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却在我心中留下了奇怪的空白，在经过了四十五年漫长的时间后，那空白仍然无法完全抹去或被其他东西取代。
在这样漆黑的深夜里，我被自己的欲望驱使，想要挥笔尽可能将一切记下，除非我迅速退化的记忆力又违背了我的意愿，将她抛诸一旁。这种情况总有一天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我想我别无选择，只能尽量将所发生的细节呈现出来。我记得，在她离开物理和植物协会公园之后的那个星期五，《标准晚报》的早版中，有一个简短的公告，从它刊登的位置来看，报社显然觉得它并不是什么大事。它的内容是这样的：
今天下午，在圣潘克拉斯车站附近的铁轨上，发生了一桩不幸的意外，一名女子被火车撞至身亡。伦敦地区及西北铁路公司的火车司机伊恩·罗麦克斯说，下午两点半，他看到一个撑着阳伞的女子朝正在开动的火车走来，他十分惊讶，但实在无法在火车撞到她之前让车停下，于是他鸣笛警告，但女子仍然走在铁轨上，没有任何要躲开的意思。最终，她被火车撞倒，强大的冲击力撞碎了她的身体，她被抛到离铁轨很远的地方。随后，人们在仔细检查了这位不幸女子的随身物品后，确定她就是住在福提斯林区的安妮·凯勒。据说，她的丈夫极度悲伤，到目前为止尚未正式说明她走上铁轨的原因，但警方正在加紧调查事情的真相。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凯勒太太突然身亡的所有信息。虽然我已经花了大量的篇幅来阐述关于她的故事，但我还是想再提一提她去世后第二天早晨的事。那天清晨，我用颤抖的双手戴上我用来伪装的眼镜和假胡须，在从贝克街走到福提斯林区的一路上，我都努力保持着镇静。走到她家，大门缓缓为我打开，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托马斯·R.凯勒无精打采的脸以后他身后模糊的黑影。对我的到来，他显得既不惊愕，也不鼓舞，而我的伪装也没有引来他任何疑问的神情。当他平静地开口说“请进”时，我立马闻到一股强烈的赫雷斯白兰地的气味——更准确地说，是朗马克特制白兰地的气味。我想跟他说的几句话一时也说不出来了。我跟着他默默地穿过拉着窗帘的房间，经过楼梯，走进了只点着一盏台灯的书房。灯光照在两把椅子上，椅子之间是一张茶几，正放着两瓶我在他呼吸中闻到的那种烈酒。
就在这时，我无比怀念起约翰来。他可以用精心构思的细节和几近夸张的修辞，把平凡无奇的故事变成让人感兴趣的话题，这才是衡量一个作家真正才华的标准。但当我自己写自己的故事时，却没有能力写出那般华丽而精致的文字。不过，我会尽我所能，尽量生动地描述此刻我的客户的悲伤情绪。当我坐在凯勒先生身边，向他表达我最深切的同情时，他几乎什么都没有说，只是一动不动地把胡子拉碴的下巴垂在胸口，整个人仿佛陷入了昏迷的恍惚状态。他空洞呆滞的眼神盯着地板，一手抓着椅子扶手，另一手紧紧地握着白兰地酒瓶的瓶颈，但在疲惫不堪的状态下，他已经没法把瓶子举到嘴边了。
凯勒先生的举止出乎我的想象，他并没有把她的死怪罪到任何人头上，而当我说到他太太没有做错任何事时，我的言语听起来是那样空洞无力。如果她在他不允许的时候，就没有再去上玻璃琴课，如果斯格默女士真的是被误解了，如果她绝大多数时候对他都是诚实的，那又怎么样呢？但我还是透露了一些她隐瞒的事情，我说起了波特曼书店小小的花园绿洲，说起了她从书架上借走的书，说起了她一边看书一边听玻璃琴。我也说到了书店后面能让她直接走进小巷的后门。我还说到了她漫无目的的散步——沿着小路，沿着狭窄的巷子，沿着铁轨边，还有，她是怎么自己找到物理和植物协会的花园去的。尽管如此，我没有任何理由提起斯蒂芬·皮特森，也没有必要说起她曾与一个动机不纯的男人共度午后的时光。
“但我还是不明白，”他在椅子上扭动了一下，把痛苦的目光转向我，“是什么让她这样做的，福尔摩斯先生？我真的不明白。”
我也曾经反复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也没有找到简单的答案。我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腿，又盯着他充满血丝的眼睛，他的双眼似乎被我的目光锁定，又再度带着倦意看向地板。
“我没法确定，我真的说不出来。”
也许解释有很多，但我在心里反复思量，没有一个是能令人信服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未出生的孩子让她深陷无法承受的痛苦。还有一种解释是，传说中玻璃琴的魔音在某种程度上掌控了她脆弱的神经；或者，她是被不公平的生活逼疯了；又或者，是某种未知的疾病让她疯癫。我找不到其他更有可能的解释，所以，只好花费无数个钟头，将这些解释一遍遍筛选，一个个比较，但仍然没有满意的结果。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发疯是比较合理的解释。她对玻璃琴狂热无休的痴迷已经说明了她的天性中某些神经质的方面。她曾经把自己锁在阁楼，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还创作乐曲，召唤未出生的孩子，这就更加支持了她可能发疯的理论。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女人会坐在公园长椅上看浪漫小说，对花园里的花朵和生物有着深切的共鸣，与自己、与周围的世界也似乎完全能和平共处。虽然受到精神疾病困扰的人也可能展现出许多自相矛盾的行为，但她的外表确实没有任何精神错乱的迹象。实际上，在她身上，完全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征兆，预示她有一天会迎面走向疾驰的火车。如果她是一个会轻生的人，那她又为什么对春天里生长、繁荣、盛开的一切如此醉心呢？我无法得出能解释真相的结论。
不过，还有最后一个看似相当可能的理论。在那段时间，铅中毒不算是罕见的疾病，尤其在很多的餐具、厨具、蜡烛、水管、窗框、颜料和白镴水杯中都能找到铅的存在。毫无疑问，玻璃琴上的玻璃碗和每个碗上用来区分不同音调而涂的颜料也一定是含铅的。我一直怀疑，慢性铅中毒就是导致贝多芬疾病缠身、耳聋，以致最后死亡的原因，因为他也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练习玻璃琴的弹奏。所以，这个理论还是很站得住脚的，我下定决心要证明它的正确性。可很快，我就发现凯勒太太没有任何急性或慢性铅中毒的症状，她并没有步履蹒跚，也没有抽搐、腹痛或智力衰退。虽然她有可能从玻璃琴之外的地方接触铅而中毒，但我又想起来，她之前萎靡不振的状态在接触了玻璃琴后并没有加重，而是减轻了。再说，她的双手也可以打消这种怀疑，因为它们并没有在指尖附近出现斑点或蓝黑色的印记。
不，我终于得出了结论：她既没有发疯，也没有生病，更没有绝望到癫狂的程度。她只是出于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选择从这个人世上消失；也许，她是把这作为生存的对立方式。直到现在，我仍然会想，对少数特别敏感的灵魂而言，生命的创造是否既美丽，又恐怖，而当意识到这一对立的二元性时，他们是否别无选择，只能自行离开。除此之外，我再也想不到更接近事实真相的解释了，可它绝对不是我能安心接受的结论。
我说完了对他太太的这番分析，凯勒先生放松地坐在椅子上，俯身向前，手无力地从酒瓶上滑落，手心向上，摊开在茶几的角落。但他阴沉枯槁的面容第一次变得缓和，胸口轻柔地呼吸起伏着。我知道，他是太过悲伤，又太缺乏睡眠了，还喝了太多的白兰地。我停留了一会儿，也给自己倒上一杯朗马克特制白兰地，接着又倒了一杯，直到酒精让我双颊通红，让我暂时忘却了身心的伤痛，才放下酒杯。很快，我就将穿过这屋里的房间，搜寻着从窗帘边缘透过的微弱阳光，在此之前，我把凯勒太太的照片从外套口袋拿出来，有些不情愿地把它放在了我客户摊开的手心里。然后，我头也不回地走了，以最快的速度穿行在黑暗与光明之间，走入了一个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午后。阳光是那么明媚，天空是那么湛蓝，万里无云，就像很久以前的那天一样。
但我还不想回到贝克街，于是，在阳光灿烂的春日午后，我沿着蒙太格大街走着，我走过凯勒太太曾经非常熟悉的大街小巷，体会着她可能有过的感受。一路上，我一直想象，当我踏进波特曼书店的花园时，会有什么在等我。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我穿过空无一人的书店，走过阴暗的走廊，打开后门，站在花园的中心，黄杨木的树篱之间是一张小小的长椅。我停下脚步欣赏美景，看着围墙边四季常青的植物和玫瑰花。一阵微风吹来，我看到树篱后面的毛地黄、天竺葵和百合随风轻摆。我在长椅上坐下，等着玻璃琴声响起。我带来了几只约翰的布拉德利香烟，从马甲里拿出一支，开始边抽烟，边等待音乐。当我坐在那里，看着树篱时，花园清新的香味与烟草味混合在一起，并不难闻，可我内心深处却涌上了一种强烈的渴望与孤独感。
风越吹越猛，树篱剧烈地抖动起来，常青植物也被吹得左右摇摆。但很快，风停了，在接下来的寂静中，天色渐暗，我意识到乐声不会为我这样的人响起了。那诱人的乐器、那摄人心魄的琴弦、那独具特色的琴声，都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让我心情澎湃了，这是多么可惜。可一切怎么还会和以前一样呢？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离开了人世。如果所有的一切最终都将消散失去，如果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件事都没有最终的缘由、模式和逻辑，那又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