尽管把奠基者分成两半，尽管后一本书包括一些不相干的内容，但仍是对边际效用史资料的蛮不错的处理。爱德华·弗朗西斯·斯克鲁德的《边际效用理论在美国》（1947年）处理了这个历史的一个特定部分。对边际效用的最出色的一篇纯粹历史的论述，是乔治·斯蒂格勒为《政治经济学杂志》（1950年）撰写的两篇论文：“效用理论的发展”。作者把他的历史研究限于主要著作家和所选择的论题，但是，在这双重限制的范围内，他作了极好的历史叙述。在边际效用的历史论述中，斯蒂格勒第一次解释了帕累托时代及其以后出现的各种观点；在历史讨论中，第一次包括了效用的衡量可能性这一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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