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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外是规则的挑战者，对内则追求不可抗逆的规则。
1969年，四川省大金县的原始森林树叶浓密，在大约一年时间里，15岁的王健林几乎每天要花一个多小时步行穿过林间。
当时王健林还叫“王建林”，他的母亲为他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父辈的事业是建设林业（不知因为什么，后来他更改了自己的名字）。作为阿坝州大金县森林工业局营林处一名工人，王健林的劳作内容是栽树挖坑，以及烧炭。
丛林自有其规则，但王健林从未完全屈服。某种意义上，商人王健林始终未脱离丛林。在营林处工作一年多之后，一贯大胆、有主意的他决定自己掌握命运。此后的生涯中，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作为商人，他都以少年时学会的法则对待环境：适应丛林，利用丛林，改造丛林。
起于童年
他是长子、“匪头子”是穿行于林间的劳工。
管理10万人的王健林最初的管理生涯，应该始于他童年的“孩子王”和“兄长”身份。没有证据证明童年王健林有什么野心，但至少能够断定的是，他对商业所知不多。4岁时，他跟随家人远离了中心城市的生活。
他的父亲王义全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1958年，王义全受四川省林业厅的指示，带着妻子秦嘉兰和4岁的王健林到大金县负责组建森工局。从1958年到1972年，王义全在大金县（1960年改名金川县）生活了14年。
1950年代举家迁往大金县城是一件幸运的事。“外面都在饿死人，我们还能一个星期打一只兔子吃。”紧邻着藏区的阿坝州有不少荒山，母亲秦嘉兰独自一人过铁索桥去对面山上开荒，种苏联甜菜，自己养兔子。王健林幸运地没有饿肚子。
王健林是家中长子，当时已成为大人最得力的帮手。白天，他的父亲要去开会议，负责森工局档案管理的母亲则忙于日常工作，晚上还要去地里开荒。照顾4个弟 弟的责任只好全部落在王健林身上。“老大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他聪明能干，弟弟们都愿意听他的。”母亲的话语系统里始终是童年那个可以依赖的儿子。
在青春期到来前，王健林很好地扮演了家中这个“长子”的身份，这种处于家庭中心的心态也让他在外面成为孩子们的中心。
“他是个匪头子，是一群孩子的头。”王健林少年时的朋友陈志阶说。在四川话中，说一个孩子是“匪头子”意味着，这个孩子不喜欢墨守成规，是集体中的不安分者。童年的王健林留给周遭人的印象都是独立、有想法、调皮。
与众多森工局职工子女一样，王健林幼时就读于在大金县东方红小学，之后进入金川中学。但他在大金的教育经历一共只有7年。陈志阶回忆：“森工局内部要招收职工子女，到营林处去工作，他就从学校出来，成为营林处的职工。”
营林处的工作是一项苦活。同是林业工人的陈志阶对此有着痛苦且深刻的记忆。当时城里的孩子不大愿意去，都是从农村招的工。“他能吃苦。”陈志阶说。
从家属区到工作地点，王健林要爬一个多小时的山，如此反复的过程维持了接近1年。没人知道在这一年多中，林业工人王健林都在想什么。但在营林处工作了1年多之后，他决定去当兵。
王健林当兵的想法得到了母亲秦嘉兰的支持，这位老红军的家属认为，子女应该继承前辈的光荣传统，家里的老大就应该是个军人。
参军后，王健林改掉了自己原先的名字“王建林”。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出走，以后这种“走出去”的行为在他身上不断闪现。
军队系统少有的叛逆者
他像海绵一样吸收部队组织规则的优点。
几十年后重新审视这个男孩在军队的成长，可以看到他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部队组织的规则，并牢牢记住这些规则的优点。在未来的商业竞争里，他提取记忆，按照军队规矩打造自己的商业帝国。
但当年的王健林并不是一个好的规则执行者，童年的叛逆仍然延续。参军8年后，1978年，他被晋升为排长，并进入大连陆军学院学习，正是从这时起，他对此前服从的规则开始提出挑战。
军事课教师张昌军说，在军校，很少有人站出来反驳教师，但王健林经常提一些让张昌军无法回答的问题。
一次，张昌军讲到用火炮射击敌军坦克的战术：射击坦克的时候，应该在坦克拐弯时，在弯道的内侧埋伏好火炮和炸药包。“这个是军内公认的理论，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教材上面也是这么写的。”张昌军说，但王健林表示反对，并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第二年教材改版时，王健林的建议被张昌军写进教材，“新教材一直到2004年陆军学院解体的时候都还在用。”
1979年的8月份，王健林从大连陆军学院毕业，由于成绩优秀，留在学院的大队当参谋。留校后，王健林很快表现出另一种才能，那就是写文章和诗歌。因为 文笔好，王健林被调到学院的宣传处当干事。最主要的一项工作是负责动员学院的军士报考党政专修班。这是王健林给自己制造的众多机会之一。
正是负责党政干部专修班的经历，让王健林从一个原本相对封闭的普通军队干部，开始转型为市场化的人才。“因为要经常跟高校以及政府的各个部门联系，王健林开始走出营房，那时他经常去省里（沈阳）和各种人接触，大连市内的就更不用说了。”
1983年，王健林就读辽宁大学党政专修班，并在1986年以优秀的成绩毕业，获得经济管理专业的学位。
1986年，因为表现优秀，32岁的王健林调任陆军学院管理处任副处长，属于副团职干部。而王在管理处的主要工作除了负责整个学院的后勤保障，还肩负与大连政府以及官员打交道的任务。
那段期间，王健林开始认识级别更高的社会人士，处理更复杂的关系。
实际上，外面的世界也不一样了。1986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第8年，政府转变思想，提出“经济建设是大局”，市场化建设正逐渐脱离原本的计划经济，而这一切，只要走出军营大门就能看到。王健林显然比别人更早做好了投向市场的准备。
富贵败中求
起初万达付出很大代价，但王健林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已经60多岁的陆民杰对王健林来说有着双重身份，在王健林的军旅时期，他是大连陆军学院的学员队长，是王健林的直属上级。从部队转业后，他投奔王健林的万达集团，成为王的下属。
陆民杰说，十几年来，像他这样陆续投奔王健林的战友至少有20人。在军队中，同生共死的战友关系就成为一种最值得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曾帮助过王健林。陆民杰说，王健林的事业之初，获得第一桶金就是在昔日战友的帮助下。
1988年，西岗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王健林觉得自己可以走出机关，走出去试试。
西岗区政府下属的西岗区房屋开发公司，成立没多长时间，老总就因为经济问题被追究，公司负债好几百万，为了甩掉这个包袱，政府领导表态：谁有本事把这个公司接了，把贷款还了，这个公司就给谁。不安于现状的王健林决定接盘。这个公司成为万达的前身。
他凭借棚户区改造项目赚了第一笔钱。但项目开始前，公司受当时政策限制，拿不到国家计委下发的配额，王健林就跟自己的老战友（时任大连某国有公司总经理）商量，借用他的指标。陆民杰了解到，王健林创业初期，缺乏资金，也是一位在某银行支行出任行长的老战友帮助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