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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悄悄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这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
刘胡兰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第12篇: 党史经典故事
1966年的一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钱学森等我国著名的核科学家都参加了此次会议。
周首先作了一些背景介绍。当时，我国虽然研制出了核弹，但帝国主义却攻击我们“有弹无枪”，意即我国虽然有了核弹，却没有相配套的运载工具。这次会议的目的，便是请钱学森等科学家探讨解决所谓的“有弹无枪”问题。
会上，科学家们集思广益，并与周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周听取了科学家们的意见建议后，打电话向毛主席请示。
放下电话，周说：“毛主席同意我们的方案，并赠给大家16字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听到周传达的指示，在场的科学家陡然觉得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有人甚至倒吸了一口气，许多人都因为这“万无一失”的标准，而感到深深的压力。毕竟，核弹的相关科学研究工作难度极大，不确定因素很多，要做到绝对意义上的“万无一失”，是几乎不可能的。
周敏锐地察觉到了科学家们的面部表情以及心理变化，他的一席话令在场的科学家们如释重负，思想负担一扫而空。周解释说：“什么叫万无一失?把想到的、发现的，都认真解决了，就叫万无一失。没发现的、解决不了的，是吃一堑长一智的问题。打枪还有卡壳的时候呢，别说导弹了。放心吧，只要认真做了，出了问题，领导来负责，我周恩来负责。”
周的睿智早就在世界范围内传为美谈。这一次，周以敏锐的观察能力，捕捉到了科学家们的心理变化，于是他巧妙地解释了“万无一失”的含义，成功化解了科学家们的压力，堪称又一次经典之语。
第13篇: 党史经典故事
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第14篇: 党史经典故事
农忙1942年年底，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毛主席更忙了。
他有个习惯，喜欢晚上办公，有时一忙就是一个通宵。这样，毛主席的睡眠时间就越来越少了。
大生产运动期间，他常常忙一晚，第二天下午照例还要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们一块去参加劳动。那时，熊云在中央机要科当译电员，他们跟主席一块住在枣园。
枣园有一排窑洞，用两道墙隔成了三个院，主席住在北边的院内，机要科住在中间的一个院里。机要科的同志们见主席工作那么忙，休息时间却那样少，很担心他累坏了身体。
趁主席到地头去的当儿，他们几个机要员一合计，就抢着跑到主席面前，提出帮他挖地。主席慈祥地笑笑，望着他们这一帮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摆手示意不让他们帮助，并说：“你们挖的地，不算我的劳动，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
就这样，毛主席用了几个下午的时间，亲手挖了两亩多地，并在地上浇了水，上了肥，种上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绿油油的蔬菜、丰硕的果实缀在枝头上，把枣园的后山坡装点得更加美丽了。
二、有轿车不做延河畔响起的隆隆马达声和清脆的喇叭声，吸引着延安军民。警卫战士们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老红军杨辛克，贵州松桃人。
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后任抗大学员、八路军129师358旅教育干事、指导员、公安总局科长、豫西地区副专员、贵州省工业厅副厅长、省经委副主任。
1983年6月，杨辛克同志向我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延安坐车还是骑马而引发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步行。
一位华侨送给延安两辆小轿车，警卫战士们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主席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主席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台配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老总，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
三、毛主席对毛岸英“约法三章”“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毛主席对自己儿子的“约法三章”。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常常都是因子女而引发的，如果他们也用毛泽东的这个“约法三章”，党内又何来因子女而产生的腐败呢?田志芳，四川广安人。
1933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营长、团参谋长，建国后，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车管处处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军事代办处顾问。如今回想起，1983年12月他跟我说的延安时期毛主席对儿了毛岸英严格要求的故事，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再一次油然而生。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机关大食堂吃晚饭时，田志芳发现新来了一位同志，高个、宽肩、体格健壮，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军装，显得很精干。他发现这人有些面熟，在哪见过呢?寻思半天，可怎么也没想起来。
吃完晚饭，田志芳来到杨家岭沟口的花园。这里原来是个墓地，叫杨家坟。
中央机关搬到杨家岭后，就在这里种上花草、瓜菜，便成了个小花园。这会儿，红茸茸的鸡冠花、紫幽幽的牵牛花、黄橙橙的南瓜连成一片，别有一番情趣。
田志芳在一个石羊背上坐下，掏出整风文件准备看上两页。这时，只见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一个青年慢慢走来，细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
他们一边走，一边亲切交谈，从他身旁走过。他连忙问身边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谁啊?”“那是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回来。”
“毛岸英?”“就是毛主席的儿子。”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脑门，怪不得面熟呢，原来是毛主席的儿子。
可他又有了疑问：“怎么毛主席的儿子还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刚从苏联回来，能吃惯咱这小米饭、山药蛋?”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说：“毛主席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给毛岸英‘约法三章’，要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啊，原来是这样。
过了一段时间，看不到毛岸英同志来大食堂吃饭了。后来，在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前夕，毛岸英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