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图密善、赫利奥加巴卢斯[7]，最后还有哥特人和汪达尔人。
注释：
[1]
第一版和第四版为“亵渎了它”，而不是“亵渎了它们”：单数形式讲不通，明显是印刷错误。——译者注
[2]
第一版为“那些假冒的人民的认可，那些表示支持的演说，……”——译者注
[3]
斯塔尔夫人也曾这样写过：“决不能根据那种暂时的成功去评价暴君，那正是授予他们权力的原动力。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即他们的国家由于他们的死亡或阵亡而同归于尽，如果这就是他们的统治所留下的后果，那么他们的本来面目也就昭然若揭了。”见《论法国大革命》（Considerations
sur la revolution francaise），《斯塔尔夫人全集》（
Oearescompletes）第12卷，第2章，第1部分，45页。
[4]
马尔古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古罗马皇帝，160－180年在位，斯多噶学派著名哲学家，著有《沉思录》传世。提比略（公元前42-公元37），古代罗马第二代皇帝，公元14年继位。后因渐趋暴虐，引起普遍不满，终被近卫军长官杀害。卡拉卡拉（188－217），211－217年在位，嗜杀成性，被近卫军长官刺杀。——译者注
[5]
腓力二世（philipII，1527-1598），西班牙国王。阿尔巴公爵（Duke
ofAlba）（1507 －1582），西班牙将军，腓力二世的大臣，1567年血腥镇压尼德兰人起义，1580年征服葡萄牙，本名菲南多·阿尔瓦烈斯·德·特莱多.阿尔瓦（Fernando
Alvarez de Toledo Alva），称号阿尔巴大公。——译者注
[6]康茂德（Commodus，161－192），古罗马皇帝，177年即位，残忍暴虐，精神逐渐失常，自以为是大力神赫丘利转世，经常到斗兽场充当角斗士，被一摔跤冠军勒死。
[7]维特纽（vitellius，15－69），短命的古罗马皇帝，在位不到一年即死于敌手。图密善（Domtian，51－69），古罗马皇帝，专横暴戾，终被其妻及廷臣谋杀。黑利阿加巴鲁斯（Heliogabalus,204－222），221年即罗马皇帝位，荒淫放荡，被近卫军所杀。——译者注
4．僭主政治不可能在我们这个文明时代幸存
在这幅僭主政治的画面[1]
之后，展示一下僭主政治在今天是一个与征服体制同样严重的时代错误，将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
共和国的生存有赖于每一个公民深刻意识到他的权利，意识到人类只有获得自由才能享受幸福、理性、安宁与活力；君主制则有赖于过去几代人所耗费的时间、形成的惯例和确立的神圣性；而僭主政治只有通过僭主者个人的霸权地位才能建立起来。
人类历史的某些时期，并不存在那种实现僭主政治所必需的霸权地位。在希腊，从庇西特拉图被驱逐到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就是这样一个时期；在罗马，从塔昆的垮台到内战的头五百年也是这样一个时期。
在希腊，人人都能出人头地并领导人民；他们的帝国是天才的帝国：一个辉煌而短暂的帝国，很快就能争取到手，又很快从手中被夺走。伯里克利屡次眼看自己的权力到了从手中滑走的关头，为了握紧权力，只有豁着性命向打击他的灾难开战。米太亚德、阿里斯蒂德、地米斯托克利和亚西比德，[2]
都是掌握权力之后几乎未经任何动乱就丢掉了权力。
在罗马，不存在任何个人霸权地位的情形更是引人瞩目。有五百年时间，在共和国数不胜数的伟大人物中，竟找不到一个统治了相当长时间的人。
但在另外一些时期，对人民的统治看来是属于第一个挺身而出的人。十个野心勃勃的人物，才具过人，富有冒险精神，一直试图征服罗马共和国，但却徒劳无功。恺撒用了二十年时间，历经危难、艰辛和胜利，才迈上帝位的台阶，但在登上宝座之前被人谋杀了。克劳狄乌斯藏在一幅挂毯后面，士兵们在那里发现了他：他成了皇帝，在位十四年。
这个差异不仅是因为人们经过漫长的骚乱之后感到了厌倦，还应归因于文明的进步。
当人类仍然深陷于无知与堕落的环境中时，几乎完全缺乏道德禀赋，在知识上也几乎是一片空白，因而也缺乏物质的手段，各民族像羊群一样，不仅会服从具有某些卓越品质的杰出人物，而且会听从因某种机运而成为人群头领的人。由于启蒙带来的进步，理性使这种机会的合法性受到了怀疑，以比较的方法进行思考，则使人们在个人之间看到了平等，它反对任何排他性的霸权地位。
正是这一点使亚里土多德认为，他那个时代很难存在任何真正的忠诚。他接着说，“功绩，在今天总是能找出它的匹敌者，而且没有一个人拥有比其他人更出色的美德，使他可以宣称只有他自己具备天赋的统帅能力。”[3]使这段话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它是这位哲人在亚历山大统治年代写下的。
居鲁土在制服野蛮的波斯人时所需要的努力和才华，也许还不如十六世纪意大利最小的暴君维持其篡夺的权力时所需要的多。马基雅维里的忠告证明了这种日益增长的困难。
确切地说，不是开明观念的程度，而是开明观念的平等分布，为个人的霸权地位设置了障碍。这与我们前面说过的每个世纪都期待着一个代表人物并不矛盾。这不是说每个世纪都能找到一个：文明越是进步，代表它就越是困难。
在这个问题上，二十年前的法国与欧洲的形势接近于上述时期的希腊和罗马的形势。出现了一大批同样开明的人物，但没有任何个人能够从他个人的优势中获得排他性统治权力。因而，在我们动乱的头十年间，没有一个人能成功地使自己脱颖而出。
不幸的是，在任何这样的时期，总有一种危险笼罩着人类。就像把冷水倒入沸水、从而降低了后者的热度一样，当一个文明民族遭到蛮族的入侵，或者当愚昧的大众侵入它的心脏、接管了它的命运时，它的进步就会停滞不前，它就会开始倒退。
例如，希腊的衰落是由于马其顿势力的介入，罗马是由于接连吞并被征服的民族，最后，整个罗马帝国则是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突然闯入。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霸权地位以及随之产生的僭主政治，再次成为可能。皇帝几乎都是由野蛮人的军团造就的。
在法国，当革命的动乱使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阶级占据了统治地位而让有教养的阶级失去信心时，这种新式的野蛮人入侵也产生了一种类似但不算持久的影响，因为失衡状态尚不十分突出。我们中间那个立志篡权的人，一度曾被迫离开文明的道路：他求助于那些更愚昧的民族，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纪，他正是在那里奠定了他卓越功勋的基础。既然他不能把愚昧和野蛮带到欧洲的心脏，他便带领一些欧洲人去了非洲，看看能否成功地用野蛮和愚昧塑造他们；然后，为了保持他的权力，他竭尽全力拖着欧洲向后倒退。[4]
过去，人们随时准备为个人而作出牺牲并以此为荣。在我们今天，个人却被迫装作一心为了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有时会听到他们试图谈论自己，谈论世界对他们个人的责任，试图恢复自冈比西斯和薛西斯[5]时代就已走向衰微的风气。但是没有人会作出响应，甚至他们的奉承者都会以沉默的方式否认和他们有关系，于是他们不由自主地退回到一种伪善——向平等献殷勤。
如果仔细审视一下那些正在遭受篡权者压迫、表面上服服贴贴的地位卑下的阶层，就会看到他们凭着某种混合的本能，已提前盯住了这位僭主者可能垮台的时刻。他们的热情稀奇古怪地混杂着分析和嘲讽。他们非常缺乏自信，似乎要在喝彩声中麻痹自己、靠戏弄别人减轻自己的痛苦，并且预想着那个荣耀成为过去的时刻。
你们想看到事实已多么清楚地表明征服和僭主政治在现阶段已更不可能吗？回想一下过去六个月来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变吧。作为征服的结果，欧洲许多地区都建立了僭主政治，而那种僭主政治，甚至被那些自己的利益不为这种政治所承认的人所认可并承认为合法，采取了一切有利于长治久安的形式。它时而威胁、时而奉承着各国人民；它成功地集结了大量武力以制造恐怖，拼凑出各种诡辩以迷惑人心，签订了大量协定以消除人们良心上的疑虑；它赢得了几年的时间来掩盖它的本来面目。已被它摧毁的那些政府，无论是共和制的，还是君主制的，都没有明显的希望或者可行的对策：但它们仍然活在它们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