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章
这个阶段，我和奶奶呆的时间多了。我真的如她所说，在家里吃在家里喝，闲下来还把小舅的医学书搬出来看看。而晓梅呢，还以为我在找着工作。工作我当然还是要找的，但却不象原先那么盲目了，我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有技能的劳动者，然后步出家门、走向市场。这天，我来到这样一家小厂。这不能算是一座工厂，只不过是一个作坊。没有厂房，也没有象样的设备。简陋的棚里，工人们锯着木板，钉着木箱。一条带锯，算是唯一的设备。这样的一家小厂，却冠以一个响亮的名称：红光木器厂。
我来到厂里的一角，有几间低矮的平房。“找工作要介绍信，没有介绍信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一个女人，却操着男人的腔调。于是我介绍了我的情况，着意强调了：“我学过木工，如果你们厂需要的话，办事处可以出具介绍信。”“现在还谈不上需要不需要，等你把介绍信或免下证拿来才能决定。”既然免下证也可以，何不回去拿拿呢，好在也并不远。出厂门时却碰到了喜子的哥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就在这个厂呀！找工作？行，我带你去说说。”
“你是因为什么免下的？”女人的态度改变了，看来关系还是起作用。“是因为什么病呢？癔症！癔症是什么病？歇斯底里！那我们厂可不敢要，你看！”她向那台带锯一指：“都是高精尖的设备。对，你说的对！”她向喜子的哥哥一指：“是高危险的设备，从事的也是高危险的行业，”她又向我一指：“你要来了，还不真成了红光木器厂了。工作固然重要，生命也可贵，你回去吧。”
现在看来，介绍信还是很起作用的：它不仅能把我介绍出去，更重要的，是它掩盖了免下的原因，它完全是把我作为一个正常人介绍出去的，尽管我本来也就是一个正常人！我又想起了李老师的那句话，“那么可怕的病，今后有那个厂子敢要他呢？”那么舅舅又为什么要捏这么一个可怕的病呢？似乎也只能说明上山下乡来得更可怕！那么多的青年都去了农村，小舅那样的人还呆了三年，我为什么就不能去呢？
“你是没去，一去你马上就知道了！”小舅也象那个女人一样，用食指反复点着我说，而且还是那种惯常的口气：“城市和农村根本就是两个天地！你奶不让你去是出于对你的爱护，你现在倒埋怨起你奶来了。你舅也是同情你，才给你办个免下。临时工咋了，木箱厂又咋了？比起农村来强到天上去了！喜子他哥为啥不去农村呢？他在农村呆过，他知道木箱厂再不行也比农村强！高危险行业咋了？那么多人都在那儿干着，也没见把谁死了。”“不是我不去，是人家不愿意要我。”“那你就看哪儿要你，赶紧去吧！”小舅一挥手，把我象一块破抹布一样甩了出来。
我又来到办事处。王干事好一会儿也没有说话，抽着烟从眼镜后面望着我。我似乎看到那缭绕的烟雾后面隐藏着一张嘲笑的脸。“王干事，现在有工作没有？”“有工作我早就说了，还没有，回去继续等。”这次他没有说“再等两天。”这就意味着，不是两天，有可能是两个星期、两个月，甚至是两年！而以我目前的状况，是一天也不能等了！且不说晓梅那边，就是奶奶家也不能长此以往。小舅昨天还对我说，“你现在跟我学针灸学医我没意见，也愿意教你，但你以为这事情是一天两天能学成的吗，我学了多少天你知道吗？整整一千零八十天！在农村呆了三年，我就学了三年。先是在自己身上扎，为这，我都昏过去好几次！你现在不经一番寒霜苦，就想来个梅花扑鼻香；一夜之间，就想成为大夫，世界上没有那么容易的事！依我说，你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把工作找下，等解决了吃饭问题再慢慢学。”可不是吗，人必须解决了衣食住行，才能从事一些高精尖的事业，象文学、哲学、医学等等，而我却本末倒置，这也许就是我和这个社会始终不能融和的原因吧，始终被社会鄙夷、被社会抛弃，被置于一个遗忘的角落。而我呢却孤芳自赏，沉浸在那永远也不能实现的梦中！那么现在，在四处碰壁之后，在看了无数的冷脸和嘲笑之后，我就必须颠倒过来，还人生和世事以本来的面目！
从办事处出来碰到一个中学的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班的关系却不错，自从他下乡后一直也没有见过。他下的地方据说还不错，泾河岸边，但是他说：“地方不错又能怎样，毕竟是农村。”听他的口气，似乎我现在的状况还不错？“当然不错了，毕竟在城市呢。”“可我……唉，我还不如下乡呢！”“下乡，我这次回来就不想去了！”莫非他要走喜子他哥的老路？“已经去了一年多了，现在回来……”“你看，”他拍拍自己的身子：“我这个样子能在农村呆吗？”也是，他又瘦又小，体重还不足一百斤，可是免下并没有这一条呀？“我不管，当初谁让我下的我就找谁！”“莫非你要找毛主席不成？”“毛主席我见不到，我就找咱们学校校长，他当初让我下的。”“找校长就能解决问题了，谁让你找校长的？”“谁也没让，我受不了了！”他转身就走，我望着他的背影想，莫非上山下乡真的比癔症还要可怕？不过他找校长肯定是无果而终！
“找着工作了没有？”晓梅问我。“找着了我会说的，问什么！”“问一下你也烦了？不过你马上可能就有工作了。”“马上，在哪儿呢？”“俺妈说，她厂灶上要一个人，她已经对厂里说了。”灶上？这么说，一天三顿饭肯定是管了。“工资多少？”“工资不高，三十六块钱。”挺可以了，比老陈那个厂子要好多了。“啥时候上班？”“一会儿俺妈来了你问她。”
很快，晓梅的母亲就来了。“已经说好了，明天就上班。一天两班，上午一班，下午一班。”这么说，一天只能吃两顿饭了？“妈，你给他们说，我全天上。”“你何必呢，全天上还是那么多钱。”“他就是想多吃一顿饭。”晓梅说：“我还不知道他了。”“我多吃一顿就给你省一顿，你还不愿意了？”“谁让你省了？”“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了。”晓梅的母亲说“你一个人吃饱就行了，可千万甭往屋里带。”“妈你放心，我绝不拿灶上的东西。”“实际上，灶上那几个人也都不错。一个章师，一个王师，还有一个女的，也是临时工。”晓梅在旁边问：“妈，那个女的有多大年龄？”“都快五十了，比我还大。”晓梅不觉一笑。“她就是这，整天对我不放心。”“等你们结婚了就好了。”“妈，我还没有正式工作呢。”“你只有在俺厂好好干，兴许还能转正呢。”
我终于又有了工作，可以实施小舅所说的计划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解决了衣食住行问题，再确定你终身的职业，也就是你在社会上的位置。
这个厂位于梆子井的东边。原先是一个天主教堂，*过后就改成了糖厂。现在，那个天主教堂仍在，只是前面诺大的一块空地盖了厂房。灶房在最前面，但是未进大门首先看到的是天主教堂而不是灶房——厚重的铁门向里开，挡住了它。
我也没有到灶房而是来到劳资科，一个四十岁多岁的人看了看介绍信问：“你以前干过炊事员没有？”“没有。”“那你干过什么？行，你就到伙房烧火吧！”我不禁苦笑了一下，我被那个厂子解雇，说起来和老张有关，他就是个伙夫，我现在竟然也成了伙夫，不过也不错。“走吧，还傻站在那儿干啥。”
我和他到了伙房。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迎上来，不断地用胸前的围裙揩着手：“来了。”他的态度极其谦恭，但显然不是对我。“郭科长，就是这小伙子。”他向我一指，竟甩来一团面粉。“对，就是这小伙子。你觉得咋样？”“好着呢，高高大大的，像个大骡子。”可我却是两条腿的骡子呀，也不好找。“张师，你相信不，这小伙子一次扛五袋面都没问题！”也不知郭科长怎么知道我一次扛五袋面都没问题，而我自己却没有把握。“小伙子，你一次能扛五袋面不？”张师也深表置疑，既然郭科长已经说了，我也不能拂他的面子。“也差不多。”“我说能就能，你问啥呢！”郭科长不耐烦地说：“不信了你就试一下。”于是张师说：“那你跟我来。”我正要和他向里面走去，灶台边一个老头却说：“让娃吃了再干！空心肚你能扛几袋面？”他一直靠着灶台边的小门抽烟，而且背朝里，面向外，对里面的一切似乎不屑一顾，但是他的声音却很威严，有一种慑服力。张师听到此言马上来了个转身：“对对对，吃了再干！”郭科长也说：“对，先让吃，吃饱了说不定还能扛六袋面呢！张师，人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
郭科长走后张师就给我拿来了饭菜，一笼馒头，三四个鸡蛋。灶台边那个老头也端来了一盘菜，并且说：“就是个骡子也得先让吃饱。”“没说不让娃吃么？”张师把菜向我面前推了推说：“吃，尽饱吃！咱这儿是食堂，不怕你吃，就怕你不能干！”“张师，我要是吃饱了也能扛五袋面。”谁知那个老头却说：“扛啥五袋面呢，咱这儿又不是粮站！”张师看了他一眼，他仍然背朝里面向外坐在门边、抽着旱烟。
吃饭的过程中我把灶房打量了一下，大约有一百平方米，居中就是我正在吃饭的这张硕大的面案，靠墙则是一个潮湿的菜案，灶台设在墙角，通外面的小门边坐着那个老头，精瘦，但身材挺高。张师与他相比有点窝囊，身材低矮，围裙穿在身上显得挺长，里面还衬着一件褂子，所以脚面处就是一蓝一白，而白的围裙也有点发蓝。“你姓啥？”他突然问我，我说了，他便说：“我姓章，是立早章不是弓长张。他姓王。”他指指门边那个老头说：“这伙房虽说是我负责呢，但干活上你都得听。”那是自然，我一窍不通呗。“章师，我一会儿是扛面呢还是烧火？”“你先吃，吃饱了再说。”可我已经吃饱了，况且王师也说：“吃个半饱就行了，中午还要吃呢。”于是我说：“章师，咱扛面吧。”“嘿嘿嘿，”章师却傻笑起来：“咱不扛面，面今儿够用了，咱揉面。”
于是我端来了一盆水，章师把面倒进一个硕大的铝盆说：“揉面主要在合面，面合不好，也就揉不到。”他用一个舀子慢慢地向进掺水，水和面很快地合成了一体，于是就开始揉面团馍。以前在家也帮奶奶揉过面，奶奶有耐性，面揉得很到，而我却总想走捷径：把面放上一会儿再揉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章师说：“咱没有那个功夫，十二点就要开饭，十一点半馍就得下锅。”章师团的馍个个高耸、挺拔，有点象我；而我团的馍却扑扑沓沓，有点象他。别看章师人窝囊，干起活来却利索。他两只手同时出招，就象变魔术的，手一转就是一个馍，我也想学学，可面团却飞了出去。
馍上了笼、上了锅；王师也站了起来，把烟荷包紧一紧，又把烟杆摇一摇，往后腰上一插就去切菜。我呢，则出了小门，到了炉灶的外边……中午，晓梅的母亲来打饭问章师：“我给你介绍这小伙子还可以吧？”“可以，一个上午就揉了两袋子面！”王师也说：“小伙子只要给吃饱，能干着呢。”我蓦地涌起一阵悲哀：昨天奶奶还说“大娃子一个上午能揉三袋子面。”我虽然在章师的协助下揉了两袋子面，可照此下去，与大娃子也毫无两样了！
炊事班的早班由上午六点到下午两点，晚班则由下午三点到晚上九点，虽然只有六个小时，但工作量却是早班的一倍。原来鉴于厂子的性质，伙房还要做一些糕点，当作副产品去卖。听说那个女临时工就分到了晚班，而我呢，却一直上着早班。有一天她突然问我：“你想不想上晚班？咱俩换换。”我也听说，本来我们的位置不需要这样，但她却强烈要求上晚班，也许认为可以吃糕点，也可以拿点出去吧，但她一去就后了悔，不仅拿不出糕点，就是吃几乎也没有时间。每次她刚把糕点放进嘴里，章师就要问她话，就要说，“快点，现在吃什么糕点呢？”于是我问她：“晚班有什么好的？”“可以吃糕点呀！”“那你为什么要换呢？”“我不想吃糕点，我有胃病。”“我也不想吃糕点，我的胃病比你还严重！”于是她打着自己的嘴说：“唉，都怪我，可贪吃人家那糕点，没吃上还惹了一身骚！”
就这样，我每天下午两点就下了班，可以回家照顾晓梅和孩子，也可以回去看看奶奶，我觉得生活又向我展示了美好的一面，前途似乎也不是那么黑暗了，但是舅舅说：“居安要思危呢，你现在拿定主意了没有，到底是学炊事员呢，还是跟着你小舅学针灸？”老实说，这二者我都不感兴趣，我总是舍弃不了对文学的情结，但是文学现在又能干什么呢？媒体上整天都在“批林批孔”，最大的文化圣人被批得一钱不值，文化似乎也不要了，至少“孔孟之道”是不要了，那么现在搞文学就是搞宣传搞政治了？舅舅说：“你不是搞政治的料！搞政治一要有背景，二要有心机、要学会算计人，这些你都不具备，你还是学个实用一些的本事，能解决你当下的问题。”也是，学炊事员可以解决吃饭问题，学针灸可以在社会上立业。文学不过是个花架子，中看不中用，再说，我也的确不是搞政治的料，不仅不会算计人，连说点违心话的胆量也没有。这一天王师问我：“小常，你说咱食堂谁干的最多？”这还用说，当然是章师了，章师早班晚班都上，不仅揉面蒸馍还做糕点。而你王师呢，一天除过炒菜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门边抽烟，我真不知他这样问是什么意思？他也觉得问的不妥：“那你说，谁干得最好？”谁干得最好？大家都干得不错！见我半天不说话他又问：“谁对你最好？”大家都对我很好，昨天那个女临时工还要给我说对象呢，你说谁对我最好？“哎呀，你这个娃，你一来我就让你吃让你喝，章师实际上是把你当牲口用呢，郭科长也不是啥好东西，你咋连好坏都分不清呢？你这个娃！”
过了半个月我总算分清了：王师在技术上确实比张师高许多，据说他十五岁就干了这个行当，二十岁出头就是某大饭店掌勺的了，可不知怎么，厂里偏偏让章师当了炊事班的班长，王师心里一直不服，常暗地里发牢骚、说一些阴阳怪气的话。这一天他又问我：“你看我跟章师俺俩谁当班长好呢？”我权衡了一下，觉得还是章师当好。章师虽然技术差点，但是年龄轻，又有魄力。而他呢，马上就要退休了，不说别的，就是两个班连轴转他怕也支持不下来。“王师，你为啥非要当这个班长呢？”“唉，你不知道，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我技术上比他强，为啥就不能当班长呢？”
我很不理解，回去把他的话对舅舅说了。“不然我说，你就不是搞政治的料，搞政治的人都要有上进心。你看一个老汉都有上进心，把个小组长还争来争去的.你呢，还弄不清人家为啥要当组长，这就说明你不具备搞政治的素质，你还是学一门实用的本领好！”我也觉得我应该学一门实用的本领，象医学针灸什么的。看到小舅的房子里每天晚上拥满了人，他们来时戚眉蹙额的，走时却一身轻松，象卸去了什么包袱似的，我感到很欣慰，觉得医学确实是一门为人造福的职业。有时我还给舅舅当下手，为人按摩、拔个火罐什么的，完了还要问他们：“感觉好了没有？”“好多了，来时都不能动。”听到这样的话我感到心里甜滋滋的，觉得医学还是好，实用。象文学、哲学什么的，还是扔到太平洋里去吧！可是不久，《学习与批判》杂志就把实用主义批了个一无是处。“……实用主义是一门极具危害性的思维倾向。不管什么思想，只要与己有用，就不加区分地拿来一用。这实际上抹杀了思想（主义）的阶级性……究竟实用与否，也是有一个阶级标准的。对我们无产阶级有用的思想（主义），就是好的、实用的；反之，则是不实用的，甚至是反动的！*出于其阶级所需，把孔孟之道奉若神明，这充分反映了其反动性！我们无产阶级需要的，亦即最实用的，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实用主义……由此可见，实用主义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于是我又不知该学什么了？
不管怎么说，我总算又有了工作，可以养家，也可以给奶奶一些钱了。“奶，这是二十块钱，你拿着。”“给奶留十块钱就够了，你舅他们也都给我呢，按说，我都不应该要你的钱。”“奶，你把我养大的。再说了，我要是没工作了，还不得吃你的喝你的。”“没了说这十块钱就是我给你预备着的，可你要给我二十块钱可就太多了。”“奶，不多，你都拿着。”“俺娃，奶老了，要钱也没啥用了，你还是给你留着，今后娶媳妇。”“奶，娶媳妇也不一定都要钱。”“娶媳妇咋能不要钱呢，谁家把女子养那么大白给你？”“可不就白给我了。”尽管自言自语，奶奶还是听见了。“娃，谁家把女子白给你呢？”“谁家也白给，我就这么想着的。”“娶媳妇都得花钱。你没看大娃子，钱花了一簸箕，媳妇还没影儿呢，昨儿又到咱屋来了。”“又让你给他说媳妇来了？”“他要来我也挡不住，不过他的事我也管不了，人家姑娘都看不上他。”“奶，你还真给大娃子说了一个？”“嗤。”奶奶把食指放在嘴边、指了指外面：“别人给你小舅说了一个，你小舅没看上。”“那你也不能给大娃子说。”“唉，我还不是见他妈可怜，见了我就说……”“她都说啥呢？”“说把钱都给大娃子寻媳妇用了，弄得她现在看病都没钱，说大娃子是个害，不死她就得死。”“奶，张婆娘说这话都有用意呢，你不要信她的。”“我知道，她就是想叫你舅的医院给她看呢，我也给你舅说了。”“你给俺舅说了！俺舅咋说呢？”“你舅把我美美说了一顿。你舅说，‘妈，你咋这么没头脑的，她是个啥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敢让她到俺医院去？我到这单位才树立影响呢，她一胡说，我不是干不成了？’我也觉得不该给你舅说，可我又看着她可怜……”
“你一天可怜人家这个那个的，谁可怜过你呢？”说着，小舅就进了屋。“*大娃子他妈把你整成啥了，你现在还要给人家看病？”“她整我是她的不对，我不能见死不救么？”“我还就盼着她死呢！她死了这世上又少了一个恶人，有啥不好的？”“你是个医生，咋能说这话呢？”“我是个医生咋了？恶人死了人人都高兴。再说，人家也不是没钱，钱多得很，就是不想花！”“钱都给大娃子寻媳妇了，哪儿有钱呢？”“我说你咋就这么爱管别人闲事的，你可管人家给大娃子寻媳妇的啥事呢？人家就是把钱花完，跟你有啥关系呢，你是不是见人家可怜，还想给人家俩个？”“我给人家啥了？我给你说叫你给她在你医院检查一下，你不检查也就算了。谁也没说你啥。你说这么多话，咋，还让我给你赔不是呢？”“你爱管别人的闲事你就管去，今后少把我拉上！”小舅一甩手出了屋，可奶奶还要说：“谁稀罕拉你了？当个医生就认不得他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当了多大的官呢！娃，你甭学他的样子，今后不管干啥，就是当了官，都甭忘了，咱姓啥叫啥，从哪儿出来的。”
实际上，奶奶对张风莲抱以同情也不是没有道理，张风莲现在的样子谁见了都可怜；整日里捂着胸口，戚眉蹙额地在街上走过；逢人就说她的病，仿佛人人都是医生。最主要的，是她对以前的行为深恶痛绝：“唉，你说我*、咋就想着叫红卫兵抄人家这个的家那个的家呢？张晓文那毛头小伙子说了两句咱咋就当真了呢？”“也就是，你可让红卫兵抄人家王玉娥李玉梅的家干啥呢，都是街坊邻居的，谁也和谁没为啥。”“我也说这话呢，你说这倒是为啥吗？”没有人能够回答她，知道的人说她是想住别人的房，不知道的人说她是祥林嫂，总归，是谁也不能理解她！可她在街上还是逢人就说：“唉，我倒想住人家谁的房吗！甭说住不成，就是能住也住不长。一个，人家都有娃呢；二一个，我也活不长。”人们觉得她这番话倒是真的。于是，她也就只剩下了一种形象，那就是，祥林嫂！而她仿佛还要证明这一点：“你说，是不是我以前造的孽太重了，现在老天惩罚我呢，一下就叫我得了这么多病，又是食道癌，又是*癌，现在又得了个啥，乳腺癌。”“可不是吗，你打算咋办呢？”“唉，我说起来冤枉，就是起了个坏心，还没办成啥坏事。”“起了个坏心就不得了，要再办成坏事，你怕早都不在这儿站了，早都去了……”“你说得对、你说得对！我现在也觉得天上就是有个神呢，把咱干过的啥事都看得清清的，原先咱还不信！”于是，她就皈依了佛教。但是佛教也不能回答她那些具体的问题，诸如，为什么要想着去抄别人的家？为什么张晓文一说她就当了真？只能向她灌输一些虚无的抽象的思想，而她却虔诚地信它。可不是吗，世上的一切都是虚的，都是假的，转眼间连自己的命也不保了，还要那些身外之物有什么用呢？可是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她陷入了深深地忏悔之中！
孩子满了月，晓梅也下了床，晓梅的母亲又张罗着庆贺了一下。“也没有别人，就咱一家，但娃的满月还是要过的。”于是就割了点肉、买了些菜，把那个唯一的桌子放在屋子中央，晓梅的母亲抱着孩子坐在上边，我和晓梅坐在两边。孩子似乎也长大了，没有原先那么娇嫩了，那张小脸光彩照人，煞是可爱。晓梅和她的母亲抢着抱孩子，我看着心里也产生一种幸福感，甚至觉得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晓梅说：“要是有部照相机就好了，把娃、俺妈和我都照下来。”晓梅的母亲说：“我的脑子就是个照相机，今儿这一幕我都记下了！”
给孩子做完满月，晓梅就要去上班。“你不是不上班么，现在怎么又要上了？”“我不上班怎么办，你一个月就是十来块钱的工资，能养活我呢还是能养活娃？”原来她是嫌我把钱给了奶奶，于是我肝火大发：“俺奶把我养大的，我难道不应该给俺奶钱？”“给你奶钱是你的自由，我也去上班你也甭拦我。”“那娃谁看？”“你看，你一个月十来块钱也就只够看娃。怎么了，看一个娃一个月不就是十来块钱吗？”说着，她还望我笑了一下。“你要是嫌我把钱给了俺奶就明说，别藏着掖着的。”“我也没说不让你给，可咱的日子也得过。”“说来说去你还是嫌我把钱给俺奶了。我原先多么自由的，一个人挣一个人吃，就是没工作了俺奶也可以养活我。现在倒好，有个你又有个娃，没人养活我，我还得养活你们。”“你几岁了，都当娃他爸了，还想着让人养活？”“我压根就不想当娃他爸，当娃他爸有什么好的呢。”“你不想当娃他爸为什么要和我……”“你怎么不把我赶出去呢，你把我赶出去不是什么事也没有了？”“你死皮赖脸地说了那么多话，本来倒想把你赶出去，看你可怜！”“我说什么话了？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回忆了一下那晚的情景，不仅什么也没有说，而且此处无声胜有声：晓梅半躺在床上，我紧揽着她，她也紧靠着我，我拿起她的手吻了一下，又吻了一下她的唇，灼热的颤抖的唇，她靠的似乎更紧了，有一种以身相许的意味，于是，一切就发生了。就这样的自然，那有什么话需要说呢？况且那种时候，语言也显得非常的苍白。但是现在，我和晓梅却有说不完的话，并且我认为，她也不是嫌我给了奶奶钱，而是有意找一些话与我说。
“你们俩个又在这儿说啥呢？”晓梅的母亲来了。“妈，你咋这时侯来了？”晓梅扶着门框正在勾鞋。“咋，来得不是时候，你们不还没睡吗？”“没有睡，”我说：“正在吵架呢，她嫌我给俺奶钱了。”“晓梅，他奶把他养大的，他应该给。要说不应该的话，你这个娃长大也不理我了？”“我没说不应该，我是说我要去上班了。”“她去上班谁看娃呢？”晓梅母亲却说：“我都给车间说好了，晓梅只上下午班，你呢，上的是上午班，这样，屋里就总有一个人看娃。”没想到，我认为很难解决的问题，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于是，我上午上班，下午就在家看娃。晓梅要走的时候我也刚刚回来，真是她母亲说的“谁也不耽搁。”但是问题马上又出现了，孩子怎么也不能接受我，哭着闹着要晓梅。任凭我好话说尽、洋相出够，她还是张着小嘴、闭着她那双睁开不久的眼睛拼命地哭，哭得房东大娘也没了办法：“她妈咋能把*上的娃扔下去上班呢，这么小的娃可让人咋带呢？”我束手无策，只能任她去哭。晚上晓梅回来就说了：“你是怎么看娃的，让娃把嗓子都哭哑了？”我只有把房东大娘的话说了。“你现在知道带娃的难处了吧？告诉我，让你带娃就是让你和娃建立感情呢。你一下班就往你家跑，晚上回来就睡觉，娃还以为是个大灰狼呢，所以就怕你。”她一说，我倒笑了：“怪不得我哄她时，扮着大灰狼的样子说，‘再哭，大灰狼可就来了！’谁知，她却哭得更凶了。”“有你这样哄孩子的吗？”晓梅也笑了。
生活就是这样，有苦涩就有甘甜，有付出就有回报。很快，孩子就周岁了。那张小脸也更加光亮鲜艳了，甚至也可以叫妈妈和爸爸了。当她第一次叫我（我想，我的样子一定很傻。），我看着她，半天竟说不出话来。“娃叫你呢，你发啥愣了，咋不答应呢？”老实说，我羞于回答，甚至也无力回答：我感到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再也不存在我被人养活的年代了！从此，我就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了，不仅要给晓梅和女儿遮风挡雨，还要把女儿抚养成人，而社会也必将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从十八岁到成为父亲，时间是多么短暂啊！
孩子大了，晓梅的担心也大了。有一天她突然问我：“你不会有一天跑了吧？”我不禁露出一丝苦笑：“除了这个家就是俺奶的家，要么就是厂子，你说，我能朝哪里跑呢？”“那你上一次怎么说，你原先多么自由的，一个人挣一个人吃，现在还得养活娃，还说你就不想当娃他爸。”“我那是随便说说，你怎么就当真了？”“我想着你有一天还是会跑的，我得想个法子把你留住。”“你已经把我留住了，还想什么法子呢。”真正说起来，晓梅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毕竟还没有履行合法的程序，但是我认为，我已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拴住了，不仅有这个家的，也有来自社会的：不论我走到哪里，都离不开梆子井、离不开办事处那个劳务介绍处，我的活动范围也只有这方寸之大。可是同时，社会又冠以我“社会青年”的称号，似乎我和奶奶、和梆子井的居民还是有些区别的。这种区别，就目前看来，也仅仅体现在：我已经作为一个合格的劳动力被社会启用了。但是社会在启用我的同时，又让我时刻记住，你不过是梆子井的一个居民，还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劳动力！这似乎是一个矛盾，最终，也必然由它的制造者来解决。终于有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