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a 1952－1960 b．1963－1970 c．1970－1976
d．1953－1960 e. 1970－1977 f．1951－1960
g． 1970－1977 h． 1952－1960 i．1954－1960
J．1960－1968 k．在此期限内新西兰的统计数据未与“大洋洲”的统计数据分开。
19世纪中，也有一些国家的经济迅速增长的事例，对此历史上从未作出满意的解释。美国独立之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在短短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并拥有最高的人均国民收入。另一方面，在19世纪之初，虽然联合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德语国家仍然十分贫穷，但在创立关税同盟与建立帝国之后，德国发展得十分迅速，并于1914年超过了英国。19世纪中叶，日本还是一个赤贫的国家，并在西方国家的炮舰政策下饱受屈辱；然而，就在1867－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的短短半个世纪内，它就成为世界上除欧美以外的唯一工业强国。因此，本书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三个国家在19世纪各国经济发展中表现如此突出？
更往前追溯，可以发现：在16世纪到17世纪中叶，西欧的部分地区曾发生过商业革命与较大幅度的经济增长（指总量的增长，不一定是人均收入）；随后，在18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荷兰北部诸省在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之后，经济也有很大的增长。英国与法国中央集权的王室，在剥夺了中世纪享受相当大程度自给的诸侯领地、庄园与城市的权力后，废除了各种地方杂税与禁令，从而扫除了全国统一市场的障碍，使得它们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总而言之，由于如上所述的经济发展，使西欧在19世纪完全摆脱了黑暗的中世纪愚昧地位，一跃而登上主宰整个世界的宝座。
西欧的崛起无疑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一部分原因已在许多历史书籍中阐述过。但试图用单一因素来解释这种史实是极不明智的。常见的解释并没有给出完整的令人信服的答案，更不能用于说明荷兰、英国与法国为何在商业革命中迅速发展、以及为何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等这一类带有特殊性的问题。显然这些书籍的论述中遗漏了某种重要因素。因此，在本书内提出的又一个问题就是：通常对发展原因的解释中忽视了什么重要因素？或者，更准确地说，由于忽略了什么非常重要的因素，以致于通常无法获得令人信服与满意的答案？
（四）
还有一些似乎与上述经济兴衰无关的问题，也可以用同样的逻辑推导出答案。其中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非自愿失业”，而且有时（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时期）波及到大部分劳动人口之中？经济界之外的专家们可能认为这一问题早已有了答案，但绝大多数第一流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迄今尚无令人满意的解释。在30年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Keynes）对失业与衰退提出过脍炙人口的理论，但时至今日，甚至最著名的支持凯恩斯主义与反对凯恩斯理论的经济学家们都认为：他的理论无论看上去如何引人入胜，实际上却包含了一些与事实不尽相符的个人或企业行为的假设。换句话说，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即有关总体经济行为的理论）并无坚实的微观经济理论（即关于特定市场或范畴内个体决策者的行为理论）的基础。非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学派”与“理性预期均衡学派”对于个体行为的假设是合理的，但却无法解释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实际上许多经济学家不接受这种理论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怀疑该理论所作的“自愿失业”假设能否成立。本书将首次阐明：即使在某种经济中的所有决策人均按其最大利益进行决策，仍然会发生非自愿失业或严重经济衰退。只要我们懂得了由深思熟虑的个人行为如何会导致非自愿失业，显然就可以解释过去难于设想的情况，即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即近年来所谓的“滞胀”现象。
大致与经济学家中流传“滞胀”这个不吉祥词汇的同时，许多政治学家开始使用另一个令人烦恼的字眼“失控”来描述当前社会的某种行为。“失控”一词是在英国希思政府试图以政府权威干预矿工罢工并遭到失败之后，由不少英国政治家首次使用的。在美国也用同一名词描述导致纽约市破产的政治局面。“失控”还用于政府当局无法使用其权力推行既定计划的情况。甚至像卡特政府那样，执政党在众参两院内均占大多数席位，也难逃噩运。在美国对“失控”问题的关注往往表现为处理政治问题上的片面性以及美国政党纪律性缺乏与影响力的减弱。因此，本书的次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某些现代社会带有一定程度的失控性？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政府控制其社会的能力远远不如过去那样有效？
还有一些问题必须等待我们作出了大部分的分析之后才能解释清楚，因而此处只能简单地提及。其中之一可称为“头重脚轻”的社会，这是由于大城市内经济巨头与名门望族的权力过大所造成的。这种情况最容易发生在经济不发达而政治也不稳定的国家内，同时由此引起收入的极端不平等分配。
最后一个主要问题与前述问题有所不同。由于它涉及充满矛盾与含混不清的概念，因此要花费较长的篇幅才能把问题解释清楚。简而言之，似乎可以直截了当地这样提出问题：为什么某一国家内或某一时期内阶级结构比另一国家与另一时期内更加明显与固定？但这种提问方式有含糊不清的地方：因为“阶级”一词有时用来指收入水平或教育水平不同的人群，几乎与“等收入阶层’与“教育水准”成为同义语，而此处所强调的问题则与此不同，它至少涉及社会各阶层间的对立性与排他性，或不同人群中机遇的不同与价值观念上的对抗。在英国，对阶级的理解往往就是如此，因而本书内提出的模型可以很好地阐明英国阶级结构演变的主要原因。如果有人不相信社会阶级划分会僵化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他们最好想一想印度的种姓制度是如何根深蒂固，它剥夺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参加某些活动的权利。这种对比肯定会使他们改变自己不相信社会阶级划分会达到僵化程度的观点。如上述阶级理论一样，本书用于阐明其他问题的一些理论，恰好也能用来很好地解释印度的种姓制度问题。
（五）
对于本书提出的上述许多问题，曾经有过种种答案，其中有些甚至在民间传说中早已出现过。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国家飞速成长的问题，情况更是如此。例如，日本与西德战后经济的突飞猛进，一般往往归因于战争对原有工厂及设备的破坏，从而重建过程中普遍采用了最新的技术。同样，有时将其归因于该两国人民的秉性特别勤奋，而将英国的滞后归因于其人民特别贪图“英国式”的安逸。
也许是由于英国过去很长时期内经济发展速率特别高，对其经济得失的这类肤浅的解释特别流行。近年来英国经济增长的迟缓往往归因于其工会力量过于强大及固执，或归因于其工人阶级拒绝变革及不合作的态度，或归因于其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另外一些学者则指责英国的企业家缺乏进取心理和革新精神；保守思想和轻商风气使最优秀和最博学的人才脱离企业界；以及英国统治阶级盲目追求国家“荣誉”而将财富浪费在发展“协和式”飞机这类愚蠢事务上的癖好等等。大多数这样肤浅的解释都来自对英国某一阶级的所谓特殊气质以及其僵化的阶级制度的不恰当的夸张。
这些肤浅的解释并不像稻草人那样容易推翻。与此相反，作者认为其中有一些解释是部分正确的，从而应当努力为某些肤浅的答案找出理论上的根据。在此必须首先明确一点，即上述解释仅仅是主观的臆想，而肤浅的解释不可能是理由充分的。
这种理由不充分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们一般未能用范围充分宽广的数据或事实来校验其正确程度。实际上，每个国家、地区、历史时期与个人都在许多方面具有其各自的特殊性。因此，用某种特殊属性来解释异常高或异常低的增长率，就无法辨明隐含于其中的因果关系。只有英国有伦敦大钟而只有德国人吃泡菜，但决不能把英国的低速发展归因于大钟而德国的高速发展归因于泡菜。除非这种因果关系能解释大量现象的起源，或者它们由某种普遍适用理论的逻辑严格地推导而得到，否则用它们来解释历史事件就正像用英国的大钟和德国的泡菜来解释历史事件那样贻笑大方。有时甚至仅由一个样本的统计结果就归结到该国的某种特殊属性，然后用它来解释某一现象；这无异于掷出两枚骰子恰好出现两个幺点就下结论说掷出任何两枚骰子都必然出现一对“蛇眼”一样地可笑。在某些情况下，仅仅考虑某一国家的某种特殊属性时，还会产生另一种不公正性：这种属性在该国不同地区表现程度极不相同，而且其他属性的影响有时更为显著，从而使原来的论点缺乏说服力。