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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特种兵之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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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7 行刺

书籍名:《我是特种兵之英雄本色》    作者:司马鸿飞


        当年清室让位时,东陵不仅设有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而且还有旗兵、绿营兵驻陵守护,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承担陵寝一切事务(我是特种兵之英雄本色887章)我是特种兵之英雄本色。但是随着世事的变迁,东陵渐渐脱离清室的掌握,落入北洋军阀手中。护陵大臣名存实亡,常不在官署,不仅不能有效保护陵墓,反而串通他人,倒卖财物。于是,对东陵的破坏与日俱增,直至有人企图全面挖掘偷盗,大发横财。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成功。其时,孙殿英率部驻防在蓟县的马伸桥,此地离清东陵仅一山之隔。当时有个惯匪马福田,探知东陵地区无人看守,就伙同其他匪徒窜到东陵盗宝。孙殿英闻讯,抓住这个时机,调动一团兵力,开到马兰峪,以军事演习为名封锁了马兰峪东陵,打跨了马匪后,把东陵三十里内戒严,顺势掘东陵。

        7月上旬,孙殿英部以军事演习施放地雷为名,驱走全部守陵人员,封锁关隘,实行戒严,大肆洗劫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由于封锁严密,所以外界虽有传闻,却不明真相。在动手盗陵的第三天,谭温江前往北平晋谒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打探风头,一见风平浪静,次日马上返回东陵,放手盗掘。盗墓之前,孙殿英先致函遵化县知事,以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为由,要求遵化县代雇骡马车30多辆,以便从其他地方装运军粮。就这样,孙殿英便为转运盗墓财宝铺好道路。

        当年留下的照片表明:起初,匪兵们并不知道地宫入口,而是遍地开挖,宝顶上、配殿外、明楼里都留下了他们挖掘的痕迹。1928年7月盗墓队最终找到了地宫入口。原来,在高大的明楼后面,有一个”哑巴院”,传说招募的工匠都是哑巴,以防止工人泄露工程的机密。

        在哑巴院北面的琉璃影壁,影壁之下就是地道入口。清东陵的陵寝结构大同小异。琉璃影壁下正隐藏着地宫入口。如果从正面横向挖掘,会遇上条砖砌死的隧道;如果从宝顶上垂直往下开掘,则会增加多倍的距离;而如果从琉璃影壁下直接坠入,便能就近打通金刚墙,从最短途径进入地宫。

        能找到这个捷径的人,恐怕熟知内情。慈禧陵和乾隆陵稍有不同,由于封建等级制度的限制,慈禧陵没有哑巴院。在明楼底下进入古洞门,过道尽头则是一道内部浇铸了铁筋的墙壁,它的里面就是”金刚墙”。地宫的入口就在这金刚墙下。

        东陵修建得十分坚固,要完全刨开地砖不是件容易的事,匪兵们盗宝心切,便动用了**。在硝烟弥漫的残砖断石中,再向下深挖数丈,终于呈露出一面汉白玉石墙,它就是金刚墙。从墙中间拆下几块石头,露出一个黑森森的洞口。

        一进宫门,匪兵们便被宫中金碧辉煌的建筑迷住了,他们疯狂地抢掠着,从脚下的金砖到天花板上的金龙,无不被他们夺走。而谭温江此行的最大目标是要找到慈禧的地宫。入地宫的路径非常隐秘,匪兵们一时无法找到。一位曾在这里建陵的老人,说出了地宫的门路。地宫的入口找到了,但十分坚固,普通器械根本无法打开,最后,他们搬来**,这才打开入口。

        孙殿英炸开慈禧太后的定东陵,得慈禧叶赫那拉氏之尸,虽历经十数年而不腐。孙部从金椁内棺盗窃了大量稀世珍宝。但他仍不满足,再掘乾隆皇帝弘历的裕陵,他亲自进墓点视宝物,得珍珠、翡翠、玉石、象牙、雕刻、字画、书签、宝剑等无算。装了四五十箱,加封盖章后拉回军营。后来他回忆说:”乾隆的墓堂皇极了,棺材内乾隆尸体已化,只留下头发辫子。陪葬宝物不少,其中最宝贵的是颈上的一串朝珠,一百零八颗中最大的两颗是朱红色,和一柄九龙宝剑,剑鞘面上嵌了九条龙,剑柄上嵌满了宝珠……”

        从清内务府的《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和李成武的《爱月轩笔记》所载,可见慈禧墓的随葬品之巨,价值之连城。关于乾隆裕陵中的宝物,因无详细记载可查,仅能根据发现的赃物及孙殿英部盗墓时所用的车辆之多来推算了。早在盗陵之前,孙殿英就曾以”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为名,向遵化县征调大车30辆,可想而知这30辆大车要装多少宝物。

        另外,从截获和上交的盗陵赃物也可看出。孙殿英、谭温江等盗掘东陵后急于想销赃,四处活动国内外有关人士。谭温江等人潜入北平(今北京),暗中委托古玩商黄百川代销珍宝,被卫戍司令部截获。

        8月4日,青岛警察厅侦探队在大港码头缉获孙殿英部逃兵张岐厚等三人,查获其携带的宝珠36颗。据张交待,其还在天津卖了10颗,得币1200元,这46颗宝珠是在慈禧地宫捡到的。一个士兵尚且能拥有46颗宝珠,那连、营、团、旅、师、军长所得的宝物就可想而知了。

        8月14日,天津警备司令部又在海关查获企图外运的东陵文物,计有35箱,内有大明漆长桌1张、金漆团扇及瓦麒麟、瓦佛仙、瓦猎人、瓦魁星、描龙彩油漆器、陶器等,系由某古董商委托通运公司由北平运到天津,预备出口,运往法国,所报价值2。2万元。

        与此同时,在遵化截获所谓国民政府内务部接收大员宋汝梅企图携带的铜质佛像24尊,以及乾隆所书用拓印条幅10块。在东陵案发两个多月后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上交东陵文物中,有金镶镯、红宝石、蓝宝石、碧玺、汉玉环、翡翠、红珊瑚龙头、花珊瑚豆、玛瑙双口鼻烟壶、白玉鼻烟壶等300余件。由此可见孙殿英部所盗宝物之巨。

        孙殿英掘墓盗宝被发现后,满人哗然。部分旗人团体,以及逊清皇室,包括居住在天津日租界(张园)的溥仪等满人上告到蒋介石那里,要求严惩。此事一时轰动全国。

        孙殿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刀砍斧劈**炸,肆无忌惮地盗掘清东陵,理应受到制裁,但这一通天大案最后却不了了之(我是特种兵之英雄本色887章)我是特种兵之英雄本色。东陵盗墓之时,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党政军要员正在离东陵仅100多公里的北平,举行告祭孙中山、庆祝北伐胜利的活动。由于孙殿英严密封锁消息,故北平的要员们竟一无所知。盗墓的第三天,孙殿英还派谭温江到北平晋谒徐源泉,实为打探风声,见风平浪静,谭次日即返东陵禀报孙殿英,孙更加放手掘墓。直至盗墓部队西去,北平方面仍一无所知。直到8月初由于谭温江急于到北平销赃,与所委托供销珍宝的古董商同时被擒,才东窗事发,全国哗然。最早披露这一丑闻的是路透社,该社于醒目标题刊出,之后全国各大报均于予以转载。

        盗案披露后,许多民众团体纷纷电请国民政府,呼吁究查主谋。文化维护会电请严办盗东陵人犯,从速收缴殉葬诸物,修葺陵寝。民族精神振兴社申请:皇陵者,我民族精神之象征也,盗陵者乃民族败类。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指出:乾隆、慈禧帝后陵寝工程坚固,断非少数人最短时间所能掘破!国宝整理委员会吁请当局:速收缴被盗国宝,严防流出海外。

        在全国声势浩大的声讨声中,国民政府不得不摆出一副整饬军纪、维护公理、严惩主犯的阵势。蒋介石宣称:呈文具悉,通饬所属,一体严密缉拿,务获究办,毋稍宽纵。遵蒋介石手令,北平地方法院派检验吏俞源前往东陵检验乾隆和慈禧棺木。阎锡山电河北省主席商震派兵保护东陵,警备司令张荫梧派兵保护西陵,商震又限令遵化县府严缉盗墓正犯,依法惩办。国民党要员们如此“轰动”了一番,但在谁是盗陵主犯上却含糊其辞,有时称之为“直奉联军某部”,有时称之为“逆军残部”,或“某方残军”。以国民政府委员刘人瑞为首的调查人员,前往东陵开始调查。

        刘人瑞一行到东陵后,沿途见陵墓被盗的遗痕,他们在裕陵墓道捡到铁尖锄一把,这种尖锄系工程兵所特有,非农民之物。又在马兰峪街发现孙殿英的告示、旅长韩大保的告示各一张。了解附近居民陵户,皆谓听到两陵方向传来的爆炸声。不时有军人到街上购燃料,人人腿脚都沾有地宫灰泥。又有人禀报,正值盗墓,见到孙军长夜间乘汽车自马伸桥至马兰峪。然而,就在政府大员调查之时,孙殿英却坦然自若,竟以十二军军长和案情以外的”第三者”身份,向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递交呈文,为盗陵的要犯、第八师师长谭温江辩护,罗列谭与盗陵案绝无关系的种种理由。

        东陵被盗一个多月,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国民政府方面虽派过大员勘查,却无善后办法。寓居天津张园的末代皇帝溥仪闻讯后痛哭,即在张园设灵祭奠,并电报召北京皇室宗亲以及清室遗臣速来津商讨善后事宜。一连两天两夜召开的“御前会议”,决定派宝瑞臣、耆寿民、陈诒重等人前往东陵勘查,办理一切善后事宜。8月18日,宝瑞臣等70余人乘车驰赴东陵。到东陵后,首先对乾隆、慈禧二陵及其他陵进行勘查,然后着手帝后的复葬。原打算按乾隆、慈禧长幼辈序,先重葬乾隆,再葬慈禧。

        但因当时乾隆的裕陵地宫积水很深,需排干水后才能复葬,故先到菩陀峪定东陵复葬慈禧。当然,在这些清室遗臣们面前呈现的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况。直到8月31日,乾隆遗骨才被复葬。自东陵被盗后,清室遗臣多次到卫戍司令部要求严惩盗陵凶犯,但要犯谭温江却被保释出狱,其他盗陵人犯又多逃出北平。

        徐源泉看了孙的呈文,叫人捎信给孙,给孙指点迷津:你孙殿英这次办事太过莽撞,冒天下之大不韪,各方已经大哗,我也难以一手遮天,进行庇荫。可是有关关键人物你们都要设法疏通,行与不行,看你们的手段。你们这回掳获不少,外人传说有几万万,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要想把风浪平息下来,你们要下大本钱。甚至各军团长、各军长门前也要设法打点,只要他们不群起而攻之,民众方面是可以压服的。孙殿英心领神会,连忙从东陵赃物中挑选一批珍贵的,其中一柄九龙宝剑,剑面上嵌有九条金龙,剑柄上嵌有宝石,孙托戴笠送给了蒋介石;另一柄宝剑托戴笠送给了何应钦。

        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据说是代表十八罗汉,是无价之宝,那最大的朱红色的两颗,孙在天津时送给了戴笠;慈禧的枕头是一个翡翠西瓜,孙托戴笠送给了宋子文;慈禧嘴里含的一颗夜明珠最为珍贵,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孙将这件宝物也托戴笠送给了宋美龄。孔祥熙和宋霭龄见后十分眼红,孙便又挑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并将价值50万元的黄金送给了阎锡山。

        孙殿英辩解说:”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有同盟会、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冯焕章(冯玉祥)用枪杆子去逼宫,把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皇族赶出了皇宫。我孙殿英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不管他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

        并说:我发掘满清东陵,有3个好处。第一,满清入关之时,大兴文狱,网杀士人,象吕留良,戴名世这样的人,都被开棺戮尸,我虽不才,亦知道佛经有言,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第二,满清统治三百年了,搜刮的财帛不知多少,今天我发陵,是为通天下财货,收运转之利,丰藏国库。

        自东陵被盗后,清室遗臣多次到卫戍司令部要求严惩盗陵凶犯,但要犯谭温江却被保释出狱,其他盗陵人犯又多逃出北平。各界人士纷纷电请政府,要求从速秉公处理,北平总商会请求组织特别法庭审判此案。不得已,阎锡山电令卫戍司令部从速组织军事法庭,军事法庭由商震上将任审判长。

        迫于舆论,陆军监狱马上将保释在外的谭温江重新收押,听候审判。与此同时,第六集团军总指挥徐源泉也将谭温江以前呈报所谓马兰峪剿匪所得的东陵珍宝加封保存,移送卫戍司令部,并向外界表示对部下决不宽贷。东陵盗案于1928年12月中旬由军事法庭开庭调查,此后即归于沉寂。

        直至次年4月20日方开庭预审,至6月8日终审。预审中,主犯谭温江拒不承认盗掘一事,而主谋孙殿英更是逍遥法外,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编**第二旅旅长,并协同任应岐讨伐张宗昌。6月15日,军事法庭决定拟出审判书呈报中央,将谭温江等嫌疑犯在押,故久悬未决的东陵盗案结束。

        军事法庭上报几个月过去了,因案情盘根错节,难以判决。这时孙殿英已率领军队到陇海线上与阎锡山、冯玉祥取得联系,又在嵩山附近民军中收抚了两万多人,深得阎、冯的器重。经孙殿英与阎锡山交涉,谭温江亦被释放。以后孙殿英不断加官进禄,提任安徽省主席、暂编第五军军长。在抗*战争时期,他和庞炳勋投敌组织新五军。*本投降后,他又成为”曲线救国”的”忠臣”,

        1930年春,在中原大战酝酿期间,孙殿英依附于冯、阎。被委任为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孙殿英叛蒋而改投冯、阎,令所部开赴豫东、皖北布防,自率一部进驻亳州。

        中原大战开始后,蒋介石派出大军**万人向孙部防区进攻,4月,亳州城被围,孙殿英一边抵抗,一边向冯、阎求援,冯玉祥派孙连仲率五个师驰援亳州,至7月,亳州被解围,历时九十余日。亳州解围后,孙殿英率部退至朱仙镇。

        不久,所部被蒋军击溃,逃往黄河。不久,张学良率部入关,冯、阎失败,孙殿英率部退到山西,驻防晋城一带,张学良将孙部改编为第四十师,孙殿英任师长。

        1934年春,孙殿英率部向西北推进。当时,青海军阀马步青、马步芳,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都不愿孙殿英染指西北,他们联合起来,发起了“四马拒孙”之战。四马联军约4万余人,孙殿英兵力约7万人。孙殿英久攻宁夏城而不克,旅长杨干臣、于世铭等阵前倒戈,正在进退两难之际,阎锡山又出兵断其归路,蒋介石又趁机明令撤销其本兼各职,孙殿英被迫东撤,于4月初返抵包头,后前往太原晋祠暂时隐居,残部被阎锡山收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殿英升任第四十一军军长。1932年2月,*军三万余人向热河进攻,孙殿英奉张学良之命率第四十一军由山西驰援热河,向赤峰前进。当时,驻守热河的东北军汤玉麟部和万福麟部与敌一触即溃,*军如入无人之境。孙殿英部进抵赤峰,即展开阻击战,相持达七昼夜,后退往猴头沟门,继续与敌作战十余日,最终战败而后撤察哈尔。

        他的部队虽在抗战中受到很大损失,但他吞并了汤玉麟的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团以及其他义勇军,依然保存着一定的实力。为了扩大影响,抬高自己的地位,他请出进步人士李锡九为高等顾问,韩麟符为政训处处长,**党员宣侠父为秘书长,还吸收了不少**党、团员和*派青年到部队。

        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战同盟军。孙殿英防地与同盟军的防地接壤,冯玉祥派人与孙殿英接洽,争取他加入抗战同盟军。蒋介石也派人以察哈尔省主席为饵唆使他攻打同盟军。孙殿英左右为难,对双方也不表态。蒋介石为了杜绝他和冯玉祥的联合,任命他为青海屯垦督办,令其部离开察哈尔,前往边远的青海,准备在中途将其全部解决。

        1936年2月,在冀察地区的宋哲元,邀请孙殿英到北平,任命他为察北保安司令,但不过是空衔而已。1937年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又加委他为冀北民军司令。孙殿英设司令部于房山县城,大批收容由北平溃退下来的士兵、警察、土匪,很快即由一个“光杆司令”发展到三四千人马。

        其后,孙殿英撤退到冀南山区,队伍又发展到一万多人。1938年夏,孙殿英在武汉经戴笠引荐见到蒋介石,蒋介石给了他一个暂编第五军的番号,孙殿英感激得称蒋为“再生父母”。1939年,孙殿英由冀南撤至豫北林县一带,所部改为新编第五军,以邢肇棠、康祥为副军长,归庞炳勋指挥。孙殿英利用庞炳勋的保护,避免与国民党嫡系部队直接冲突;利用邢肇棠和八路军的关系,从八路军处解决一些服装、弹药。孙率其新五军在河北、豫北多次与*军作战。同时,他又和*本人也有来往。在他的新五军军部附近,他开设了三个招待所,分别招待国民党将领、八路军和*本人,可谓“狡兔三窟”。

        4月,*军出动二十万人进攻太行山区。4月23日,*军将孙殿英部防地四面包围,被包围的孙殿英率部投降日军,当了汉奸“和平救**”,配合*军多次和我军作战。之后,*军将他送到新乡,在新乡设伪新五军司令部。随后,*军要孙殿英诱降庞炳勋。孙殿英知道庞炳勋抽惯了自己特制的烟膏,必然会派人到镇上购买烟土,因此而将庞炳勋诱捕,庞炳勋投敌。*军给他们以“第二十四集团军”的番号,庞任总司令,孙任副总司令,均驻在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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