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页
39、有关部门趁周恩来外出，对西花厅旧房进行保护原建筑物的修缮，把地面方砖改成地板，墙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还添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周恩来回京后指着房间里的新添家具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出去。否则，我不进去!”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40、1956年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到北京中国照相馆照相，准备出国时送给外国元首，要照相馆再多印几张。照相馆职工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特意精心印制了4张12寸照片赠送总理。几天后，周恩来让工作人员前去结账，要求照相馆开两张单子，一张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钱，另一张是总理自己留下的几张照片连同照相馆赠送的那4张，由总理个人付钱。
41、周恩来十分重视数字和百分比的准确性，不允许用“估计”“大概”“差不多”的字眼回答问题，更不允许不懂装懂。对计划项目，数字要详细审查，亲自笔算。有一次为了及时核实粮食定量，已经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的周恩来，一进卧室便戴起老花镜聚精会神地计算起来。前去送药的护士见此情景心疼地说：“像这样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周恩来严肃地说：“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问题。”
42、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召开七届二中全会。2月底，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来到西柏坡。为了保证会议安全，周恩来找来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汇报准备情况。他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他不仅想到敌人可能从地面上来，而且还想到如果来了空降部队该怎么办。
43、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来泼污水。9月20日，北京305医院做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问题”的专题报告讲话录音稿。还让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看了一遍稿子，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术室时，他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
44、上世纪60年代，为回笼货币，国家实行高价商品政策。陈云的妻子于若木花高价买了一床毛巾被，谁知第二天就降价了。花了冤枉钱，陈云却对妻子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讲。
45、建国后，王树声就任总军械部部长，按照规定有关部门打算给他修建一套设备齐全、装修较好的住房。但王树声谢绝了。他坚持不建单独小院、楼房，只建一般平房。这样，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狭窄低矮的平房里。总军械部撤销后，他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组织上决定为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开始，找的房址在玉渊潭附近，风景宜人。老将军一眼看中，正待说定，忽然看见不远处有几处民房，即问碍不碍事。规划人员说，如果要在这里建房，就动员那几户人家搬迁。王树声思忖片刻，摆手说：“还是算了吧，凭什么要撵人家老百姓!”后来规划人员在故宫筒子河畔找到一处明清时期古建宅院，当时无人居住，就请王树声过目。王树声觉得很不错，便问“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员说，这原是西藏某上层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长选中这个地方，把老房子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树声一听，连连摇头说：“不妥，不妥，少数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这是民族政策，他现在不住，以后还是会把他请回来的。再说这是古建筑，破坏不得的，麻烦你们再选一处看看吧。”又过了一阵子，规划人员在北京饭店西边找到一处无人居住的四合院。王树声一看比较满意，但一问，这原是某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王树声断然说：“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党派的机关呢。”陪同人员说他们早被红卫兵赶跑了。“那是胡闹!”王树声眉头一锁道：“民主党派关系到我党的统一政策，我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呢，他们迟早会回来的。”就这样，王树声一家仍住在原来简陋、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他去世。
46、刘少奇从小就喜欢读书，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邻右舍都称他“刘九书柜”。早年求学期间，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萧劲光回忆说：“到了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他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从苏联回国后，尽管他长期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连天的烽火前线，对于读书学习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一次新四军支队司令张爱萍去看望刘少奇，当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他进屋一看，刘少奇正在微弱的烛光下专心致志地读书，顺眼望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即便是病休期间，刘少奇也不放松学习读书。有一次，刘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觉得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于是在从北京动身时，就把厚厚的几本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塞进了行李包。刘少奇对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没什么兴趣，整天在屋里埋头攻读。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坐着读书，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动也不动，进入一种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结束时，几大本的《中国通史简编》读完了。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来读书，是刘少奇终身坚持的一种生活状态。
47、1949年8月，韶山解放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兴奋地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啊!”畅谈过后，毛泽东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你们在北京住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并解释说，“我当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要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阎长林派警卫战士金武森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买票坐火车。当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警卫们带着毛泽连、李云凤到火车站排队买票，谁知人太多了，连着两天都没买到。当晚，阎长林把警卫班班长武象廷找来谈话，叮嘱他说：“武班长，明日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一定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务”后，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到达了前门东火车站。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但售票处还是挤满了旅客。他按顺序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听见“啪”的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他走过去敲开了售票口的门，央求售票员说：“能不能售我两张票，只两张，有万分紧急的事情!”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可售票员把脸一板，不高兴地说：“没票就是没了，再说好话也不顶用。”武象廷只好找到车站办公室主任，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连着三天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主任听后，满口答应。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不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允许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